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以后的背叛
自从1967年的战争以来，美以关系上一直弥漫可能背叛的味道。在许多与以色列领导人的对话中，包括拉宾和梅纳赫姆·贝京，我听见他们对美国支持以色列表达了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1967年他们感到的深深失望一直滞留在他们的脑海里。当我提醒他们美国给予以色列的慷慨支持——军事、经济和外交，特别是在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后——他们表示了最深的谢意，但话里经常有“但是”，即使不明说，也有隐含。当两国之间在以色列人认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以色列人总想知道他们是否很快就要面临另一个1967年的背叛。无论美国总统强调多少次对以色列安全的“铁甲承诺”，以色列的总理和将军都无法挡住一种令人不安的怀疑感，一种到头来以色列还得靠自己的感觉。以色列一直寻求并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如果它不会马上到来，如果不满足以色列认为的需要，那么以色列总会自行其是，不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人干扰。
甚至在约翰逊“背叛”之前也是如此。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就任时，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告诉他，有两个国家很明显地在生产核武器。他说，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以色列 。这令新总统担忧，因为在其竞选中其主要政治纲领条目之一就是核不扩散。
1961年5月，在给本—古里安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肯尼迪问及以色列在迪莫纳——内盖夫沙漠一个容易错过的小镇——的核项目，但以色列领导人没有直接回答。美国希望定期检查迪莫纳的核设施。以色列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一直予以拒绝。1963年5月18日，被激怒的肯尼迪要求进入迪莫纳，他警告说，如果以色列继续拒绝，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将受到严重危及”。担任本—古里安顾问的物理学家尤瓦尔·尼曼称，肯尼迪的“信件写得就像一个恶霸，一点都不讲理。”实际上，肯尼迪在要求无条件的进入。
一个月后，本—古里安辞职，部分原因是肯尼迪总统的压力。7月5日，肯尼迪给新总理列维·埃斯科尔又发了一纸严厉的警告，重申“本届政府对以色列的承诺和支持可能遭到严重危及”，除非立即被同意进入迪莫纳。埃斯科尔如同其他许多以色列领导人一样，认为以色列必须发展核武器作为其国防最后诉诸的手段。如果不是肯尼迪1963年11月遇刺，美以关系很可能已经因此问题而破裂。尽管华盛顿不断威胁，但以色列决心发展核武器。
约翰逊有其他的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所以这一问题慢慢从视野中消失。直到1969年9月26日，尼克松总统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至今还在）——以色列将保持其核能力隐藏在类似“不透明体”和“核歧义”等代码字后面，美国不会强迫以色列签署核不扩散协议。这个1969年的协议可能于2013年重现，然而，这要看伊朗是否要求以色列结束其核项目，以换取伊朗放弃自己的核项目。
阿里尔·沙龙，曾经的一位恃强凌弱的将军，后来成为一位保守的总理，与美国中东特使莫里斯·德雷伯就1982年9月16日至18日发生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色列军队控制了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贝鲁特郊区，当黎巴嫩右翼基督教民兵在那里杀害数百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德雷伯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提醒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美国刚刚促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黎巴嫩并以此作为对以色列的一种支持。沙龙却不这样看。他喊道，谁也别想阻止以色列杀死“国际恐怖分子”。当这个问题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以色列人所认为的“生存威胁”，那么他们将做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做的事。“当谈到我们的安全问题”，沙龙愤怒地告诉这位美国外交官，“我们从来没有寻求（别人的许可）。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做。关于存在和安全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永远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去决定。”
1975年，福特在给拉宾的信中承诺美国支持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当贝京看这封信时好战的态度已经盛行。1990年代末，当美国一再向以色列领导人——其中包括埃胡德·巴拉克将军，他很快就成为总理——保证美国将“阻止巴基斯坦跨过核门槛”时，那种态度再度盛行。当巴基斯坦在1998年第一次试验其核装置时，美国谴责了这次试验，然后迅速、悄悄地适应了南亚的新现实。记者丹·以弗仑称“巴拉克吸取的教训”是“即使是美国的铁甲保证也绝不是牢不可破”。事情是会改变的。现在以色列暗地里开玩笑说，奥巴马总统也将调整自己以适应一个核伊朗，尽管他们知道奥巴马一再承诺他将不会允许伊朗走向核国家。
