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

　　一

　　张伯驹原配夫人李氏早年去世，“第二夫人”邓韵绮于1948年离婚。在天津的家眷主要还有：同居的王韵缃，实际是“第三夫人”；父亲张镇芳的妾孙善卿，张伯驹称她为庶母；生父（叔父）张锦芳的妾杨慧仙；妹妹刘张家芬。刘张家芬的丈夫去世，婆母杨敏芳跟她在一起生活。

　　1952年，为了分财产问题，王韵缃向法院提交了一纸诉状，把张伯驹告上了法庭。

　　张伯驹一生中最繁杂也是使他最为苦恼的是家庭财产问题，为家产而诉讼的事在《身世自述》中有所叙述：

　　民国二十八年，天津发生水灾，我家也淹在水中。这时，孙善卿庶母同王韵缃都来北平暂住。我想趁这时候，把天津家庭合并在北平一起，计划在北平宅的空地建一所房，专供孙善卿庶母居住。如果她不来住，我就不负担天津家庭的开支。我首先征求王韵缃的意见，她回答她不到北平住，她还要同孙善卿庶母住。在她的心里，因为多数遗产在孙善卿庶母手里，将来孙善卿庶母死后都归她所有。但是，她了解不到将来的局势与经济情形。

　　在这一年，我的原配李氏去世，所有遗物、首饰、衣服、家具，都由王韵缃接收。这一年年底，我父亲的第五同居李氏去世，所遗衣物首饰也由王韵缃、邓韵绮、刘张家芬（我叔父之女）均分。到民国二十九年，我叔父（即生父）去世。在一年多之内，我家有三回丧事，已经负很多的债，北平的房子又已押出。这时感觉不易维持，在王韵缃那里拿回股票数万，交族叔张慕岐经营买卖（1951年春，张慕岐曾来京云：所经营的有盈余股票的款，都交还王韵缃）。

　　民国三十年，我去上海，在王韵缃那里拿去股票10万，交同乡牛敬亭代经营。我在这年夏，被汪精卫的伪军绑架，此时都由潘素一人奔走借债营救，拘囚八个月始行释放。因为还债，把10万股票卖与牛敬亭。

　　我同潘素于民国三十一年回到北平。此时，已毫无办法再担任天津家庭的开支，而王韵缃手里还有十几万股票也不再拿出来。从此，天津家庭开支才由孙善卿庶母担负，王韵缃只管她自己的零花钱。我本年由朋友帮助，及潘素卖出首饰，离京去西安。

　　民国三十三年，潘素曾去天津，向王韵缃取出股票7万，由王韵缃令其妹随潘素去上海卖出3万的款由其妹取回交王韵缃自用，4万的款汇西安入秦陇实业公司。民国三十五年，我又将王韵缃手里约5万以上股票的印鉴，交给王韵缃，换成她自己的户名。以后她陆续卖出。截至现在止，盐业银行股本账内她还剩一百股股票。

　　我本来是研究考古的。在日本投降时，伪满溥仪在清宫携走的古代书画，在东北散失，我为保存国家文物，收买此项书画，负债七千数百美金。此时又有中国最古之画发现，我恐被商人买去流到美国，我所以将房子卖出（前已押出，负债约50万伪联币，日本投降后法币一兑五赎回），除还负债及置购现住承泽园住房外，以余款购收此画不足，由潘素卖出首饰补贴，始完成此任务。因此，我虽卖出房子，手中还是拮据。

　　到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我为工作又负了18两黄金的债。直到解放以后，我没有收入，这一时期没有办法再照顾到王韵缃。

　　1949年春，王韵缃来京向我要钱，声言要字画，她也说不上名称，只说要顶值钱的。我收藏这一部分书画里面，有潘素贴补的钱，是我与潘素共有的。我们的宗旨是为保存研究国家的文物，不认为是我们换享受的财产或遗产。我们研究工作终了，将来是贡献于国家的。我写的有遗嘱，并且有朋友证明。王韵缃的思想是与我们背道而驰的。

