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文

　　一

　　三年恢复时期，国家需要大量人才，青年人参加工作很容易。而对我来说，更具有两个优势：一是高中毕业生，二是抗美援朝军属，当然得优先照顾。

　　记得第一次给我分配工作的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安置办公室的一位转业军官老赵同志。他给我开了介绍信，要我到汉阳一家机械厂去工作。任务是协助刚建立起来的党和工会组织，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老赵很和气，也谈得很简单。最后捎带了一句：“先去看看吧，不满意了再回来找我。”

　　我按他说的地址，找到了这家工厂。但我没有掏出介绍信，只对守门的老汉说有事找党代表。实际上我想进去后到处转转看看，来个“微服私访”。工厂很大，厂房车间里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在轰隆隆响。我越看心里越没底，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行当，来这里工作恐怕太困难了。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回去找了老赵，交回了介绍信。老赵倒没有责备我，反而说：“是啊！一个高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去那里是有点大材小用。”我赶紧声明，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对工厂工人太不了解，不好工作。老赵笑说：“等着吧！有合适的我会通知你。”

　　就在这当儿，母亲参加了武汉市民政局组织的军属赴东北的慰问团。她在丹东见到了从上甘岭回到国内轮休的哥哥。哥哥问起了我的工作，母亲如实告诉了他。大哥捎回来一封长信，严肃地批评我“不服从组织分配”，“从个人利益出发，挑肥拣瘦”，等等。

　　我真的有些后悔，加上两三个礼拜没消息，心里真害怕砸锅了。6月的一天，我硬着头皮去找了老赵。老赵见到我挺高兴的样子，对我说：“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武汉市办了一个学习班，不知你愿不愿去？”我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拿到介绍信，我家都没回，径直到大智门附近市一女中的学习班报了到。有了上次的教训，今后再不能干什么打折扣了。

　　6月的武汉，骄阳似火，热如蒸笼。但这些来学习的青年都能静下心来，坚持这种军事化生活。在教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铺，吃饭、学习、出操、整队、唱歌，气氛热烈。参加人员基本上属两类：一部分是已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一部分是像我这样尚待分配工作的知识青年。学习方式虚实结合，先听报告，学文件，务虚座谈，再联系自己的实际，写材料向党交心。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或“忠诚老实运动”。

　　这个学习班，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除了家庭出身不好外，我个人历史是清白的，小学、初中、高中没有什么好讲的。不仅如此，解放前夕，还参加闹学潮，也算有点“光荣”。理论学习，也比别人好一些。抗日战争相遇田叔叔，前两年又认识了王克勤同志，革命道理懂得早一点，革命书籍也看得早一点。所以我的表现、我的发言很快引起队领导的重视。

　　学习班结束，别的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我却被留下来，作为下届学习班的辅导员。我成了武汉市教育局的正式工作人员，每月个人的吃、穿、用一切由国家供给。除此之外，我家里的父、母、弟、妹四口人，每人每月供给生活费十万元（折合现在人民币十元钱）。有了固定的收入，母亲特别高兴。我问母亲四十万元够不够用，母亲笑着说：“干部吃中灶，一个月五万元也用不了。家里每天都可以吃鱼、吃肉。”

　　解放初的物价低、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我记得我曾被中南军政委员会抽去临时到湖南出差工作。车过汨罗这个小站，我们下车在站台上吃午饭。卖饭的摆出了四样菜：莲藕炖猪肉、炸鱼块、熟鸭蛋和青菜炒豆腐，主食是白米饭。任你吃饱，才收一千元（合现在的人民币一毛钱）。这恐怕是我几十年来吃得最便宜的自助餐。

　　洞庭湖畔，这个鱼米之乡，真是太富足了。共产党刚刚把土地分给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正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时湖南常德、益阳这些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担米（一百斤）才卖一万元，折合后来的人民币一分钱一斤。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三年，旧社会遗留下的毒疮都根治好了。强盗、小偷、妓女、抽鸦片的都绝迹了，改造好了。社会安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出现了。农民分了土地，免除了苛捐杂税、剥削压榨，翻身农民一下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民富国强，真正体现了政策对头。

