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最早提出战略转移动议的是李德。据伍修权回忆：“眼看苏区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坏。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德也回忆说，突围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以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
但是，真正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是在广昌战役之后。
广昌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5月召开会议，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影响进行讨论。会上，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也是议题之一。从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讨论的结果。埃韦特在这个报告中，一是附上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的防御计划，再就是将中共中央最近的一份电报报告共产国际，并说，“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指皮亚特尼茨基——引者注）的建议和决定”。中共中央征询共产国际建议和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对于中共中央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坏情况做出的计划安排，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有不同看法，意见并不一致。远东局的埃韦特在1934年6月2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认为，中央苏区形势危险，“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变化”。他判断：“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放弃以前的缓慢推进，挖通道和修碉堡的战术。换句话说，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他认为，在“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地挖通道和防御工事（如果敌人在同我们的斗争中将继续取得成绩的话）”的情况下，红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的方案是不可取的，因为“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埃韦特根据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四川的经验教训，主张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两种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除了游击兵团，红军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下来坚持游击战。
但远东局委员赖安则不同意埃韦特的意见。赖安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中央苏区目前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军事形势和江西、福建地区暂时遭到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在非苏维埃地区，特别是在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和工业领域，首先是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而没有能力在最近一个时期发动强大的群众性运动，来积极支持和保卫中央苏区，并给予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第六次‘讨伐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赖安批评包括埃韦特在内的远东局一些成员，“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占有优势的、总数近50万的南京军队，在北面、东北面和东面战场与中央苏区对峙，他们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和积极支持，与参与包围战役和进攻行动的粤军和湘军等一起，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指责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
在收到远东局报告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研究于6月16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名义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电。
共产国际在电报中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需要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决议和中共五中全会决议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做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其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和加强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时机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从共产国际6月16日指示电的全文看，共产国际这时并不认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而是认为如果采取新的战略方针，竭尽全力，仍有打破“围剿”的可能性。
但是，形势越来越向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中央苏区的面积日益缩小，中央红军的生存日益困难，实行战略转移已经成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唯一选择。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然犹豫不决，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等重大事项，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主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战略转移的具体行动方案和具体行动规划；另一部分就是留守部队的部署和作战方针的制定。
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通过会议决定，红军长征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五人组成，项英为书记，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潭秋为组织部长。为了能更好地领导苏区斗争，后来中共中央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七位同志为中央分局委员，并成立了少共中央分局，李才莲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分局负责领导江西省委、赣南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闽浙赣省委、湘赣省委、湘鄂赣省委、杨赣特委、信康赣特委（后称赣粤边特委）、瑞西特委以及公万兴特委开展游击战争。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任秘书长。其所设机构与原中央政府机构基本保持一致，下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闽赣省苏维埃政府、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总的任务是领导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同时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10月14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宣布成立，后相继迁到雩都县宽田石含村、龙泉村、黄龙（今黄麟）井塘村。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的斗争形势，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司字第44号”命令，决定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系统进行改组。军委决定：凡是留在敌占区或即将被敌占领区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司令部和游击政治部，以县区军事部长任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任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这一新的指挥系统为地方迅速转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更有效地进行游击战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能使地方部队快速进入游击战争的状态，军委要求改组计划需在9月25日以前完成，最迟在10月10日前改组完毕。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赣南各县、区成立了游击司令部，组建了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做好了初步的军事准备。
对于留守苏区领导人的选择和调动，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行了安排。9月初，中央书记处调项英回瑞金，安排他留守负责领导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10月9日，周恩来接到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信后，当即和朱德命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手术，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决定，付以重托，并说道：“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够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除项英、陈毅之外，中央还留下了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包括瞿秋白、贺昌、陈潭秋、毛泽覃、何叔衡、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陈正人、阮啸仙、周建屏等。各省留下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有：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吴必先，省军区司令员龙腾石；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信康赣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
为了保卫苏区与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作为主力部队坚持斗争，该师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下辖三个团，约2000人；还留下了一些红军独立团，其中有：归中央苏区直接指挥的独立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归江西军区指挥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归福建军区指挥的独立第十九、第二十团，归闽赣军区指挥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团，另外还有其他军区的一些独立团。各县还有一些独立营、保卫队等。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总兵力约16000人。中革军委划定瑞金、会昌、雩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带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对留守苏区的斗争方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苏区军民应采取游击战争的方针。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发表了《为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告全苏民众书》，要求民众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明确定义游击战争是“每个苏区工农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工具之一”。这是中共中央根据苏区局势采取新斗争方针的明确宣告，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及战略意义得到充分重视与体现。10月8日，中央委员会在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适时地转变斗争方针，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分局应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月，为了具体指导游击战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
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从9月底开始，红二十四师开赴长汀以南接替红九军团防务，阻止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派独立第七、独立第十一团和闽赣独立团接替红三军团防务，阻止石城之敌第三、第五、第十纵队前进；江西军区所属独立第三、独立第十三团，分别在兴国以南和东南接替红五军团防务，阻止敌第八纵队前进；赣南省军区独立团和独立第十四团则在南面配合红军主力的突围行动，独立第十团在筠门岭、会昌县城以东，独立第十五、独立第十六团在会昌站塘、麻州一带阻止粤敌前进。
中央红军撤离后，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为了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敌军深入苏区内部的情况下，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上旬，包围中央苏区的各路敌军，开始对瑞金、瑞西和雩都、登贤各县苏区进行所谓最后的“清剿”。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二十四师等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具体部署是：红二十四师师部和第七十团，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机关和项英、陈毅、贺昌等行动；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转移；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去闽西，同张鼎丞等领导的部队会合，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李天柱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向赣粤边发展；毛泽覃率红二十四师一个连突围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六团在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在雩都南部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穿过敌军封锁线转向闽赣边发展。
从2月中旬开始，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已经形成，突围部队几经战斗，多数部队遭到损失，少数部队转移到赣粤边、湘南、闽赣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随部队突围转移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何叔衡、阮啸仙、贺昌、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李才莲、古柏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不久后英勇就义。
项英、陈毅等经过转战，于1935年3月到达油山地区，同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会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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