一个美以共同防御条约吗？
在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晚些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曾实际考虑过跨越总统承诺起草两国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尽管以色列历来认为，它不想要书面协议。以色列认为条约将限制其“行动自由”。然而，在2000年7月11日至24日的戴维营峰会期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提出要与克林顿总统谈这个问题，这使所有人感到惊讶。他解释说，如果他谈判成功一项巴以和平协议，他需要一个美国防务条约的支持，以便使以色列人接受巴勒斯坦的协议。此外，巴拉克和以色列的将军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来说，一个由国会批准的防御条约会比一个总统承诺有更可靠的保证，承诺虽然重要，但由于政府的更换不一定会生存下去。
这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主意，是从中东的一块梦幻绿洲中提炼出来的。回到1970年炎热的夏天，参议员威廉·J.富布赖特（阿肯色州民主党）——通常被视为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批评家——8月24日站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演讲。题目为《古老的神话和新的现实-II，美以之间的中东双边条约》，讲话提出，为了换取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美国以防御条约形式向以色列提供坚定的安全保障。他解释说，在1975年的晚些时候，只有“通过明确且有约束力的美国条约来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才会感到足够的真正安全感，才能撤回来 。
富布赖特的1970年提议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但在美国国务院或在耶路撒冷的外交部产生的只有内心的兴奋。很显然，这两个国家都觉得这样的条约从一次参议院演讲就能走到批准条约是不可能的。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大使马丁·因迪克微妙地与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谈及了这个想法。中东谈判的新手因迪克正在“开阔视野”。他不是在提出一个正式的提案。然而，在以色列，甚至秘密的谈话迅速成为公开，他的“开阔视野”先出现在新闻界，然后上了美国的报纸。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R.伯杰，看到消息后爆发了官僚主义的愤怒，他在凌晨3点的电话里训斥了因迪克。美以防御条约的想法又沉静了下来，直到巴拉克在戴维营提出了它。
克林顿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不幸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拒绝接受巴以协议中提出的条件，这是美以共同防御条约不可缺少的第一步。乍一看来巴拉克的想法引人注目并具有创造性，但还是在藤上凋谢了。
但是，在2000年夏天里，在山谷凉爽微风吹拂下的戴维营峰会上，巴拉克的美以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产生了富有前景的外交活动高潮。美方是几个中东谈判的老手，其中，有第二次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马丁·因迪克和负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南亚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布鲁斯·里德尔。他们知道，总统想帮助巴拉克“向以色列公众宣称一系列有争议和令人不快的妥协”。以方是巴拉克的参谋长丹尼·雅通和外交政策顾问兹维·斯陶贝尔。以色列终于准备行动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条约草案，里面填满了美国捍卫以色列的“承诺”。他们设想了一个北约样式的条约，其中，包括里德尔所谓的“美国核保护伞的承诺，即美国承诺用美国的核力量回应对以色列实施的核攻击”。
以色列不仅写进了有争议的美国核保护的元素，还包括一个新的财政承诺。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有总计约35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对和平条约的昂贵挑战。从理论上说，这笔钱将不仅来自美国，还有欧洲和日本。此外，以色列要求采购时髦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的F-22战斗机。多年来，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认为与以色列的国防协议将是昂贵的，事实正是如此，当他们在戴维营更进一步地谈判时，潜在的成本确实令他们感到震惊。
