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建汉后,最先登上西汉政治舞台的是追随他南征北战的那批将军们。虽然他们中大多不通文墨,但因军功封侯,并垄断了高帝、惠帝、吕后朝的大权。
汉文帝刘恒入主大统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河南郡守吴公因“治平为天下第一”被征召为廷尉,发出了新时代到来的第一声。吴公登台,立即向汉文帝郑重推荐了一位青年才俊。这位青年才俊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汉文帝一朝顶尖级的人才。他二十多岁被任命为博士,一年后又迁至太中大夫,文帝还想破格重用此人为公卿大臣;但是,汉文帝的意图并没有实现。这位青年才俊不久就被逐出朝廷,33岁便英年早逝。他是谁?为什么会受到汉文帝非同寻常的重视?又为什么转瞬之间就被逐出朝廷而英年早逝呢?
他就是在汉初历史大潮中绕不过去的贾谊。
他的一篇《过秦论》成为汉初反思秦亡汉兴历史教训的典范之作。司马迁将其分别录入《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陈涉世家》,特别是《史记·陈涉世家》篇末录入的《过秦论》上半篇的文字,更是受到后人的持续热捧,成为流传两千多年的千古名文。
贾谊的出现是一个必然,但他迅速进入文帝朝的领导中枢却是一个偶然。
汉初思想界的一大任务是反思秦亡汉兴的教训。一个强大、统一的秦帝国轰然倒塌,给汉初思想家、政治家的冲击非常大。秦为什么会二世亡国?汉应当怎样力避秦亡的历史教训?这些问题是汉初反思大潮中的主流。贾谊是此期最著名的青年学者,作为这次反思大潮的第一主力脱颖而出,是历史的必然。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洛阳才子。
他读书广博,下笔成文,18岁时名气已经很大。当时,河南郡的郡治在洛阳,所以,青年才俊贾谊很快就为河南郡守吴公所知。吴公把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贾谊召到自己的门下,非常器重他。
这是贾谊的幸运,也是贾谊人生的偶然。
贾谊更大的幸运是自己的伯乐吴公被文帝破格征召入朝,担任主管全国司法的最高长官廷尉。吴公入朝后,随即推荐了贾谊。正在寻求扩大政坛新生力量的文帝立即召贾谊进京,任为博士。
博士之称源自战国,是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的一个官职。汉初博士的俸禄是比六百石。
贾谊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时才二十多岁,是朝中少有的青年干部,年龄优势非常明显。每当文帝下达诏令,因军功获得重臣之位的老臣大多不能谈出有价值的意见,贾谊却每每能说出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因此朝中老臣个个都觉得自己不如贾谊。汉文帝听了贾谊的意见很高兴,一年之中将贾谊破格提拔到太中大夫这样显赫的位置。
从博士到太中大夫绝对是一次破格提拔。
首先,贾谊与陆贾对比。在《破解困局》中我们曾讲到,陆贾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在汉高帝、汉文帝朝两次出使南越,使南越王赵佗归顺汉朝。陆贾两次建立奇功,其官职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贾谊二十多岁就被授为太中大夫,可见文帝对贾谊的器重。
再者,从俸禄上看。博士仅为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是千石,其中间有六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比千石、千石五级。汉文帝一年之中将贾谊提拔了五级。
贾谊成了文帝朝最为耀眼的新星!
倒贾汹汹
谁在掀起一场巨大的倒贾风潮呢?
第一是绛侯周勃,第二是颍阴侯灌婴,第三是东阳侯张相如,第四是冯敬。这四位之后还有“之属”二字。什么是“之属”?“之属”即是“之类”。它说明反对文帝任命贾谊的是以此四人为首的一大批功臣派列侯。最后还有“尽害之”三字,说明以这四位大臣为首的一大批官员集体上阵齐声反对再次越级提拔贾谊。
此事发生于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此时周勃任丞相,灌婴任太尉,冯敬任御史大夫,东阳侯张相如的职位史书未载。但是,从这四位的排序来看,张相如位于丞相、太尉之后,御史大夫之前。丞相、太尉级别相等,御史大夫是副相,张相如的位次说明他亦应当是相当级别的高官。
作为老臣、重臣、列侯的三朝元老周勃、灌婴等为什么反对越级提拔贾谊呢?
