汪冬莲

　　仅仅十几年时间，满川田（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一千多人口的山村）就从一个住房极其紧张、多户人家合户而居、求一间而不可得的村子，转变成空房一幢幢、房比人多的半空村。

　　以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为例，其中有一半的房子已是空屋，常年挂锁。小部分原因是生活好了，有条件的农民迁址另住新房，主要的还是举家外迁农户日渐增多，留下了一幢又一幢空空荡荡的房子。

　　即便尚未空下的房子，如果没有生活在农村的子孙，一二十年以后，随着老人们一个个离世，这些房子终究会空下来。因为已经走出去的人，多半不会回来生活了。

　　从人声鼎沸到空无一人

　　明达在满川田颇有地位。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个秀才。他的父亲，历任几届村董事，为人排忧解难，地方威望极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战争年代的开明绅士，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民主人士。明达，被父亲送去参加解放军，后来转业回家乡工作。尽管一直在外奔波，明达并没有在外面讨老婆。他的老婆，是邻村庄户人家的女儿，他家是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半边户”。

　　从记事起，明达家就很热闹，尤其在过年期间。因为老婆在家务农，三子一女都在乡下接受学校教育。老娘还在，一家人除了明达自己在外上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全都生活在农村。

　　明达家的房子非常大。徽州的房子讲究几进几出和明堂（徽州当地建筑名词，所指位置相当于现在商品房的客厅）。明达家房子的长度，是其他人家的两倍，光门就有两三个，是一套有两三进、很大开间的大宅。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刚刚开始办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明达便买了山里第一台电视机。那两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明达家成了很多乡亲的乐园。吃过晚饭，房屋堂前挤满了前来观看电视的乡亲，家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据说看完电视人群散去，偶尔会发现地上有孩子的尿迹。即便如此，明达家并无怨言。

　　三十年后回想起来，这幢阔大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的热闹，非常像夕阳西下之前的回光返照。

　　变化是慢慢开始的，明达的儿女，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生人。先是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不久接受师范类培训，去了邻县教书并嫁在当地；再是长子中学毕业务了几年农后，由父亲安排参加工作，然后是次子外出工作；最后是小儿子出去工作。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个个都出去了，最后留下了老婆和老娘，守着一幢大房子，种着大面积的承包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生育高峰期，整个社会的人口构成呈年轻化态势，老年人比较少，高龄的老人更是不多，明达的老娘算是一个。她是第一个让我们这些孩子意识到，人是会老的，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会完全改变之前的行为习惯到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步。高龄的婆婆走了后，明达的老婆一个人在大宅子里住了几年，终于迎来了老头子的退休。空落落的房子里多了一个人，比原先有生气多了。

　　让人没有料到的是，不知是不是老娘太过高寿，显得明达两口子走得太早。明达在老娘去世之后没几年，和他的老婆前后脚也走了。偌大的房子，空无一人。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时代的到来，未来的农村会发展成什么样，多少人口外流的村庄会成为无人村，实在是无法想象，还是让时间来说话吧。

　　末代徽商的后人

　　伍伟是我小学同学，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伍伟的爷爷，早年在浙江兰溪一带经商，算是最后一代徽商。伍伟爷爷在外面生意做得如何，家乡人大多不知道，只知伍伟爷爷在兰溪又娶了一房媳妇，生了几个子女。这种情况，在古徽州叫作“两头大”，是徽州商人在外经商时比较常见的做法。“三言二拍”类的明清白话小说里，不止一次提到徽州朝奉（朝奉，徽州特有的称呼，现今指的是丈夫的父亲，即公公，明清白话小说中专指在外经商的富人），家里有房老婆，在经商地又娶一房“两头大”老婆（指两房老婆不分大小，也互不来往）。

　　伍伟爷爷在老家的这房，即伍伟奶奶和三子一女，一直在家老实务农，对他爷爷家外有家的行为，没有一点怨言。两边相安无事，老家的子女似乎跟浙江那房还偶有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伍伟爷爷叶落归根，回到满川田生活。

