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人格林博格的谈话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老人身体不好，每次见面时间都不能超过两个小时。除去老人吃药、喝水、上卫生间、休息以及别的事情打岔，真正的谈话时间并不多。老人兴致很高，但话说多了便气喘得厉害。尽管已经小心翼翼地记录和整理了每次录音，但还是因录音笔损坏，丢失了两次谈话的记录。2011年，老人遭遇了一次车祸，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于2012年春天去世。
以下是老人的口述。
参战
我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出生长大。少年时代，我第一次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摄影方面的书之后，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我自己冲印照片，几分钟之内就能看到成果，那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1936年的一天，我拍了一卷科尼岛（Coney Island）上Steeplechase乐园栈桥风浪交加的胶片，然后向朋友借了3毛钱，坐上火车去了纽约市区。我兴冲冲地来到《每日镜报》的编辑部，进门就往电梯里冲。电梯是那种推拉门的。
有人问：“年轻人，你要去哪里？”
我信心满满地说：“我拍了可以登报纸的照片。”
《每日镜报》的主编把我的胶卷拿去冲印成6×8英寸大小的照片。隔着窗户我可以看见他用手拎着片子在水里涮来涮去，然后夹在架上让报社的其他摄影师来评论。不一会儿，他们出来了，说这些照片上得了报纸！然后，付给了我10块钱！那一年，我还不满16岁。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成了《每日镜报》的自由摄影师。
1941年底，我应征入伍。通常的服役期是一年，就是说我的服役期到1942年12月就满了。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美国宣布参战，我被编到了第164照相部队B连。
1943年的一个晚上，我们乘坐火车从密苏里州的克劳德基地出发，前往未知的目的地。到了洛杉矶车头调转方向朝东走，几天之后，整个第164照相连来到了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的新港，然后又登上了一艘叫作“苏格兰快艇”的英国船。船上吃的是奶粉和鸡蛋粉，我很不习惯，但依然不知道将前往什么地方。
1944年1月1日，我在船上被升为技术军士。那时，我们第一次得知我们将前往东方，目的地是中国。
第164照相连一共有250人，包括了军官、士兵、摄影师、暗室技师和总部工作人员。我们在大西洋上往南行驶，穿过赤道，到了南非的开普敦，休整几天后绕过好望角，经过马达加斯加海峡后，一路往北走。整个航程都有英国和美国的飞机护航，以防日本潜艇攻击。在漫长的航程中，唯一的任务是学习在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
从印度前往中国
历经34天的航行，我们在猛烈的空袭中到达印度孟买。第164照相部队把一半的人留在了印度，我与另外120人继续前往中国。
乘坐糟糕的火车穿越印度，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火车上是硬座，卫生间简陋而肮脏。由于我们不是参战部队不急于赶路，常常要停车给快车让道。每次停车，火车就被乞丐包围，有孩子也有大人，哭着喊着索要食物或钱币。车上配给的是罐头食品，叫作C型干粮，是用肉和豆子做的，无需加热，就吃冷的。三天里，只有过几次热咖啡和一些热食。到达加尔各答后，我们住在离加尔各答市几英里的美国军营。
印度又热又脏，老百姓被当作垃圾一样对待。到处都是乞丐、残疾人，与后来到中国的感受相比差远了。中国人要友好一千倍，街上没有乞丐上前来乞讨，让人感到很安全。
我们经常结伴到加尔各答市区，但要把手枪藏在制服下面。街上有很多的乞丐、牛和马拉的车，还有一些衣着光鲜的上层印度人。我们到加尔各答的大酒店里享受皇室成员般的接待，个子高高的、身穿彩色制服、留着胡子的锡克侍者给我们送上英式餐点，量很少，付账用的是卢比。他们告诫我们不要走进小街小巷，不要到城外的公路上闲逛，尤其是天黑以后。
两个星期后，我们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中国。我们乘的是蒸汽船，很像密西西比河上用螺旋桨推进的那种，沿雅鲁藏布江往上游行驶。到达利多后，乘车往北到机场，然后乘飞机越过著名的喜马拉雅山到中国。到达昆明时，迎接我们的是一场空袭。
云南生活