史籍记载了这些老臣、重臣、列侯的三条理由:一是年少初学,二是企图专权,三是扰乱政事。这三条只是功臣派联手反对贾谊的公开观点。其实,功臣派联手反对的核心与贾谊的政治主张有关。
政治主张
那么,贾谊提出了哪些政治主张呢?
第一,为汉王朝正名。
贾谊认为,从大汉建立至文帝朝已经二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应当改制,并且他还草拟了改制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面极广:一是“改正朔”。“改”是改变,“正”是正月,一年之首,“朔”是初一,一月之首。此条即是改变历法。二是“易服色”。“易”是改变,“服”是王朝的服饰,“易服色”即改变车马、祭牲、服饰的颜色。还有“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我们不再一一细述。
中国每个王朝都崇尚一种颜色: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贾谊主张汉朝尚黄,“五”为吉祥数字。总之,贾谊主张全面改变汉代所沿袭的秦朝的规制,包括官名。
贾谊这一套办法究竟想说什么呢?新王朝的合法性。
开国功臣们几乎个个是粗人,“关键少数”的张良、萧何、陈平,不具备提出这一重大问题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贾山开始了对秦朝灭亡的反思,但是,他也未触及汉王朝合法性的大问题。直到贾谊出现,才提出了这一问题。可惜的是,刚刚即位的汉文帝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巩固政权,顾不上考虑什么政权合法性之事。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者要等到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贾谊在世之时,尚不是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春天还没有到来,贾谊的理论之花开早了。
这一条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列侯们几乎没有感觉,他们不会因此和贾谊硬碰硬对着干。
第二,列侯之国。
贾谊提出的并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合法性问题,还触及了当时的一个敏感问题:列侯要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贾谊的“列侯悉就国”为什么会得到汉文帝的特别赏识呢?
八个字:见解非凡,切实可行。
汉文帝是怎么登上皇帝宝座的呢?是周勃、陈平、灌婴等在京的功臣派列侯们联手东方的刘姓诸侯王刘襄,灭了诸吕,才选择了他这位远在代国的代王。周勃、陈平、灌婴等功臣,个个是列侯,人人长住京城,这就特别容易结成帮派、搞成圈子。如果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他们就无法联手,无法形成帮派,政治力量会大打折扣,文帝刘恒自己的地位无形中就大大得到强化与巩固。文帝没有他父亲高帝刘邦那样的自信,刘邦是这批功臣派的首领,他驾驭这帮功臣派得心应手。吕后对这帮功臣派就已经有些畏忌,因此在刘邦下世后,吕后连续多日秘不发丧,目的就是想诛杀掉这批功臣,翦除这些威胁。吕后的铁腕与血腥尚能震得住这些列侯,可是,列侯对吕后仅仅是畏惧,吕后一死,他们马上联手皇族派灭了吕氏一族,无论男女长幼,全部杀光。
一直以来,文帝对这批父亲辈的功臣派心存疑虑,唯恐闹出动静。因此,他对贾谊列侯就国的主张特别感兴趣。
一旦列侯之国,一个庞大的功臣集团就会被分拆到各地去,更为高明的是,贾谊化解功臣列侯的建议让列侯们有苦而说不出来。这让汉文帝对贾谊非常欣赏。
皇帝的赏识伴随着的是破格提拔。文帝提出了让贾谊担任公卿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功臣派的一致反对。
这叫犯了众怒!
任命贾谊为公卿为什么会犯了众怒呢?因为这严重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是京城机会多多。靠近权力中心,容易得到种种机会。远离政治中心,幻想像汉文帝刘恒一样等来一个机会,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概率,太可遇而不可求了。二是京城生活优越。列侯们不喜欢那些远离城市的乡居生活。三是列侯之国不厚道。功臣们选了新皇帝,新皇帝一登基就把选他上台的功臣们赶到偏远之地,太不厚道。面对来势汹汹的反贾大潮,汉文帝怎么办?