　　这个大半辈子飘零在外的游子，回到家乡后给一大帮邻居家的孩子，带回了一个新奇玩意儿。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具体叫什么名字，只知是一套类似摄像机的设备，将眼睛贴在镜头上往里看，可以看到类似电影放映的场景，内容不外乎是孙悟空打斗之类的儿童片。那个时候乡村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放一次电影像过节一样隆重喜庆。哪个村某天晚上要放电影，四面八方邻村邻寨的年轻人都会相约着一起，走好几里的夜路去观看。

　　这个被孩子们叫作“小电影”的玩意儿，放了有限的次数后，不知何时停止放映了。我的脑海里，仍记得伍伟爷爷给孩子们发放的“电影票”。票面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火车票，是一张长条形的硬纸片。这是我最初拥有的电影票，无价拥有，免费获得，当时每个邻居家的孩子都可以获得几张。

　　伍伟爷爷很快去世了，他的后代枝繁叶茂。十二个孙辈中，通过读书、参军或外出打工落户在外的，已占一半。到了80后与90后的第四代，外出的就更多了。这个家族，至今仍在农村靠农业生活的，除了五十几六十几的第二代，第三、第四代中，寥寥无几。

　　伍伟算是长房长子。他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了邻村一个独子家庭，生有一儿一女，大姐和姐夫相继在盛年过世。好在伍伟大姐80后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据说由于大姐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大姐家在村口车站的房子，现在由一直没有成家的伍伟看守。由于前些年伍伟奶奶和母亲已相继过世，整个家里其实只剩下伍伟一人。现在伍伟替大姐家看房子，自己家的房子便经常由铁将军把门。

　　安徽省于2013年在全省提出建设美好乡村的理念，一些村庄当年下半年便动了起来，政府给村里配备垃圾桶，实行垃圾集中处理，伍伟当上了满川田村的垃圾处理清洁工。

　　伍伟有两个叔叔，大叔叔就是我同学美丽的父亲。伍伟的这个叔叔继承了伍伟爷爷的经商基因。改革开放前山区交通运输不便的时候，他养了头骡子从事乡间运输。包产到户后，商业活动多了起来，他便前往县城做起了洗涤用品等日用品的批发零售生意。

　　伍伟的小叔叔，娶的是伍伟姑父伯伯家的孩子。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村的婚姻市场非常封闭，嫁娶多在本村或邻近村庄之间循环。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曾在课堂上谈到满川田村聋哑智障孩子的状况，他认为满川田嫁在本村的女孩子太多，虽然可能并不是近亲，仍不利于后代智力发育，容易生出智障孩子。

　　伍伟爷爷在老家唯一的女儿，也就是伍伟的姑姑，嫁在本生产队，离娘家几步路的人家，与我家挨着。伍伟姑姑是个脑子非常活络也颇有交际手腕的人。伍伟的姑父，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他们早早地为子女尤其是男孩子谋划了出路。年纪大了以后，伍伟姑姑也是唯一一个跟着儿子在城市生活的老人。其他老人，虽有孩子在外落户，也一再被叫去帮着带孙子，无奈在家待惯了，过不来城市的生活，也不习惯不做农活的日子，最后还是回老家终老。

　　伍伟姑姑对那些走江湖的流动人口每每比常人热心。有一年，来了一个挑牙虫的，说是可以治虫牙。那人用一根细棒，果然在伍伟表姐的嘴巴里挑出了白色的尚在蠕动的小白虫，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久以后，听说这是骗人的把戏，我对此将信将疑，毕竟亲眼见过挑出来的虫子。2014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类事情，才将我的疑惑解开。安徽省滁州市下属凤阳县《凤阳县志》的编者，在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当地人口外流的原因时提到：许多人通过吹拉弹唱一冬春，回来就可以做料子裤；一个给人挑牙虫（从嘴里挖出假的虫子，一种传统诈骗方式）的妇女三年挣了两千元，盖了五间新房。

