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副主编兼文学爱好者兼作者兼（后来）人民文学奖荣获者黄生几次要我聊聊作为“人”的王小波（即不是评论他的作品），我都谢绝了，倒不是因为忙——我们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打工的人永远在忙。主要是因为我思想观念还处在古典中国时代，“人死为大”，不愿意随便议论已经仙逝的人，即便是同辈分的。这么一来就拖了下来，转眼到了2007年的初春，黄生又找到我，说王小波去世快十周年了，你作为他当年留学时候住在同一小城的邻居，无论如何也得谈谈他，国内很难找到他在美国时期的同伴，除了他太太之外。
同一班机上的陌生人
听到王小波逝世快十周年了，我真吓了一跳！——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逝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他反正不上班下班，不挤公交不塞车，无所谓。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之快真的令人紧张兮兮。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经有一位在英国一家大媒体（好像是BBC）供职的华人记者打电话到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采访我。我当时一方面对他的早逝很是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特别的反常。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他的早逝或许跟他常年无节制地抽烟有极大关系。王小波若是听到我的这句话，肯定大不以为然：“你不抽烟，就糟蹋咱爱烟之人。你怎么不这样糟蹋常年喝酒的人？”
我跟王小波的相遇说起来非常凑巧，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头痛事就是找房子。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叫奥克兰（Oakland），还有其他几所高等院校，其中最有名的是CMU，就是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卡内基—梅隆大学），它的人工智能和电脑专业在全美国能排上前三名，经济系和政治系也好得很，商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也蛮出色。奥克兰镇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有好几万人，租房的价位相对不低，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从中国内地出去的人——那个时代我们在国内住集体宿舍，要么不付房租费，要么每月只付两三元，我从来没有付过房租费，因为分配到北京以后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一到匹兹堡大学，听说月租起码是一百美元，顿时吓得半晕！幸好出国之前有人跟我打过招呼，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里有个同事叫李银河的，正好也在匹兹堡大学读书，说她在那里已经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找房子。
虽说工作关系同在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相互之间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但李银河同志（当时写信求她帮忙必须如此庄严称呼）很够义气，很快就给我找了间小阁楼，和中国来的一个自费留学生合住，每人每月付65美元房租，外加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算是比较便宜的了。记得我们的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4号，同一条小街Meyran Avenue的同一边，离得很近。不过在搬进租屋的那一天却闹了个大乱子，差点被人举报。那是我们到达当地的第一个周末，我和好几个留学生搬进去的时候，卖力收拾以前住户留下来的废弃物品。都是外国来的穷学生住，所以那些烂床铺、旧沙发、破椅子、坏衣服、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大多没什么保留价值。我们把小东西塞进垃圾袋里把大东西整好，通通堆放在大门口前方街道旁，以为大扫除的任务便胜利完成了。那条小街本地居民很少，起初也没人来管。等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从二十多米开外的一栋房子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讲英语还带着中东口音。她很严肃地向我们讲述规章制度，我们几个英语都很烂，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还是听不大懂，所以没什么反应。她一定不会想到我们都到美国来读研究生了英语居然是如此之差，以为我们屡教不改态度不恭，就生气了，一下嗓门就提高了，用最简单的英语开始骂：You are terrible，really terrible！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做这样破坏公共卫生的事情吗？这下我们大致听懂了，尤其最后一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但第一反应是以后邻里很难相处，还没明白自己做了怎样的大错事，因为我们在国内还做不到这么好呢，垃圾随手就丢掉了。日后请教早来了一年的李银河等人，才知道在这个区域每周只能在指定的一天、指定的时间段（周二下午四点到周三上午十点前）、指定的地点把垃圾拿出来。垃圾车每周三上午八点到十点收集垃圾，而且一个月里四周行驶的方向是不同的，必须记住，否则如果赶不上规定的时间段，垃圾就得在家里再放上一个礼拜，违犯者可被举报罚款。凭良心讲，我在离开中国前没什么环保意识。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坚定和自觉的环保主义者，不是通过空洞的学习和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三个生活经验的刺激。我在小镇奥克兰第一次被美国人骂的这个经历，是我环保意识的启蒙课。
到了匹兹堡大学报到后没几天，李银河就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房门，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王小波不冷不热地点点头。后来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对人表面上既不热乎也不冷淡，基本上保持在七八十度。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几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俩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来的美国，我坐在机舱前边，他坐在后边，飞机里没照上面，失之交臂。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冷嘲热讽，但并无特别的恶意，像讲相声，语言的表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小城里的女教师。她不大讲话，老是在厨房和住的房间两边跑来跑去，忙不过来的样子。出国之前，李银河最好的一个朋友林春同志——她也是个大才女，后来去了英国留学，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史的大部头专著——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从头就觉得李银河是个才女。本来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口头表达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匹兹堡的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根啤酒”