　　新中国成立初的干部，经常被抽调出去搞一些突击性的工作。我曾被派到改造妓女的“新生院”去工作。领导给我交任务时说：“公安局希望我们派些有文化的同志帮助他们工作。”我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什么话也不敢讲就去了。我去的那个“新生院”位于汉口沿江大道下段的一个大院子里。进得门来，面对正在集合的红颜女子，我一下吓懵了。新生院的管理干部，差不多都是公安局由部队转业的干部，五大三粗，十分威严。院领导站在队伍前面，介绍我这个二十岁的新来干部时，下面这群女子指手画脚地笑。我面对这群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改造对象，简直是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院领导看出了我的为难之处，就先让我到办公室看看材料，编一份学习简报。我是星期四下午去的，到星期六，共一天半的时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我吓得一步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好在这编简报算是救了我。星期六下午，一口气跑回机关。办公室的任主任，一见我就问：“怎么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其他同志见我的狼狈相，哄然大笑。任主任平静地说：“算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干部，干这种工作是不合适，不去了！”我听了这个“免职令”几乎要哭出来。

　　1952年上半年武汉的社会情况还比较复杂，美蒋特务还在伺机捣乱。个别时候，夜晚还拉空袭警报，敌机有时还飞到武汉上空撒反动传单。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激烈，另外国内几个运动同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没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正在深入。

　　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投入各项政治运动中。我被派到汉正街一家很大的布匹店“谦祥益”去搞“五反”。每天开会，就是发动店员检举揭发。当时我年轻，不过是跟着老同志跑跑龙套，做些具体工作，以提高阶级觉悟。

　　那些在当时看来真正残酷压榨受苦人的恶霸，也确实应该镇压，否则不足以平民愤。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从汉口乘轮渡回武昌徐家棚。渡江轮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四个解放军押解了一名戴脚镣的犯人，因为此人是独臂无法戴手铐。船行至江心，犯人要求上厕所。轮船上的厕所是个封闭的小屋，有一个普通便池大小的长方形空隙，大小便就直接排入江里。四个荷枪实弹的军人，守候在门外，后来感觉听不到里边有动静，便破门而入，却不见人。原来这犯人戴着脚镣从排便空进入江中。船上乱成一团，人们都想跑到栏杆边看个究竟。船在江心转了一个大圈，没发现任何踪迹。

　　后来听说这个亡命之徒实在厉害，他竟能戴着铁镣独臂在长江中游了几十里，然后上岸。当然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法网。这个人的父辈就是武汉有名的封建霸头。他为了和兄弟们争码头，曾和亲骨肉打赌，烧了一锅滚烫的油，说谁敢把手臂伸进油锅，这码头就归谁。为了钱财他失去了一条胳膊。这种宁肯舍弃自己的性命去争夺财产的人，其残忍胜过禽兽。他掌管码头以后，当然对劳苦大众心狠手辣，犯下了累累罪行。政府镇压这种人真是大快人心。

　　三

　　我所经历的第一个运动，即“忠诚老实”运动，倒是非常平和，不打不逼，和风细雨地过来了。可这“镇反”和“三反五反”就不一样了。我见过市教育局批斗一个有贪污嫌疑的总务科长。要他弯腰站在方凳上，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他坚持不住一头栽下，满脸是血。我也见过在汉正街店员工会批斗一个不法资本家，让他头顶一袋面站着，结果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那个资本家尿了一裤裆。

　　这些场面都警示自己，千万不能犯错误。大家常说一句口头禅：“不贪污，不腐化，天王老子也不怕。”

　　这话被局里办公室的任主任听见，他只是冲我一笑。我实在莫名其妙，这个“老革命”，身上怪事就是多。上班不乘电梯，非要提前一刻钟来爬楼梯。这个“老革命”平时对人好，特别喜欢我。没想到我们仅相处两三个月，他就调到北京去了。

　　后来的“训练班”改名为“武汉市师资培训班”，我留下以后又继续干了两期“辅导员”的工作。

　　这年10月1日前后，中南军政委员会传达了一个文件，要求青年干部自愿报名支援大西北的建设。由于西北地区落后，很需要中南这些先进地区的文教、科技干部。中央决定抽调中南干部五百人支援西北，条件是：政治可靠，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干部。我应该属于合适的人选，当然不甘落后地报了名。我当时幼稚的想法是走得远一点该会影响小点。报名的阵势很像参军抗美援朝，甚是踊跃。说实话，报了名心情也是矛盾的。一是报了名如果不批准，证明自己政治条件不合格，留下来会叫人瞧不起；二是如果批准了，父母年迈，弟妹幼小，我远走边疆留下他们，也放心不下。所以报名支援西北这件事我守口如瓶，从未给家里人透过一点风。忐忑不安地等了半个月，初选通知下来了。我们二十几个人集中在岳飞路的一幢房子里，原“师训班”的只有几个人，其他有党校的、公安局的、市委的、政府机关的、学校的等。从籍贯看有湖北湖南的、江西浙江的、河南山东的。总的有两个特点，男多女少；单身多，成家少。