　　伍伟姑姑家的那所大房子，由于女主人的热情好客善交际，曾经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在伍伟姑父去世以后，伍伟姑姑外出帮儿子带孙子，这幢承载了我太多童年记忆的房子挂了锁。由于长年没人走动，屋门口石板路的石缝里，顽强地长出了青草。南方雨水多，老房子久不住人非常容易霉烂。后来房子几经曲折，终于易手，住进了仁力一家。过了几年，仁力夫妻随女儿外出打工，房子重又归为空屋。如今，仁力去世，他老婆跟着女儿在外过活，很少回家，于是挂出了出售的招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洽谈交涉，终于有一个山外面的生意人愿以三万元的价格买下房子所有的木料和石材。当年买这房子只花了一万两千元，缘何住了这么多年不包括宅基地反而更值钱？据说买者看中的是门框和门前台阶的几块大青石板。

　　一个家庭的上山进城之路

　　富华是我的中学老师，教过我历史。富华一家现在已经在县城安家，老家的三幢房子都空了。想当年他家因为村里的房子实在挤不下一家人，而举家迁往需要翻过一座山岭的山寨，真令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富华家原来的房子，极其窄小。一楼客厅兼厨房，以房子的开间看，二楼最多一前一后两间小房间。孩子长大后，无法安排全家五口人的住宿——夫妻俩加二子一女，举家搬迁上山实属无奈之举。

　　富华家迁往安家的山寨，在村西方向山岭的另一侧。去那里要翻过山岭下到山脚，走过独木桥，再往对面山岭爬一段山路，他家的房子位于对面那座山的半山腰。

　　生产队在那儿有大片茶园，家家户户都分有茶棵地，小时候曾随家人去那儿采茶。因为离家较远，去那些地方做农活需要带上中午饭，通常带徽州特产米粿或米饭，下饭菜一般是火腿烧梅干菜。在我能帮家里到远一些的地方干农活的时候，富华家早已搬迁下山，留下一幢空空的土墙屋。我对他家的土房子唯一的印象，是房屋门口长了几棵枇杷树。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孩子到陌生的山野最先关注的东西——缺吃少喝的年代，果树是农村孩子心目中最亲切的植物。

　　富华父母、富华及其妹妹下山比较早，富华大哥一家，在山上住了好多年。

　　富华大哥早年当兵在外，退伍转业后在乡镇有了一份公职。一子四女，早期由富华大嫂——也是本村姑娘，带着住在山上。几个大点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每天要往返十来里山路到村里上小学，到乡里读初中。我上初二的时候，富华大哥一家也下山了，借住在我家隔壁的一幢空了好多年的房子——房主是早年迁往山寨的村里人。他家的三女儿比我高一年级，有时我们会相约着一起上学。那时几个大的孩子已经出了校门，女孩子已经有人上门提亲了。

　　过了几年，当子女都长大离开学校后，富华大哥家又来了次大迁徙，这一次是搬到镇政府所在地（90年代撤区并乡之前的区公所所在地）附近的“飞地”下岩坑。

　　富华一直在离村两里路的乡中学教书，富华的老婆也是本村人，原先在附近山寨教学点当民办教师，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养病。富华的儿子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学校，外出打工找了个外省女子回来。因为原来的房子太过狭小，富华在生产队解散出售集体共有财产时，以三千元的价格买下了原来的队屋——生产队原来开会议事、分配物资的场所。这个队屋是当年孩子们特别愿意待的地方，因为热闹，也因为那时生产队给社员分物资都是在队屋进行。那是一个显示集体凝聚力和物资丰富的地方。