此外，克林顿的谈判者知道关于条约草案的某些元素（尤其是对技术转让和核承诺），各方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异议。国会也会回避与以色列共同防御条约这个不一般的概念，认为它可能将美国拖入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每次对抗之中。这样的形势还会附带影响到石油运送到美国。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议会——已分裂成了多个争斗的政党和派系——可能反对丧失以色列自诩的（暗指在共同防御条约中）“行动自由”并拒绝该条约。
不过，戴维营再次成为一个非凡的外交努力的场所。在一个层面上，美国和以色列探索共同防御条约的轮廓。他们显然取得了进展，因为草案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了传阅，律师也被召来对每一个美国承诺的语言进行审阅。在另一个层面上，谈判集中在巴以和平协议上，这个协议谈判在峰会一级，包括克林顿、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也取得了进展；但克林顿和巴拉克很快感觉到阿拉法特并没有为协议的谈判做好准备。巴勒斯坦领导人扮演格格不入的角色，什么建议也不提，也很少提出问题。他出席峰会更多是代表他的人民而不是作为他们的谈判代表。只有在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他们原来的故乡——现在的以色列——这个问题上，阿拉法特提出几个问题，但他从不纠缠于这些问题。
细节的透露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记者一直保持距离。这个地点，以1978年埃以和平条约谈判成功而知名，克林顿希望这里可能会激发一个积极的结果。他知道他可能会失败，不过，他认为他能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在成功避免因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弹劾之后，在那些日子里他因凡事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而显得极为幸福。历史在示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支配命运的人。但是中东地区常常是自我和雄心的墓地，而且还不止于此。经过两个星期的异常努力，克林顿意识到他不可能战胜两个现实：巴勒斯坦的反对和以色列安全的需要。
此外，美以防御条约总是取决于巴以和平协议的成功。没有和平协议，就不可能有条约；可悲的是阿拉法特不会也不能接受这个协议，或许因为这个协议将结束他为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所做的一生奋斗。这个国家要自己站起来，占据古代巴勒斯坦的所有土地，不与以色列邻居分享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显然，阿拉法特重视斗争的程度超过与以色列的和解。克林顿没有时间去追求这一具有前途的可能性了，部分原因是他第二个任期的太多时间浪费在了莱温斯基丑闻上。巴拉克随后也在竞选中败给了他的政治对手阿里尔·沙龙。到2001年1月底，戴维营的梦想已经逝去。
阿拉法特在离开戴维营时应该对克林顿说了句“你是一个伟大的人”，据说克林顿的回答是：“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是你使我成为一个失败者。”
总统承诺的瞬态性质
对中东任何学者来说，总统承诺的瞬态性质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职后不久对2004年4月以色列总理沙龙和总统乔治·W.布什之间吸引人的书信往来的回复。
随着美以之间的防御条约草案成为一种逐渐淡去的记忆，两国又回到了经过检验了的方式上以寻求和平。如果在断断续续的巴—以谈判中出现任何进展的话，这将是他们领导人之间高级别会谈的结果，美国始终发挥着调解人的重要作用。
2004年的春天，沙龙陷入了政治困境。以色列媒体充斥着贪污和腐败的报道，所以他需要一位美国总统公开的支持，这位总统以坚定支持以色列而著名。布什在这方面是完美的总统。他亲切地邀请沙龙访问华盛顿，两位领导人会面并讨论了所谓的“和平路线图”，这是美国为开始和维持一个可行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进程所做出的一长串努力中的最新举措。这个路线图开辟了新天地。以色列给予路线图不情愿的支持，巴勒斯坦也很谨慎地接受了它的基本前提。2002年6月24日的演讲奠定了“路线图”概念的基础，在演讲中，布什承诺美国支持“两个国家的愿景，一个安全的以色列国，一个可行的、和平、民主的巴勒斯坦”。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公开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国，致力于和以色列和平相处。沙龙信任布什，没有提出异议。一个由美国、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组成的“四方”机构将帮助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他们认为这一切会在三年后发生，但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出的条件使“四方机构”的任务变得非常复杂。这些条件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以色列人要求结束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要求取消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