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中国行为准则”就告诉我们要自然，要尽量学说中国话，要有礼貌。因此，我常常把家里寄来的香烟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军方的军纪督察来调查我把这些香烟拿去做什么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沿着滇缅公路走，看到抽美国烟的当地人，你问他们烟从哪里来？他们肯定会说是美国人格林博格给的。
我1943年6月结婚，妻子每隔一天就给我写一封信，告诉家里发生的各种琐事。我每个月总能收到一个包裹，妻子尽其所能地给我寄好多东西，包括香烟、巧克力和一些能存得住的东西。我每次执行任务之前就将一个月的家信写好，然后请部队每星期发一封。家里大约在三个星期后可以收到我的信。信一到，妻子总是很高兴，她知道我还活着。
刚到云南的时候的确很艰难，身体也不好，因为喝水沟里的水，经常拉肚子。头两个星期，爬山也没有力气，行军的时候，中国士兵挑着粮食，后面的人挑着装水的竹筒。C型干粮吃完之后，就没什么好吃的了。我们和中国人住得一样，吃得一样，穿得也一样，闻上去也一个味儿。我没有穿美军制服，脚上穿着中式的草编凉鞋，头上戴着中国马夫的帽子，看上去就和他们一样。据说日本人重金悬赏美国人的人头，中国人告诫我们不要戴钢盔，我的上司就是戴了一顶美军钢盔，后来被日军狙击手打死了。
学中文
刚到中国的时候，听不懂中国话。陆军发了一本小册子，对我们很有帮助。我听力很好，没有花太长时间就会说中文了，而且90%的时间都在说中文。因为我经常是独自一人在外面执行任务，如果我听不懂，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他们就会看着你，说你什么也不懂。
中国人欢迎我们的到来，语言不通，他们就很好笑地比划手势跟我们交流。譬如，如果想知道什么东西的价钱，我们就竖起指头比划。和中国兵在一起时，我们配有翻译官。我已经记不得我的翻译官的名字了，有好几个呢。有的中国军官会讲英语，渡江之前拍的那张照片里，那个中国军官就会讲英语。
在前线的时候，中国翻译和我们一起待在掩体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会玩一个自创的游戏：比如对方指着我的头发，用英语说“头发”，然后我必须用中文说出“头发”，直到我说对了。我们每天都玩好几次这个游戏，当然啦，也免不了说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当时正值雨季，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我学了不少中文。
1945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昆明没什么任务，有人告诉我昆明有个盲哑学校，说我应该去看看，当然军队是用不上这类拍摄素材的。我去了，做了自我介绍。我在那里吃了中饭，还有部队的一个翻译跟着我，但是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就能与人交流了。那天，我竟然没有讲一句英语，一个字也没讲。我还记得回到总部后，我说我在中国待得时间太长了，因为竟然没有人对我讲一个英语单词。
渡江
怒江战役已经开始了。6月份，我们乘橡皮筏子渡江。每个小筏子里能载3至7人， 河宽一英里，我们早上开始行动，中午12点左右到了对岸。日本人就在怒江下游两三英里的地方。
那天，怒江很平静，非常非常平静，那是卫立煌的中国第二军，远征军Y部队。他们没有美国人在印度用的军用平底船，而是用绳子把船拴在一起，有的是橡皮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有几百条这样的小船，反正这批渡过去，再回来渡另一批。我想陆军大概用了几天时间才完成渡江。马和骡子不用船运，它们是自己游过去的。
Y部队的美国人很少，在平戛只有一个小队，人数不多，经常见到的就一两人，就是这个部队的美国联络官，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但是跟他们没有来往。
渡江后，我们来到一片很高的高原上，在那里一直待到它被日本人占领。
刚过江的时候是我和我的长官两个人一起行动，那时他还没有牺牲。我的长官是在山上被狙击手击中的，就在我们驻地附近。日军的狙击手夜里摸进来，藏在树上。子弹穿过了他的钢盔，这也是我为什么惧怕黑暗的原因。即便到今天，我也得在每个房间里开着灯，每个房间里还有手电筒，我不喜欢黑暗。但是，我还是会做噩梦。
拍、拍、拍，不停地拍
军队的拍摄方式是：拍、拍、拍，带上尽可能多的胶卷；别提问题，不停地拍。我的上司告诫我们：拍下你看到的所有东西，但别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
当我的4×4相机胶卷拍完后，我就用电影胶片拍。我有很多胶卷夹，在一个小袋子里卷片子，把一块胶片绕到胶卷夹上，到它绕不动为止，然后剪下来，剩下的胶卷放回盒子里，接着拍，不停地拍，拍完了加上文字说明，写下胶卷号码，等待飞机的到来，然后再得到更多胶卷。