　　富华家买了队屋后，过了几年，又在离村很近的一处自留地上，建了一幢新房子。这块自留地位于村口拦河大坝一侧的引水渠边。拦河大坝和引水渠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杰作。茶叶制作季节，引大坝上的水至水渠，然后流进村里的大茶厂进行水力发电，以保证满川田这个茶区长达三四个月的茶叶制作季节的动力需求。集体化时代，人们白天采茶，晚上轮流做茶，有着严格的分工合作。茶季来临时，从傍晚开始，潺潺的流水声与隆隆的制茶机发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显得热火朝天。夏日晚上，跟着哥哥们爬到水坝闸口滑溜溜的出水口，收获从坝上冲下来的小鱼小虾，是比美味更有兴味的事情。

　　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后，昔日统一收茶、制茶的大茶厂渐渐用不上了。各家各户习惯于在自家的铁锅里手工制茶，规模大点的人家则置办一套小型机械设备放在家里。整个茶叶制作，在经过近三十年的集体化机械作业后，又回到了手工制作的小农经济模式，让人有一种倒退了的感觉。不过勤快的农民对此是欣喜的，一方面生产时间可由自己定了，另一方面分田到户后大家对地里的农活更精心了，茶叶的产量和收入都有了明显提高。所以，大家对当年战天斗地才置办下的公共设施水坝、水渠以及茶厂里的众多制茶设备遭到闲置、逐渐破败的状况，并不感到痛惜。

　　公共设施一旦无人看管、打理，衰败起来非常快。水坝和长达一两百米的水渠，在分田到户后不久就显出凋敝的样子。山林分到各户后，砍树伐竹现象多了起来，执行多年的封山育林政策自然瓦解。水土流失开始出现，最终波及河床，这条名叫“布射河”的新安江支流源头小河，日渐“瘦身”。河床日抬日高，小河眼看着变成溪流了，河坝不见了往日的气势。河水日见其浅，再也无水可以引往水渠。水渠变成了干渠，杂草茂盛地长出。不知哪家先动手，将干渠填满土，与自家的菜地相连，以后去菜地也不用绕路了。被菜地主人各自分割一段改作他用的水渠，从此完成了引水的使命。破坏，从来比建设来得容易。

　　富华家建在水渠旁自留地里的这幢房子，规模不大，因为没有入住，也没有装修打理，一建成就显出衰败的迹象。新房很快成了柴房，堆放着农具和柴火。富华全家几年后搬往县城，这幢全村最豪华崭新的柴房，兀自立在菜地边，无比落寞。他家那幢由队屋演变成住宅的房子，同样挂着锁。

　　富华叔叔一家，属于本村另一个生产队。叔叔因为只有一个女儿，领养了一个男孩，是我小学同学。这个孩子一直很安稳地待在养父母家里，我甚至多年来一直不知道他是被领养的。这种融洽的家庭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抱养家庭中基本见不到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姐弟年龄差异大，亲生女儿早已出嫁。

　　富华家的房子空了一幢又一幢，那么多承包地怎么办？富华安家县城，富华大哥一家安家下岩坑。八九口人的承包地，怕是有放荒的可能了。

　　从无房可住到无人居住

　　了解金生家三十年前住房条件的人，几乎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他家曾经是满川田住房最困难的家庭之一。

　　金生的父亲，不是一个能干的农人。他所“拥有”的村尾那幢大房子里一楼一底两个房间，是他娶妻生子带着两男两女四个子女生活的全部处所。

　　金生一家所生活的房子，理论上并不属于他家，事实上他家只拥有使用权，以及某种含含糊糊的产权。这房子本是本族在外经商的一个“出门客”回家建的一幢豪屋，进深非常深，开间也很大。大门是石头砌的，门口有块小广场。在满川田，这样的巨宅不多，有那么十来幢。前面提到过的明达家的房子，是其中之一。至于困窘的金生一家为什么会在这么气派的房子里拥有一楼一底，安顿度日，据说这牵涉祖上的一些纠纷，不提也罢。