汉文帝让步了。汉文帝为什么会让步呢?
一是平息大臣非难。汉文帝对贾谊的政治才华非常欣赏,但是,反对贾谊的老臣是刚刚即位的文帝必须倚重的力量。文帝虽然年轻,但深谙人君之术,如果不疏远贾谊,自己将会遭遇功臣、重臣更大的压力。为了平息这场发难,文帝只能让贾谊当一回人君之术的牺牲品。
二是不愿开罪重臣。这次反对意见最为激烈的四位列侯,周勃是族诛诸吕的最大功臣,灌婴是最受信任的列侯,从高帝刘邦到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刘恒,无一人不信任灌婴。即使是吕后下世后,齐王刘襄举兵诛杀诸吕,相国吕产派出去领兵十万、镇压刘襄的大将也是颍阴侯灌婴。可见,从刘邦建国至文帝,灌婴无不受到格外的信任。
汉文帝真的会因此止步吗?
不会!
汉文帝刘恒并未罢休。前元二年(前178)冬十月,右丞相陈平卒,周勃接任。刘恒继续下诏阐发贾谊“列侯之国”的主张。前元三年(前177)十一月,两次日食后,文帝下诏,要求丞相周勃带头,践行“列侯之国”。周勃被文帝强行罢职,成了“列侯之国”的第一位践行者。颍阴侯灌婴不但不用“列侯之国”,而且接任丞相。更奇特的是,文帝废除了灌婴担任的太尉一职,将太尉的军权一并交由丞相灌婴统领。大家注意,灌婴也是功臣派中最为重要的列侯。文帝以“列侯之国”为由赶走了绛侯周勃,但取而代之的却是颍阴侯灌婴。灌婴不但取代周勃当了丞相,而且文帝还取消了灌婴原任的太尉一职,将太尉的兵权一并交给担任丞相的灌婴。
看来,“列侯之国”这样的重大决策最终成为汉文帝选择性执行的一种政策。一项巩固中央集权的大政方针,在汉文帝手中变成了打击“政敌”的权术,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其实,周勃真不是汉文帝的“政敌”,只是汉文帝的假想敌!
贾谊巩固皇权的主张最终演变成为汉文帝打压功臣派首领周勃的权术,是不是只有颍阴侯灌婴一个破例了呢?
不是!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东阳侯张相如临危受命,以大将军身份出击入侵的匈奴大军。依此而言,东阳侯张相如未进入“列侯之国”的可能性应当很大。 如果东阳侯回到自己封地去了,文帝恐怕很难再想起他来了,更不要说重用他为大将军了。这样看来,究竟有多少列侯像绛侯周勃一样被迫回到封地,因史料记载不详,今人已难有准确统计了。
第三,削藩。
汉高帝刘邦建汉后,总结了秦亡汉兴的教训。他认为强秦的骤亡是没有同姓藩国的拱卫。因此,在大开杀戒、翦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大封同姓诸侯王。刘邦的八个儿子除太子刘盈外全部受封诸侯王,此外,他的侄子、本家亦成为受封的刘姓诸侯王,形成了汉初郡国并行的政治版图。高帝刘邦认为,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异姓夺取刘姓江山!