通常是你一通知，飞机就过来了，你把胶卷放在帆布袋里，上面贴上照相部队昆明总部的标签和×××中士的名字，然后交由飞行员送到总部。陆军将我拍的胶卷冲洗出来，把他们需要的送回华盛顿，不要的就留给我，就是我现在手里的这些。他们需要的是战场的照片，与战争有关的。因此，胶卷交到飞行员手上之后，很多片子我就再也见不到了。
日本人反攻的时候，我们只好转移来转移去。平戛的竹林很密，所以常常遭到轰炸。我们在竹子中开出一条小路，再开出一片空地，然后在丛林架起吊床。我们在云南一共有40名左右的摄影师，包括图片和影片摄影。我们被分成三个小队，每次执行任务的小组由一名军官和两名摄影师组成，中国士兵替我们扛装备。我和拍影片的亚瑟·海基是一个小组，我们原来的长官牺牲后，就剩下我和海基了。我有一支卡宾枪，我还有中国的卫兵，通常有两个中国卫兵跟着我。
当你身处其中时，就会觉得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困难。这些事情，我妻子连一半都不知道。
中国的普通民众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老百姓都很友好。如果你学会讲当地方言，人们会对你笑脸相迎。两年的中国战场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了解了她的人民，他们有多么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是坏的。下着大雨，他们种田，路边的小孩子们总是说：“你好，你好，顶好，美国，顶好。”但你得小心，他们没有见过汽车。他们会在汽车经过时突然冲过公路，以为这样可以赶走恶魔。
要不是战争，这些中国人也不会见到我们这些美国人。我长时间不洗澡，在战地不刮胡子，不用美国牙膏，不用任何美国的东西，这样闻上去就跟中国人一样了。我穿中国的草编凉鞋、戴中国马夫的帽子，举止跟中国人一样，看上去完全像个中国人。
你在这个国家待得时间越长，就越像中国人。如果我当时没有结婚的话，我就会待得更长，因为我是战地记者，可以继续待下去。想想看，如果留在了中国，拍摄毛泽东或者其他人，会是怎样的情形。可是，我在军队里待了5年，与妻子有两年没见面了。所以，上司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填晋升表格时，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在中国待了2年7个月零22天，该回家了。
为窦恩将军拍照
窦恩将军是个非常好的人，他是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的参谋长，直接向史迪威将军负责。有一次，我来到顾问团驻昆明的总部，为窦恩将军拍照。我来到他的办公室，让他摆好姿势。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闪光灯“嘣”的一声爆了，发出巨大的声响。立刻，门外冲进来四名军警，用枪顶住了我，他们还以为我对着将军开枪。我们都被这个意外惹得大笑不止。我特别崇拜窦恩将军，1942年的时候，他跟着史迪威将军从缅甸的丛林撤到印度，那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程。
回家
战争结束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我飞到南京去拍摄。当时，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云集在那里，我所在的部队来了两个人，现场还看见几个来自印度的第164照相部队的人。
接下来，我接到了回国通知。我当时可以到上海，从那里乘船，或是到昆明，飞驼峰到印度，再坐船。我选择了从昆明经印度回国。
在陆军服役的时光是非常难忘的。刚开始以为只去一年，但战争爆发了，你得加入作战部队。我成为了一名战地摄影师，我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还上过《时代周刊》，我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在没有闪光灯、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拍摄出好照片，但我知道。
我随一部分战地摄影记者回到了汉密尔顿基地，再从那里到新泽西，我的父母在新泽西迎接我回家。他们非常高兴，都哭了，儿子终于回家了。他们另外一个儿子、我哥哥还没回来，他当时在欧洲，正在回家的路上。
回到家感到如释重负，我可以吃不一样的食物了，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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