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由于是邻居，跟王小波一家是早不见晚见，路边不见校园里见。匹兹堡大学旁边的居民房子一般只有两三层，最上面的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冬冷夏热。我们去的那年冬天，匹兹堡下特大的雪，把路两边的汽车都给盖没顶了。那间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的那一学年，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就转到耶鲁大学去了。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是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以后据说房租上涨了还很难租得上。
有时我们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小阁楼上来做客，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一点点，于是不失时机地摆摆老架子，不许我们喊他“小波”：“你比我老，敢叫我‘小波？等你们哪天比我老几岁了再这么叫。”我们没办法，只好喊他“老波”“王老波”，他听了蛮受用的。
匹兹堡大学为我们这些非英语国家来的留学生专门设立了语言技能提高班，分三个级别，英语相对而言最好的进A级小班，最需要补课的进C级大班，我进的是B级班，中不溜。王小波不在我一班，也肯定不在A级班，我没好意思问他在哪个班。教我们班英文的是Pitt教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英美文学的两个漂亮得像演员的姑娘，Betsy和Eliza。上完一个学期的语言课，我们班里一半多的哥们顺利毕业了，按照美国大学的传统要办个party欢庆一下兼欢送大家，就由两位美女教师张罗着在她们的宿舍里举行。我们全体学生特别激动，能被她们教英文已经荣幸无比了，现在不但课程过了关，还要去她们家享受她们主持的party，天哪这太幸福了！出席party要带点礼物，不能是贵重的但应该是有点特别的。中国式的菜带去冷了又不好看又不好吃，好带的饺子嘛有些肥腻，两位身材佳健的姑娘吃东西小心得很。那么还是带酒吧，我特地步行二十来分钟走去我认为相对富有的人居住的一个小区，挑选出来一种包装十二分精美、名字又着实动人的啤酒：root beer（根啤酒）。顾名思义，这应该就是形容它地道咯，原汁原味咯，外国人中国人的文学类型里不是就有“寻根”嘛，这肯定就是最正宗的啤酒了！于是赶紧买了一打，比平时买来喝的啤酒贵很多很多，但还是开心坏了，第二天就带去了party。
在我之前秀礼物的是一个日本胖哥，这哥们的想法与中国人的就是不一样。他在日本餐馆里定做了一套非常漂亮的寿司，独特又讨女孩喜欢。在匹兹堡日本餐馆是高级馆子，那两个姑娘靠自己的收入一年也去不起几次。果然，最漂亮的Eliza心花怒放，这下我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打开纸包前大气凛然地演讲了一番这是我来到匹兹堡以后见到过的、有生以来喝到过的最棒最正宗的啤酒云云。谁料她们一看满脸窘色，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厚道的Betsy怕我难堪，对我解释道：root beer其实不是啤酒，而是一种有啤酒味儿的软饮，给那些开长途车的司机嘴里提提味，或者让未成年人party时过过瘾的。形容词root（根）也不是我以为的origin（根源）的意思，而是那种类似啤酒的味道来自某种草本植物的根部提取物……如果我不是肩负重任去求学的，当时真想就从她们住的三楼跳下去算了！
我曾经请教过王小波等几个伙伴，为什么Pitt的美国本科女生普遍那么靓丽，个个到中国都能当演员？王小波斜了我一眼：“你没算算她们每天早上花多少时间化妆？”果然，从我们狭窄小街的这边阁楼窗口望过去，对面凡是住着美国本科女学生的，一溜晨曦下临窗化妆，少的十几二十分钟，多的个把小时，天天如此。我们出国之前，中国女孩子除了上台演出，没有平时化妆的。于是在中国内地来的留学男生中间，就有一首改编了的爱国主义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杀上新战场，缴获一支美国枪，带回中国见爹娘！”这儿的“美国枪”，当然是那些天天化妆的美国妞们。
人尿腌鸭蛋
我们招待王小波夫妇及他们招待我们的，都不是“根啤酒”，那太贵了，舍不得。我们聊天的时候，通常喝喝本地产的价廉物不差的“钢城牌”啤酒，当地夏季天气非常炎热，赶得上中国的小火炉。我从到达的第二天起就跑出门去找酒喝，从最便宜的开始买，便宜到我都不敢相信，半打啤酒连两美元都不到。回来一喝很淡，我想还是要买贵一点的。于是请教当地人，他们说有一种Iron City（钢城啤酒）物美价廉。我一听感觉应该不错，匹兹堡以前是以炼钢为核心产业的城市，这个名字又很劳动人民，很亲切，价格在四十美分一瓶，于是它日后成为我们的首选。我们互相交替请客的时候多半啃啃烤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有钱的美国人大多不吃这种胆固醇含量很高的食物，他们吃的是鸡胸肉。除了啃鸡腿，我们还常吃鸡内脏，那是不要钱的。小汤在一家中餐馆里打工，美国人通常不吃鸡肝、鸡肫、鸡心什么的，小汤每次下班就带回来一口袋，我们就着啤酒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就把它腌起来，在小阁楼顶上晒干，远远看上去像民间工艺品展示。美国人也不怎么吃鸭蛋，因为很腥。匹兹堡大学周边地区森林茂密，不少的飞禽走兽，离我们住所不算太远处的公园里有很多鸭子（不知道是不是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在绿草地上躺着很好看。我们捡回来十几个，吃不完，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勤劳的小汤和不怎么勤劳的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那样味道并不特别好，一点都不香。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里腌鸭蛋的办法：用黄牛拉的新鲜尿拌黄泥来腌，吃起来蛋黄特别香。在匹兹堡那个钢铁之城，黄泥土不好找，黄牛尿就更找不到了。我就想了个办法——用自己尿的尿来腌。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么有滋有味，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其实这有什么，中医里啥都可以入药，人的小便药学名叫“人白”，人的大便叫“人黄”。可见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远不如我。
