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友德

　　近百年来，闽西冠豸山坳，连城古邑，走出了不少公正廉洁、坚贞不屈的铮铮铁汉、共产党人：神奇特工项与年、改革开放先锋项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看看这些冠豸山的英雄儿子吧！

　　击毙叛徒，

　　为烈士报仇雪恨

　　项与年（后化名梁明德）1894年生于福建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今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项与年被驱逐回国。

　　返回上海后，项与年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中央特科，是党中央指挥白区隐蔽战线斗争的首脑机关，由周恩来亲自组建。1929年8月24日，我党广东负责人彭湃、杨殷等，在上海新闸路中央军委机关被法租界巡警逮捕。彭湃等被害后，“红队”决定严惩告密的叛徒白鑫，为彭湃等烈士报仇。白鑫叛变后一直躲在上海霞飞路——国民党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项与年在范宅附近日夜监视。当白鑫等人刚从范宅走出准备登车时，埋伏在周围的项与年等迅速射出复仇的子弹，叛徒白鑫和范家兄弟四人当场毙命。

　　传送情报，

　　确保红军突围长征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开会，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第五次“围剿”最终消灭苏区。中央苏区和红军面临巨大危险。军事会议刚结束，参加会议的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连夜冒着泄密杀头之罪，火速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他们研究。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项与年被派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奔赴中央苏区。他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忽见前面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经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用石块砸掉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这时他面目全非、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成了一个叫花子模样，从而混过层层封锁。

　　项与年终于用六天时间到达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0月16日，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一周，“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我中央工农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托友觅子，

　　项南“寻找项南”

　　1940年春，梁明德（即项与年）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地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使他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妻儿身在何方，他一无所闻，思念之情常在脑海中浮现。

　　儿子项德崇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干部。他同样思念父亲，尽管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说不清其身份，但毕竟有着深厚的父子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明德才隐隐约约听说儿子长大后已参加革命，在安徽省青年团机关当干部。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事后，项南翻遍团干部花名册，发现姓梁的干部有数十人，而曾书记提供的寻人资料又太简单。

　　为便于查找，曾希圣说明老战友叫梁明德，福建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住八仙桥一带。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他随意搭腔道：“我也是福建人，在上海读过书。”曾希圣也随意询问：“你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项南答：“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曾又好奇地追问：“那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住那儿？”项南答：“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是地下党呢？”有些往事，一问一答，曾希圣渐渐感到面前的项南与自己要找的人有某种关系，而且脸形与老战友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尚无绝对把握。于是，又进一步探问：“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答：“来往的人很多。”曾故意提示：“是否有一个胡子叔叔？”一提胡子叔叔，项南随即兴奋地说：“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他还带我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事至如此，真相大白，曾希圣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眼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原来曾希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常留有胡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刻剃掉胡须隐身他去。事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督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梁明德联系。因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双方工作紧张，未能会面。

　　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明德才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二十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

　　十年“文革”，

　　赤胆英雄惨遭磨难

　　“文革”是历史颠倒的时期。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战士、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竟被打成“大叛徒”“特务”，无休止地游街、批斗，在一次批斗中，他一头栽倒地上。年已七十多岁的革命老人，从此患了严重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最后被押送盘锦农场劳动改造。农场试图甩掉这个包袱，决定将项与年遣送原籍福建连城农村。连城是革命老区，老区虽贫穷，但干部和群众极为正直、朴实。他们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热烈迎接这位远方归来的革命战士。县革委会用有限的招待费接待他，安排他住进敬老院，为他治病。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确认项与年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决定平反昭雪，补发工资。赤诚的老人接到一大笔工资后，首先邮汇1500元给原单位交纳党费，然后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改善交通。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

　　项南：勇闯雷区，

　　杀开血路辉煌五年

　　1979年7月，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了近两年，福建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郑重举荐项南，63岁的项南重回故乡福建开始了改革生涯。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他提出念好“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福建“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

　　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这块特区仅有湖里那2.5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实地考察厦门特区后，项南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1984年春天，邓小平展开第一次南方谈话。2月8日，在厦门“鹭江”号游艇上，项南抓住时机，向邓小平当面直言两点建议：一是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二就是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这些建议后来在中央“85号文件”中基本得到采纳。

　　1997年11月10日，项南突然病逝。说是突然，因为这天清晨，他照常5点起床，活动活动筋骨后即审阅文稿；上午去医院检查；下午福州来人谈话；下午5点到王府饭店会见华侨朋友，共进晚餐；晚8点又回到中国大饭店会见另一位华侨朋友，谈到晚10点，感觉不适，向他的夫人要药。站起来，水杯还没有接到手，猝然坐下，便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