　　1950年，王韵缃又向我要钱，我答应她有西安福豫面粉公司股票给予她，还有我担任董事每月有面粉三袋夫马费也给她。我写信给福豫面粉公司，改换股票户名，并汇来面粉折价的款，俟接到回信云“在重估财产之前不能过户”，面粉款亦未汇来。我这时忽然明白，我本人在北京，一直没去西安，而每月还拿夫马费是不合理的，我于是就辞去董事。还有我投资面粉公司时，有一些余款未结清，若按币制改变则公家损失，所以我又将股票捐于公家。这并不是我对王韵缃食言，因为我的立场，不能不先公而后私。到1950年年底，孙善卿庶母把天津房子卖了，我到天津请孙善卿庶母替我给她（王韵缃）一部分钱。孙善卿庶母给她40匹布，即是孙善卿庶母替我给的，我有过这样的请求。在1951年，王韵缃又收到她的放款本息360万。她在天津，并无食与住的担负，在一年之内就用去1300多万。1951年8月，我去天津作抗美援朝义演，王韵缃又向我要钱，这时由潘素答应每月设法给她一二十万元。但是，我的欠债由租房的款还掉，而我的婶母在1951年春故去，办理丧事又行负债，每月入不敷出，家中生活全由潘素筹措。给了王韵缃一次钱，就不能按月照给。后来王韵缃来信质问潘素，责备“不兑现”。现在她来京说我不负她的责任，我说你可以到北京来住，她说我与她感情不好，平时不同她说话。这是我的习惯，平常说话就少，而我与她思想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往往说好话也会误会，不如少说话。她又提出分产问题，我答复她只有向法院去讲。

　　张伯驹的《身世自述》写于1952年1月22日，应该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向中国共产党写的一份“交心”材料，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总述我封建家庭的罪恶，就是我的罪恶，即使在反蒋革命上有成绩，或是思想有些进步，也是不能遮掩的。在今天一定、而且必须暴露出来，予以洗刷结束，才能在新时代重新做人。

　　二

　　生活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想见在政治上追求进取的张伯驹，对于生活了几十年的那样的封建家庭，会感到是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心上，他要搬掉它，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他对那个封建家庭有所认识，并与它脱离，开始新的生活。他对新的生活虽然不能适应，但在承泽园内与老朋友结社禊集，此时又购进杜牧《张好好诗》卷，也不能说没有乐趣。

　　张伯驹在《身世自述》中推心置腹地讲了自己的家庭及自己对这个家庭的认识，可以说是“政治表现”，和王韵缃为家庭财产起诉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两者非常巧合地表述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

　　即使没有王韵缃的起诉这件事，张伯驹自己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家庭的问题。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颁布了新的婚姻法，法律规定要实行一夫一妻制，废除封建的一夫多妻制，本来妻妾成群的张伯驹，此时在他的生活中仍然有着两位妻子。像他这样有头有脸的文化人，不愿意在这方面授人以柄，也在盘算着和王韵缃离婚的事。

　　从张伯驹及其儿子张柳溪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张镇芳为了抱孙子，所以再让张伯驹纳妾和王韵缃生活在一起。从一开始张伯驹对王韵缃就没有什么感情，而王韵缃以为有了儿子就会好转。但是有了儿子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张镇芳为了教育孙子，干脆把王韵缃及其儿子接到天津，让他们生活在自己身边，而张伯驹仍然生活在北京。张伯驹和王韵缃的生活是离多合少。但王韵缃是张家的经济大权实际掌握者。

　　王韵缃的《起诉状》的核心是她被张伯驹“遗弃而生活无着”，由这个基调提出经济赔偿问题，没有提出离婚的事。张伯驹在答辩中提出和王韵缃离婚：

　　一错不能再错，所以我同意王韵缃要抚养费的要求。但是，我既然是统一战线上一个人民，我必须拥护政府婚姻法一夫一妻的制度，与王韵缃终止同居关系。

　　我与王韵缃虽说同居，她一直住在天津，我一直住在北京，实际上已有十五年以上没有同居。她得了赡养费，与我脱离同居关系，也可去掉依赖性，去学习、劳动。她与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早有工作，每月有300斤上下小米待遇，还能照顾她。我若不幸在社会主义未实现前死亡，如果还有私产，她与我的儿子还能继承遗产。这于王韵缃精神、物质上都无损失，而我也可以毫无牵挂地以我的精神、能力，贡献于国家。