但是,贾谊并不认同高帝刘邦的做法,他上疏文帝,大谈同姓诸侯王的潜在威胁。
文帝继位时,西汉开国才二十多年。此时,同姓诸侯王出现了骄纵不法的现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淮南王刘长不用汉法,自制法令,拟于天子,加之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这种行为虽然只是个别刘姓诸侯王所为,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威胁中央政权的势力。贾谊对此深怀忧虑,认为这是一件可为长叹息的大事。他说:如今陛下的亲弟弟淮南王、亲兄之子济北王刘兴居俱已谋反,吴王刘濞又有这种苗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执政未有过失,天下尚且如此,何况势力比此更大的诸侯王呢?贾谊还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贾谊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所以,诸侯王的僭拟有可能导致叛乱。考察一下历史,大多是强者先反。淮阳王楚最强,最先反叛;韩王信倚仗匈奴,接下来又反;贯高由于有赵国可依靠,所以又谋反;陈豨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才二万五千户,力量不足以行逆谋反,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这不是谁的本性和别人不同,而是形势使他这样!假如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拥有数十城而称王,早被灭掉了;假如让韩信、黥布、彭越只封个彻侯,至今仍然可以存世。
先秦法家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欲利”和“好利恶害”。所以,贾谊认为诸侯王反与不反和亲疏没有关系,只和诸侯王势力的强弱有关。
基于这一认识,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他说,要想让诸侯王忠心耿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像长沙国一样国小势弱;要想让一位诸侯王将来不受刑而死,最好的方法是让他像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一样只当个列侯;要想让天下太平,天子无忧,最好的办法是多封诸侯王,但每一位诸侯王都很弱。贾谊还提出将齐、赵、楚等诸侯国按照他们儿子的多少分成几个小国,再让他们的子孙依次代代分割。汉文帝时代,只有齐悼惠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两个刘姓诸侯王最有可能威胁到中央。其他诸侯王的威胁,汉文帝尚无切肤之痛,即使是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文帝也没放到心上。但是,朝中大批功臣都是列侯,这些因功而封的列侯让汉文帝感到了切切实实的威胁。因为发动政变铲除诸吕的,就是这些功臣兼列侯。如何防范这些人再给自己带来麻烦是一件大事,而且很难处理。如果听之任之,让他们齐聚京城,他们有可能再生出事端。但如何处理这些功臣,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多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不少人现在仍然是朝中重臣。
刘姓诸侯王中虽有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但是,刘姓诸侯王尚有一重大功能不可忽视:他们对朝中功臣派列侯具有巨大的牵制作用。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当年功臣派拥立代王刘恒时,许多人反对刘恒进京,独中尉宋昌力排众议。宋昌的理由有两点:一是高帝封的刘姓诸侯王拥有的土地犬牙交错,这就是刘姓江山的磐石。二是功臣派虽然得势,但是他们内惧朱虚侯、东牟侯,外惧吴、楚、淮南、琅邪、齐、代诸刘姓诸侯王。如果自己现在削藩,势必削弱刘姓的势力,给功臣列侯以可趁之机。
虽然刘姓诸侯王将来会有威胁,但两害相较取其轻,保留刘姓诸侯王至少在当下对自己更有利。
因此,汉文帝更看重贾谊的“列侯之国”,对削藩之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之公卿大臣集体反对贾谊,于是文帝开始疏远贾谊,不再采纳贾谊的建议,并将贾谊安排到长沙王身边担任太傅。
俊才陨落
贾谊的一片忠心被汉文帝搁置了,他被贬至长沙国。贾谊听说长沙潮湿,自认为自己不得长寿,心中充满怨愤,又因为被贬谪外放,渡湘水时,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全文记载了这篇名赋。在此赋之中,贾谊痛斥了“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的现实,并借伤悼屈原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
三年长沙王太傅的任上,贾谊还写作了《鸟赋》,以老庄思想排遣个人遭贬长沙的愤懑。
一年多后,汉文帝召见了贾谊。贾谊来时,汉文帝刚刚派人祭祀完天地五畤,正在宣室坐着接受祭祀剩余的祭品。贾谊来了,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贾谊详加讲解。文帝听得入迷,夜半时,不知不觉向贾谊的坐席靠拢。讲完后,文帝感慨地说:我有几年不见贾生了,自认为自己超过贾生了,今天一听,才知道还远远不及。不久,文帝改派贾谊担任自己幼子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喜爱读书,文帝派贾谊任太傅是想让贾谊教自己的儿子。但是非常不幸,几年后,梁怀王骑马时,意外坠地而亡。贾谊非常自责,天天哭泣,一年多后,竟然亡故,死时才33岁。
作为汉文帝提拔的政治新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贾谊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以敏锐的政治才华,向文帝提出了针砭时弊的“列侯之国”、削藩、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建议。文帝执行得并不如贾谊之愿,但是,贾谊的远见卓识从整体上远远超越了同辈之人。他成为文帝朝堂上的顶级人才,他的政治遗产为后人所继承,最终在武帝朝得以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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