2004年4月14日，布什和沙龙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他们被重点报道的白宫峰会期间交换了信件。沙龙的信对布什的赞扬溢于言表，称他的2002年6月24日的演讲是“对确保中东光明未来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说，以色列支持路线图（“一个实用、公正的公式”），但是，因为“没有巴勒斯坦伙伴在场”对可能的协议进行谈判，以色列将自行启动一系列旨在“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摩擦”的行动。首先，以色列将开始“搬迁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设施”，另一种说法是退出；第二，将在以色列的隆起地带前前后后建一道“安全栅栏”，保护以色列人不受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将是“临时”性质的，唯一的目的是安全。沙龙承诺“限制”定居点的增长和奉行与巴勒斯坦和平相处。最后，沙龙再次赞扬了布什的“勇敢领导”“重要倡议”“个人友谊和对以色列国家的深厚支持。”
布什在信中重申了他在2002年6月24日提出的“两个国家和平和安全相处”的“愿景”并“欢迎”沙龙撤出加沙的计划。然后，他向沙龙再次保证了三个要点：第一，美国将“防止任何人试图强加任何其他计划”，意思是：不允许外部势力强加解决方案；第二，美国将保持其“对以色列的安全的坚定承诺，包括安全、防御性的边界并保持和加强以色列自己阻止任何威胁或威胁组合及自卫的能力，意思是：增加美国对以色列的“质量军事优势”大于对阿拉伯邻国的支持；第三，甚至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控制这些真空区域的“领空、领海和陆地的通行。”巴勒斯坦人立即谴责美国作为中间人所起的作用，说布什的信证明美国已经失去了信誉，他们得出的这样结论已经不是第一次。
然后，布什用了几个富有含蓄意义的句子表示了为什么他被认为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开始谈到双方之间棘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多次毫不客气地抨击了以色列一方。总统强调美国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的安全和福祉”的坚强“承诺”。他特别提到的“犹太国”是沙龙和其政治伙伴的悦耳音乐。他们坚信与巴勒斯坦人的最终和解必须包括他们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不是一个大量涌入巴勒斯坦难民就招架不住的国家。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坚持巴勒斯坦人有权回到从前自己居住现在成为以色列国的地方，以色列人反驳说，这些巴勒斯坦人应该更适合返回将来创建起来的新巴勒斯坦国。布什在他的信中明确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他说：“得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把巴勒斯坦难民安置在那里，而不是在以色列。”
布什还谈及了同样敏感问题：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定居点问题，这里曾经由巴勒斯坦人所有或控制。在这方面，他也完全支持沙龙并激怒了巴勒斯坦人。布什写到，在未来的任何协议中以色列必须有“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以色列一直寻求通过确立“实际情况下的事实”来构建未来，这将成为任何国际协议谈判的起点。布什使用了稍有不同的单词，但意味着同样的事情。他用谨慎地措辞写到：“鉴于实际情况下的新现实，包括以色列已经存在的主要的人口中心，期待完全彻底恢复到1949年的停战线是不切实际的，先前所有协商两国问题解决方案的努力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布什在总结时警示沙龙要认识到一道“安全栅栏”只是一道“安全栅栏”（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边境），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应该被拆除。但是，布什将沙龙的提议说成是“大胆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他的决定是“勇敢的”，他在结尾说，美国是以色列的“亲密朋友和盟友”。
布什的信立即被奉为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位总统承诺对以色列在定居点和巴勒斯坦“回归权利”问题上所持立场支持的难忘例子，——一个与以色列政策平行的承诺，必定在未来美以打交道中被提及。沙龙和更早的那些以色列总理都领教过1957年艾森豪威尔对以色列保证的那段历史。他们不仅知道这些情况，还知道1967年林登·约翰逊“背叛”以色列的情况，他全神贯注于其他问题和更迫切的要求，所以不能履行其前任的承诺。他们知道总统承诺的难以捉摸且瞬态的性质——一天有效，第二天可能被抛弃了。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新总统具有支持之前承诺的继承权或根据变化的情况搁置承诺的权力。
奥巴马的新国务卿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一口否定了布什—沙龙来往信件的效力，立即明确宣布奥巴马政府与这些信件没有关系，她宣称这些信件“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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