　　经过两次开庭，双方态度都已表明。王韵缃不同意解除同居关系，若要解除，她的要价是五亿元。

　　2月11日第二次开庭，王韵缃又写了一份书面表述，表示同意和张伯驹离婚，但要求其给予抚养费三亿元。

　　张伯驹也在庭后，两次书面陈述对于“赡养费”的意见，其中一次陈述中写了他和儿子张柳溪交谈的情况：

　　我与王韵缃离婚的事情，在她“三天考虑”期间，我曾同儿子谈过离婚及赡养费问题。儿子也认为离婚是对的，好使她去掉依赖性，改造、学习。赡养费是照顾她的生活。他曾经劝告过他的母亲，如果以离婚为要钱的条件是不对的，跟着儿子不能跟钱，跟钱不能跟儿子，这思想是正确的。我提出赡养费五千万到一亿元本来就是很多的数目，是为了照顾女方，不使受刺激。如果再多，我经济方面做不到，影响儿子的立场，与王韵缃也无益。我请求法院，对赡养费在五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予以判决。我现在没有现款，须卖掉房子才能有钱。但是，房子两月三月卖掉与否，不能确定。我为不影响她生活的安排，我向朋友借款，分期给她，于三个月内付完。这是我经济上的实情。附带陈明。

　　张柳溪自小生活在有十根鸦片烟枪的大家庭中，每天看到的是前辈们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可以说在鸦片烟气味熏陶中长大的。但是他没有沾染吸鸦片的恶习，也没有能更多地享受父爱的温暖，大学毕业后以平常心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而此时又能在父母离婚的事上，说出如此通情达理的话，不只是使张伯驹在精神上是一种安慰，说服母亲同意离婚，也对父亲实现离婚的愿望作了很大的支持。

　　最后法院判决：“为维护一夫一妻制精神，准予离婚”，“特判令给王韵缃人民币一亿元，作为王韵缃应得之家庭财产”。

　　王韵缃和张伯驹离婚后随儿子移居石家庄，应当说这是她的一个很好的归宿。

　　在张伯驹、王韵缃为财产、离婚事对簿法庭的同时，张家芬又向法院递上一纸分产诉状。

　　张伯驹同胞兄弟姐妹四人，他居长。张家芬是他的第二个妹妹，嫁与刘姓，遂改名为刘张家芬。丈夫去世后，她也长住在天津娘家。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去世之后，他的小妾杨慧仙回到河南项城故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房屋、土地被分配后，失去基业，遂带儿媳和两个孙子，一家四口到北京投靠张伯驹，张伯驹遂担起他们的生活。

　　张伯驹从小过继给张镇芳。张镇芳的天津家产应该是张伯驹继承，和杨慧仙、张家芳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张镇芳和张锦芳这两兄弟没有分过家，这就成了杨慧仙、张家芬提出分家产的理由。

　　张家芬在起诉状中对房产的要求，经审判认为不能成立，只有一条得到法院认可，即：

　　张伯驹1942年10月拿了张家芬四万五千元钱未还，依旧时物价，伏地小米每斗（15斤）8元7角计算，张伯驹应归还张家芬伏地小米（折合按北京市伏地小米批发价）77586斤。

　　接到判决后，张伯驹认为张家芬的钱用于入股西安面粉公司，该公司仍存在，可以过户，不应由他归还，为此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的终审判决书，仍然认为：

　　张伯驹应即偿还张家芬面粉310袋（按北京市建设通粉市场批发价折付）。

　　无论在金融界或收藏界，张伯驹都算是输得起、放得下的豪义人物，没有任何事情像家庭财产问题闹得他那样纠结、烦恼、伤神。可是经过这样一闹，把他和家庭相连的那根纽带彻底割断了，赢得一个自由自在的身，可以和潘素过神仙眷侣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