　　集中等待出发的时间，记得差不多有一个月。这个阶段除了“打牙祭”、看电影、逛公园，也没有安排任何学习，好像是放任自流。多少年后，才听当时西北局派去工作的同志陈荣讲，当时这样拖了一段，有两个作用：一是无人管理，正好能暴露这批人是否真的有准备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如有动摇的表现，就趁早留下来；再是西北要的人数是五百，中南报名的人经过严格挑选，只能选出二十几人，西北要人的原则是宁缺毋滥，所以就要再等中南增加人。

　　这一段时间我还是老主意，“守口如瓶”，不给家人讲。实际上，看似没人管，暗里倒有人管。当时我们的队长是顾群同志，年龄大，结过婚，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是个党员，又有文化。他待人热情，诚恳正直，能团结同志，会做思想工作。

　　记得我们中间有个湖南人叫赵哲，脾气暴躁。有次吃早点，他竟把一桶“八宝粥”倒到地上，以示抗议。嘴里还嚷着湖南湘乡话，意思是：天天“老三样”，油条、豆浆、八宝粥，怎的叫人吃得下。为此事顾群同志主持了生活检讨会。大家当面批评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浪费粮食，不爱惜农民的劳动成果。那时的“生活会”，以诚相见，以理服人，还真的能解决问题。后来，由于赵哲检查深刻也就没取消他到西北的资格。

　　11月，武汉的天气也开始凉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也有了消息，让我们做好动身准备。上边也发给每人一百二十万（旧币，折后来一百二十元）安家费。记得我把安家费如数交给母亲的时候，她老人家的确表示惊讶。母亲问：“为什么发了这么多钱？”我只得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谎话说：“天气快冷了，组织上发的钱是让全家做棉衣、棉被用的。”

　　实际上，我已给父母写好了一封告别的长信，就装在我的背包里。离家那天，天下着小雨，全家围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妈妈见我拿回来那么多钱，当然高兴，但她又怀疑我说的马上要出差到湖南，可能时间比较长。表现异常的是我小妹，那时她上小学三年级。这顿饭，她一定要靠着我坐，而且不时地往我碗里夹肉夹鱼。三年最苦的日子，父母弟妹都是靠我来养活的。患难与共，骨肉亲人。今日离别，着实不想这样做，可又不得不这样做。因而就想早点离开好，免得感情控制不住。吃过饭我就借口下雨，天晚了不好过轮渡，就匆匆地离开了家。就在这时，小妹执意要送我，怎么哄劝都无效。我心乱如麻，我怎么样下得木楼，在蒙蒙微雨中走向徐家棚码头，我已方寸大乱，无法回忆。只清楚地记得离码头一百米处，听得一声哀怨的汽笛声，让人肝肠寸断。我命令似的对小妹说： “我要赶船了，你快快回去！”顺手掏出五千元（合现在五角）塞在小妹手里。转过头来，我已视线模糊，码头、江面、船只一切都看不清楚，是雨水或是泪水我已不得而知。

　　走近码头，我先把贴好邮票的信投到码头上的邮筒里，然后买票上船。

　　抗战时期，我十二三岁就离开了家，但我不觉得痛苦。一是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读书，要和抗日的军民在一起，倒有些兴奋；二则或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这离别之苦实在体会不到。

　　离开武汉的具体日子，大概是1952年11月4日。车站送行的场面很热烈，记得我们每人都戴了大红花。中南军政委员会、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都有来送行的。我只记得时任武汉市教育局长的凌沙同志也来了（赵毅敏同志的夫人）。凌姐拉着我的手说：“小李，听到先念同志的讲话了吧。希望你们能在大西北，生根、开花、结果。”李先念同志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话：“不要中途开小差跑回来。回来是‘无脸再见江东父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