　　单说金生一家在此度日，楼下的一间后厢房做了厨房，楼上的一间做了卧室。一家六口怎么安顿得下来，外人并不清楚，也许子女大了以后借住别人家的房间，也未可知。那个时候住房紧张，邻居之间这样的通融很常见，毕竟不像城市，村邻们在农具家伙零碎方面互通有无非常普遍，临时借住也很正常。

　　熬到孩子们大了，两个女儿年长，先后嫁了人家。儿子们一个个到了结婚年龄，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金生父亲，为了儿子考虑，也得找地方另盖新房。

　　20世纪90年代初，房子盖好了，金生也讨了媳妇。一家人从一楼一底的逼仄空间搬了出来，堂堂正正地住进新房。当然，那幢大房子的一楼一底，仍属金生家所有，尽管这中间的瓜葛，直到金生父亲去世时仍没有搞利落。虽说现在不缺房子住了，但主张权利和住房宽裕与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金生弟弟想成家的时候，已经是找对象十分困难的2000年以后了，刚好邻居当中有守寡的同龄人，知难而退的弟弟索性去寡妇家里当了上门女婿。

　　新房住了十来年，金生攒了点钱，在旁边又盖了幢房子。一家三口搬过去住，只留下老母亲住原来的新房。

　　从借房住到后来房子多得住不过来，中间隔了不过二十年。对于金生父母来说，大半辈子都是在局促的空间里生活，在并不适合做厨房的后厢房生火做饭。临到老了，房子建了一幢又一幢，房间空了一间又一间。只是，余日无多。他的父亲，于前几年去世；母亲也已八十好几，身患顽疾，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金生只生了一个女儿，已经找好了婆家。弟弟入赘的女方家，有自己的房子。真不知道女儿出嫁后，金生家里的这些房子该怎么办。

　　古徽州村落，像金生家原来住的那样的大房子，很有一些。这些房子，明堂、天井，一应俱全。距今的历史，至少一百年了。这些房子因为原来一直有人住，所以保存得不错。但近些年来，随着人口老的老去，年轻的外出落户，有一些已经空了下来。南方天气潮湿，梅雨季节尤其湿答答，加之这样的房子内里都是实木搭就，房梁、板壁、阁楼、楼梯，一应内设全是木制品，年深日久没有人气，朽得很快。

　　除了自然这只“老虎”在吞噬，另一只“商业虎”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徽派建筑。

　　2013年4月，影星成龙将自己收藏了二十年的徽州古建筑中的一部分捐赠给新加坡一所大学，舆论哗然。记者随后赴皖南古徽州探访，发现这里的古建筑遗存数量巨大，政府无力负担所有古建筑的保护，很多文保名单之外的、偏远山区的古建筑，正在自生自灭。当地学者认为不应过多纠结成龙买卖捐赠古建筑的对错，重点是我们如何保护好现有的徽州古建筑。

　　据统计，古徽州区域内有1022个古村落，每个村落都有精美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政府无力保护，农民不知其宝贵。这些徽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精华，不是在大自然中风化霉烂，就是被商人贩卖掉。面对记者的购买询问，古董贩子说什么样的房子都有。

　　社会发展和城镇化，使得农民向往住新房，向往小城镇，向往大城市。住在阔大高深的百年老宅，确有一些不便的地方，使得一些农民不愿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是目前老房子面临要么烂掉、要么卖掉的困境的重要原因。

　　说到民居保护，不得不提另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徽州村落里的街道，原来都是石板铺就的。那一块块平整而方正的石板，凝聚了先人多少血汗。不知从何时开始，各村兴起了一股铺水泥路的风气。

　　那些在古老的徽州村落存在了数百年时间的青石板，最后都流落到哪儿去了？估计用来围猪圈的围猪圈，卖给商贩的卖给商贩，就像很多古老物件曾经有过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