为什么烟瘾会那么大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去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全额奖学金除了学费还包含每个月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我完全不必打工，连助教和研究助手都不用做。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通常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国，妻子随后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他一听这话，就埋头抽烟。我曾经问过王小波，为什么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在云南的边境地区，种橡胶，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内心非常压抑痛苦。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一包半到两包，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几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敲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我劝他少抽点，他说少抽不就更没劲啦。他后来也上了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生班，大概读的是东亚史，读硕士。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常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能够从自己的痛苦里体会他的痛苦，我在研究生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两个美国同学嘲弄地凝视着，所以对他的处境深有同感。后来他出去打工，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炒了老板的鱿鱼，他阴着脸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我实情：老板说他洗一会儿碗就停下来抽根烟，是有意偷懒。他一火就把老板骂翻了，说你他妈的老子抽口烟还不许，你以为老子是你的奴隶？操你妈，老子不干了！他那时刚从中国出去，和很多大陆出去的留学生一样，对资本家仇恨满怀，适应不了美国市场的雇佣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的吃苦耐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学位，又要做助教给美国本科生上课，周末还要到餐馆去打工。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
以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又贤又惠，而王小波自从跟那家中餐馆吵翻以后，大概就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小汤跟我说李银河是贤妻，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的时候，才知道他一直在写小说。真为他高兴，说老波的苦没白吃，终于熬出头来了！
不过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到今天也没读过。我估计他也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论文，那可不是文人相轻，是太忙。
“谁碰着我的车谁找死”
1985年8月中旬，我离开匹兹堡大学准备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大学的高额奖学金和物价便宜的生活，去物价高得吓人的波士顿读书，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回去了，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在匹兹堡待下来能省下很多钱的，带回国起得上大作用。匹兹堡大学校方曾经告诉我，他们名义上给我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是六年，我要待上个八年没问题。我除了拿全额奖学金，还可以免费使用学校里的办公室，打美国国内的电话、复印资料、用文具，通通都不要花钱。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喝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很有特色的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做纪念，花花绿绿的，来自许多国家，挺好看。不过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就被他们扔了，他们对酒瓶子的美感不如我那么在乎。也就是在这回搬家清点房屋的时候，意外生财——我出国前经高层领导特批，向单位借了600美元做盘缠，这在那年头可是一笔巨款！我这儿藏100，那儿藏50，等到在匹兹堡安定下来，却找不出其中的200美元藏在何处了，直骂自己是蠢驴！搬家中间才发现那几张美元大钞塞在老母亲为我做的一双布底鞋里，那是妈妈一针一线为远行万里的儿子缝的，尤为珍贵，才慎之又慎地把巨款藏匿其中。
王小波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城里的长途汽车站。在这之前不久，他刚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的双排座福特牌老爷车，又长又大，躺在里面睡觉宽宽敞敞，车外壳四边有棱角，像辆坦克。他刚学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我进城。王小波对我眼一斜：“没事儿，撞不死你这个哈佛小子的！老子这辆车谁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找死。”他跟小汤两个开车一起送我，两个都是刚拿到驾驶执照，不长的一段路上慢悠悠地开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小汤跟我在后面推着才启动起来。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和老波、小汤都没见过面。为人非常厚道的小汤的梦想是赚够了钱去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个正式学位，搞电机电脑。我好几次想跟他联系，都没找到他，不知道他后来干什么了。
唯一的一次通电话
1993年6月，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来到北京。晚上我兴冲冲地给王小波打电话，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我1992年6月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1993年初从美国回到亚洲，在新创建的香港科技大学教书。
那个时候，香港科技大学教师的平均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了（遗憾的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就降下去了）。王小波说你还好意思不请客？我说我当然要请客，还能亏待你老波？！但很快我就匆匆离京回安徽老家去看望分隔十年的老母亲和亲人了，酒也没跟老波喝成——那是我从美国回来后唯一的一次跟他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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