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逢彬

　　杨树达（1885—1956），语言文字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我父亲（杨树达第九子，杨德嘉）的堂姐，我称为“玖姑”的杨德庄女士曾告诉我，杨家的事情，足以写好几部《家》《春》《秋》。此言不虚。有一位表姑——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有她的照片，就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祖父（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也至今为学界所津津乐道。我未能躬逢其盛，又乏生花妙笔，只能围绕着1956年2月祖父去世后发生在长沙杨宅的琐碎小事，记流水账般写几笔。同年7月，我出生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杨宅；因为记事甚早，又长期承欢祖母膝下，这个话题还能说个子丑寅卯。

　　杨树榖、杨树达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大排行：其中二、五、六、七、八、九是杨树达先生的儿子，而七、八、九以及他们的两个姐姐是我祖母张家祓所生。九人中，杨伯峻（德崇）先生为老大，同辈称之为寿哥，我称之为寿伯伯；我父亲德嘉为老九，哥哥姐姐和学生称之为九弟。七伯父由于是右派，八伯父由于有肺病，都结婚甚晚，所以我实际上是祖母血缘意义上的长孙。当年，祖父的追悼会刚开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就召集祖父儿子中的四个党员文玄（德鑫，六）、德豫（七）、德庆（八）、德嘉谈二姑父的事情：“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就不处理了。”其实二姑父是个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曾经追求过他的某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仅此而已。

　　丧事办完，紧接着开家庭会商量如何处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一边倒的意见是，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会上，抗战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大姑德娴怯生生地提出想保留一套《李太白全集》做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夕担任地下党清华中学书记的八伯马上正色操着京片子道：“我们喝劳动人民的血已经够多的了！”大姑于是噤口不言。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亲见八伯为此向大姑道歉。父亲的兄弟姐妹因为出生成长在北京，相互间都说一口京片子；我母亲是北京人，父母之间也说北京话。

　　祖母按照旧社会的规矩，认为人都死了，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就加紧物色合适的宅子。这样，我出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湖大校长李达1952年到武大任校长后，杨家迁入李达住的院子。平房，篱笆墙。杨家迁出后，湖南师院党委书记迁入），迁到长沙市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36号——安庄。这是用祖父的毕生积蓄的一半——6000元人民币买下的，这宅子占地约四亩，是有着前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寒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这在经过文夕大火之后的长沙，已经是座“豪宅”了！一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先是何健、后是程潜的蓉园。

　　洋房两层，坐北朝南，大门左右各有几间平房。厨房在后院靠西，厕所在后院靠东，分男女厕，都是蹲式抽水马桶。住的人除祖母外，就是我父母和我、尚未结婚的八伯、已经和上海大伯（大排行老二）离婚的大伯母王舜芝带着祖父的长孙逢甲、大姑家、二姑家、保姆何月英。还有空房——即原有的图书室、儿童活动室、储藏室等。刚收拾停当，居委会出面了。他们毋庸置疑地说，很多人没房子住，你们却有空余，因此必须出租；租金每户每月为一元。这样，一下子又搬进来几户。住在大门左右平房的是小崔、小李，住二楼的有一户汉口人、一户上海人。小崔小李都是青年工人的家眷，为人极和善，见到祖母就毕恭毕敬称呼“杨老太太”，老家捎来的土特产也必定送给老太太尝尝。小崔的儿子叫“小狗子”，比我小，成天跟在我后面。我读大学时他妈和他还来看过我，请我到他家吃饭。楼上的两户经常干仗，每次争吵，楼下基本上只能听到汉口女人的大喉咙；不用说，她总是胜利者。她有两女一儿，儿子最小，唤作“苕货”，又白又胖，成天在院中裸奔。为裸奔配乐的，就是他妈妈拖长声音的大叫：“苕货！苕货！”这一奇妙音乐每天在花园洋房上空回荡，至今还萦回在我脑际。

　　洋房原本是一个刘姓资本家的，大约估计迟早不保，于是趁早卖掉，远走香港。据说改革开放后，他成了化工部顾问。他开的是一家安装公司，所以这个宅子取名“安庄”。洋房正面有一排高高的梧桐树，刘先生在其中一棵刻上：“别了，安庄！”1964年元月一日，一年级的我在这四个字下面刻上了“元旦”。后花园西边有小门与安装公司的铁工厂相通，东边与木工厂相通。“大跃进”时，我曾亲见铁水奔流、钢花飞舞。休息时，工人们就来到后花园，聊天喝茶。有一位名叫顾自栋的男技术员，上海人，总爱抱着我玩，我因此称他为“顾妈妈”。热闹归热闹，有件事可苦恼了我——很多人没有便后冲水习惯，后花园厕所里屎尿横溢、无法下脚。小小的我，每天都为排泄发愁，又羞于对大人说。那时是用煤、黄泥和水搅拌成糊状，晒干了做燃料，烧火做饭，好几次内急，我将大便解在燃料桶里并与燃料搅在一起，以为掩饰，结果可想而知。以后多少年长辈谈起这事时，都说我小时候如何调皮恶作剧，在此我要郑重为自己平反昭雪！

　　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感到吃不饱饭了。肚子一饿，就喜欢往厨房跑，发现蒸饭的锅变得奇大——先在锅里放上水，然后放进许多装着米和水的搪瓷杯；吃饭时，每人一杯半干半稀的饭。我那一杯很快吃完了，祖母就从她杯中舀出鸭蛋大的饭给我；牛奶订不到了，她便在湘春街一家奶羊场给我订羊奶。当地人称这时期为“过苦日子”，即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一天，祖母花一百块钱从某人手里买下一大钵猪油。做饭时，保姆在厨房大叫，原来那是一钵石膏！我爸爸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听肉泥罐头，加上许多白菜，让我妈妈包饺子，那一顿至今让我齿颊留香。

