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言

　　当下中国，最能拨动人们心弦的是三个字：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令人振奋。我们需要唱响中国梦这一时代最强音。因为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梦想的召唤。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百多年来，近代中国历史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民族救亡，一个是民族复兴。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自强，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直都在探索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之路，但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通过“黄金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才能更有理由、更能自信地说中国梦。经合组织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美国情报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因此，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确，历史已经到了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

　　我们距离中华民族复兴只差几步，但这几步是很难走的，可能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因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问题和风险都在增多，存在“四大考验（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就像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讲的，我国的社会进入了爬坡过坎的新阶段，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觉得，实现中国梦至少需要解决三大世界性难题，或者叫作跨越“三大陷阱”。第一，从党的建设来讲，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第二，从经济社会转型来讲，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从对外关系来讲，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中国完成崛起必须打胜的新“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跨越“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它指的是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具体到权力部门，“塔西佗陷阱”的意思是：如果对公共事务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等问题，都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以至于失去社会公信力。此后，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执政党和政府的生命。经过三十年的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总的来说民心是向党的，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恶性蔓延的腐败、懈怠松弛的党风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的信任。现在的局面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一边做好事，一边总有人怀疑、讥讽，形成了“信用危机”。同时，群众的自我意识与期望值都在快速升高，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失误，就会出大问题。一旦公信力面临危机，中国就极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由此，当务之急且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破解“四种危险”，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腐败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腐败问题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教训很深刻。看看当年的国民党是怎么垮的？国民党曾经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政党，早期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黄埔军校大门上贴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到后来，蒋介石不禁感叹：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是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事业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房子、票子、车子到处捞、到处贪，搞“五子登科”，整个队伍都腐败了，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接管城市，接管到哪儿就捞到哪儿。为什么共产党只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党打败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太腐败了，不得人心。苏联共产党最后也垮掉了。人们曾问，苏共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但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是为什么？与腐败不无关系。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开始进入停滞时期，苏共逐渐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脱离群众，失去民心。腐败不仅亡党亡国，也会亡军。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掀起了反思甲午战争的热潮。当年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但在中日海军的黄海大战中全军覆没。其中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就是清政府的腐败，彻底的腐败导致彻底的失败。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虽然我们党非常重视反腐败，但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很严峻。十八大以来，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党坚定地、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既治标，坚决惩处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又治本，有效预防腐败，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舆论高度评价中共新一轮反腐败运动。这场反腐斗争绝不是小打小闹，是强力正风、铁腕反腐，坚持“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涉及官员层级之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部反腐大戏，堪称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就是最好的作家也想象不出来的。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民心。这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想当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牢狱中对中国命运的思考，给我们今天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现在共产党人最可怕的是缺失理想信念，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能打好这一仗，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大党，应该是能干一番大事业的。

　　第二大战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GDP4000美元迈向10000美元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风险高发、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很容易跌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的定义，从1950年至今，在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已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世界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亚洲国家只有日本与韩国。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2015年，我国人均GDP是7924美元。按照十八大报告确定的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就将超过10000美元，达到12000美元，等于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说易行难，我们怎么跨越？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必然会影响到我国。从国内看，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我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都越来越少，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中国面临痛苦的抉择，旧的经济战略过时了，需要新的发展战略。如果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件充满国际意义的大事件。

　　中国“十三五”时期的核心命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没有实现转型升级，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据测算，“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相当长时间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双中高”目标，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实现“双中高”就必须打造“双引擎”，一是改造升级传统引擎，二是创造新引擎，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两点论”来看，中国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自信。一方面，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仍然很充分。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差距，这就是发展的空间。二是中西部的开发。中西部经济发展与东部差距比较大，中西部是我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空间。三是挖掘内需潜力。我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下一步发展的最大潜力是扩大内需、刺激内需。另一方面，关键是靠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发展的强大动力，“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出视察，就南下广东，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百年”、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招。有舆论指出，中国继1979年、1992年、2001年后掀起第四次改革开放高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总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美国标普公司报告称，比较中国和日本经济，如果全面改革得以深入，中国或可避免日本“失去十年”的情况。改革红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唯有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跨越，这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发展奇迹。

　　第三大战役：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新兴国家挑战老牌强国时产生的困境，被学者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地区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激烈冲突，多数时候将以战争告终。修昔底德曾有一句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崛起大国）势力的增长和因此所引起斯巴达（现存大国）的恐惧。”也就是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世界老二不好当，这是普遍规律。当年苏联是世界老二，美国用冷战就把苏联搞解体了。当年日本是世界老二，美国用一个广场协议就让日本经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欧元区如果真正建成统一经济体，就成为世界老二，但是美国不会甘心，欧元区危机背后也有美元与欧元争霸的影子。中国能否打破“世界老二”的魔咒？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随着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从假设变为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就成了一个现实问题。我国虽然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我国的发展是乘势而为、顺势而为，未来我们更要谋势而为。尤其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开始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诸方面，加快重返亚太步伐，围堵中国的态势愈来愈明显。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因此，不管乌克兰危机如何加剧，不管中东局势如何动荡，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不会放慢，而且只会加快。

　　我觉得，未来五至十年内，对中国来说，来自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会越来越大，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从目前来讲，海洋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障碍。比如，一个是台海问题。祖国不统一，中国谈何崛起？另一个是东海问题。钓鱼岛争端不解决，日本怎么会心甘情愿做“亚洲老二”？再一个是南海问题，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之间的问题，但背后实际上是中美在亚太间的较量与博弈。中国要崛起，有许多坎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跨过去。破解美国的大围堵，中国要有大战略。中国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我国的战略设想，但美国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因为中美之间不仅存在认知差异，而且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有的学者认为，中美正陷入外交上的“囚徒困境”。从理论上讲，中美都明白，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合作取得的，但两国对对方的合作互不信任。中美互不信任是有实际原因的。美国满足于现状（美国是公认的领袖），而中国不满足于现状，“想接过亚太领导权并对全球规则制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要和平崛起，但美国能轻易让中国和平崛起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美国绝不当世界老二”，“世界规则必须由美国来书写，不能让中国来制定”。退一步讲，世界上也没有和平崛起的先例。

　　因此，中国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必须有两手准备，“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首先，我们不惹事。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习近平主席在法国演讲时用生动的比喻告诉世界：中国这头睡狮醒了，但中国要做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醒狮。中国虽然实力大增，但世界不必畏惧。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用大白话告诉世界：“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其次，我们也不怕事。我们要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的准备，要提高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同时要致力建设海洋强国。要强国，必须要强军。中国史无前例的军改大幕已经拉开，改革强军、创新强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能打仗、打胜仗”已成为中国军队的新口号。这是一场整体性、革命性的变革，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必将产生空前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存在一个“三十年现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二十八年，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是二十九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是三十四年。自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这将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三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三十年。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必须破解三大世界性难题，必须打赢新“三大战役”。这注定不会太轻松，甚至还要经受曲折与磨难。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崛起，它的内在难度与外部冲击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的确在做着全人类意义上的伟大事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必须扛起这样的使命，而且要有足够的自信，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一鼓作气去实现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