　　1957年，老大伯峻、老五德骧、老七德豫和我父亲都成了右派。我父亲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省委顾虑到祖父与伟大领袖的关系，改为留党察看，降工资三级。而在北京工作的老大、老五以及在广州工作的老七就没有这份运气了。两个姑父也成了“历史反革命”，终究是“严肃处理”了。

　　祖母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毕竟是家庭妇女，没经过“洗澡”，不懂得“划清界限”，还经常带我去看她的亲家周娭毑。周娭毑生活虽然异常清贫，但非常整洁，一尘不染；也丝毫不减礼数，除了泡茶，还要摆上两碟点心。祖母显然也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严肃性，每次走访后，都嘱咐我不要说。

　　有一段祖母恹恹然卧病在床，这时一位北京中国书店的人来家收购祖父的遗稿。祖母见来人持有祖父老朋友马宗霍的信函，就让他自己到楼上储藏室去找。那人将收集到的东西装满一担，列了一纸清单，请祖母过目签字；祖母未暇细看，就签了字。后来，其中的《积微居日记》四十九册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买走，另一种重要遗稿被中央民院图书馆买走，而凝结了祖父毕生心血的《文字形义学》定稿则不知所终了。杨伯峻先生知道此事后，曾试图挽回。那人拿出祖母签字的清单为证，伯峻先生无可奈何，曾于1963年4月29日给七伯父去函有所抱怨。《积微居日记》尚遗留两册在家中。20世纪80年代为使这份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成为完璧，杨家无偿将它们捐给了中科院图书馆，只是索要了这两册的复印件。近年来，不下七八家出版社对我说很想出版《积微居日记》，最后都未能如愿。我曾建议有的出版社不妨先将这两册（第46册：1948年11月初至1949年9月；第50册：1952年11月至1954年5月）付梓，以为引玉之砖。

　　祖母用钱是大手大脚的，儿辈所寄赡养费每月约70元，似乎总是不够。人们常说她老有福气，每当经济上紧张时，就有一笔稿费来。稿费一般是祖父的，如《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也有七伯父的，如《朗费罗诗选》。“苦日子”过后，祖母又恢复了上街购物的习惯，我都有幸陪同。如路途稍远，必定乘三轮车，风雨无阻。去得最多的是“沙利文”食品店，买新出炉的面包和蛋糕。这时，必定给我买一包牛肉干。各食品店的营业员全都笑脸相迎，服务周到。祖母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您是毛主席的师母，这样做是应该的。”

　　杨家又经常高朋满座了，尤其是过年期间，来看望祖母的人络绎不绝，一般都是祖父的学生、生前好友和他们的晚辈。有位个头不高白白胖胖毛线帽上有俩小球的柳伯妈笑声爽朗，极为健谈。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伯祖父、祖父一生至交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女儿李淑一。我还记得她挽祖父的下联：“大师捐馆舍，相见何悭一面缘”，是说1956年春节她正要来拜年，祖父就过世了。据说她的健谈救了她。1957年，她供职的长沙十中已内定她为右派，只等宣布了。周日，师范学院几位学生来看她，她便谈到毛主席最近寄给她的那篇《蝶恋花》。几位学生回去后，马上就把这首词发表了，一时十分轰动。十中党支部便悄悄撤下了李的材料，这事直到“文革”档案外泄才“东窗事发”。她老真是“福从口出”啊！1980年暑假我到北京，还在三里河南沙沟她家见过她老一面。

　　每到春秋佳日，还一大家子同游岳麓山。先乘轮渡到水陆洲，过了浮桥到潆湾市，一行人迤逦往二里半而来。来到师范学院传达室，守传达室的李惠慈是祖母的表妹夫。土改时，祖母的表妹沈莉君从宁乡逃到长沙杨家，住了下来，祖父忧之：万一自己不在了，表妹将何所托乎？何况姑娘年龄不等人。于是祖父找到了出身贫农、老实忠厚的李惠慈……1954年，他们的儿子出生，请祖父取名。考虑到沈莉君多病，还有政治上的风险，便取为“定萱”——萱草代表母亲。沈莉君多病，李惠慈忙里忙外，虽然工资不高，却把个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祖父坟墓上的柏树，也是李惠慈种的。李定萱1977年考入师院外语系，后来到美国去也。他虽是我的长辈，小时候却是一起玩的。

　　闲言少叙。在李家稍坐，便到至善村——师院教师大多住此。祖母人缘极好，各家都争着抢着请她老去坐坐，杨家其他人则去给祖父上坟——山高路陡，祖母有心无力。坟上完后，即从至善村斜插到爱晚亭，然后白鹤泉、麓山寺，直到主峰顶上的云麓宫。大家坐下，吃热包子，喝茶。那时购买力低下，游山的人极少。包子吃完，年轻人即去看飞来石，谒黄兴墓，中老年人则陪着祖母在云麓宫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极目远眺：岳麓林海之东，湘江宛如一条碧绿的腰带，迤逦北上，再看过去就是市区的闾阎十万了。1955年6月20日，祖父与毛泽东、周世钊等人同游岳麓山，毛泽东有《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记游：“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