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陈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冈山，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台湾“统左”阵营的代表性人物。1947年“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参加了“二七部队”。在“戒严”时期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坐了二十一年黑牢。

　　回到农学院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我（陈明忠）回到农学院，已经开学了。有同学对我说：“快跑，报纸上登出来了，通缉你。”后来我看到通缉布告，上面说，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二二八”事件中，为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悬赏奖金十万，我一万。我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逃走，林渊源来了。他说，院长周进三让他告诉我，不要跑，他会帮我。我说：“他凭什么呢？”原来他是陈仪的妹婿，他哥哥又在南京中央当大官（周进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思想大概有点“左”倾。后来他要跟陈仪回浙江时，跟我透露过，他是民主同盟的人）。

　　3月底，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李冀中，还有被蒋介石派来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都发表过声明和讲话，针对学生，说：“准予自新，不咎既往。”

　　周进三院长就让我按照教育处订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关于“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须知》的规定，写一份“自新声明书”——实际上是学校帮我写好的，当时我还不怎么会国语，反正这个自新书是制式的，内容统一。院长给二十一师政治部发函，附上我们六个学生的文件。

　　函件是：敬启者查本省“二二八”事变期间本院学生陈明忠等六名因识见浅薄，不明事理，致受人煽动，参加暴举，该生事后深知自己言行错误，向本院请求准予悔过自新，本院以该生等确属无知盲信，照章似可准予自新，兹将该生等名单开列一份，函请备查为荷……

　　“自新书”还要附上日记，交代那几天的活动，和什么人在一起，谈些什么，参加什么集会，每个人发表了什么意见，事件中见闻、感想，未来求学服务计划等等。我后来看到档案中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事件日期都不对，我自己写的怎么都不知道，大概当时是胡乱应付，随便乱写的。

　　后来，院长又让吴本立教授带我去二十一师政治部，找一个新闻处的少将。那人说：“你们学生爱国没错，可是现在怎么样，物价上涨，社会大乱，你们热情做了错事。”把我训斥一顿，算是把我的通缉取消了。那时还追问我谢雪红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啊。

　　1949年，蒋介石带着军队撤退到台湾以后，曾经宣布，参加“二二八”的人，写悔过书之后，不再追究。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被列为“危险分子”，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加入地下党

　　我就在农学院继续念书，一年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

　　“二二八”让年轻人很苦恼，也开始想：出路在哪里？当时我们读了很多大陆过来的杂志，我前面说过，有民主党派的《观察》和共产党的《展望》。

　　当时很多台湾青年都是在“二二八”后，开始“左”倾的。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二二八”后扩大了。“二二八”的时候，地下党只有七十多个成员，1948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1950年全面逮捕时，根据蔡孝乾的交代，已经有一千多人了。

　　我现在说“二二八”时共产党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人不信。我就说，以后历史会说话的。“二二八”时，台北没有成立武装部队，只有台中和嘉义成立了部队。台中是谢雪红，嘉义是张志忠，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但很多参与的人已经是党员了，只是身份不能暴露。

　　我入党的时间是1948年3月2日，就是台中开市民大会的一年后。因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现勇敢，本来又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地下党早就注意到我了。我和农学院的谢桂芳、吕从周三个人一起入党。吕从周是陈文彬（光复初期是台大教授，后来担任建国中学校长）的外甥。他原本考上了师大，不读，又考来农学院，和我住一个宿舍。

　　谢桂芳是凤山人，在高雄中学时高我一级，但光复后才考上农学院，所以，到农学院他成了我学弟。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得来，后来一起入党，发展成支部，谢桂芳年纪大点，做书记。

　　我们三个被观察了一年才入党的，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李舜雨（后来逃到大陆，改名李绍东，2011年92岁逝世于上海）是职业革命家。他的父亲李乔松，是日据时代农民组合的领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领导，李舜雨逃走后，又交由李乔松领导。

　　1948年2月，台中开全省运动会，我们就去运动会上偷偷发传单。怎么发呢？

　　很多人来看运动会，有小孩子卖冰棒。我们找几个卖冰棒的小孩，给他们一点钱，把传单给他，跟他说：“有人买冰棒，就顺便给他传单。”警察发现了来抓，小孩说：“不知道啊，有人给我钱让我发的。”他是小孩子，警察也没办法。其他传单，利用晚上往台中墙上贴，这一次的活动是我们的入党考核。

　　农学院同学的命运

　　“二二八”时我带着农学院两个同学在埔里打仗，又在雾社高聪义家躲藏。我被捕后，那两个同学怕得要命，但我都没有讲他们，他们很感激我。

　　家在基隆的那个同学叫王明璋，我们离开雾社后，他给高聪义写信说：“谢谢你的照顾，我们等待快乐的日子到来。”结果这封信被查到了，他家里花了很多钱才保住他。家人跟他说：“不要和陈明忠在一起了！”把他转学到台大读书。他在台大读书时，我去他家找过他，他不在，他姐姐在，问我是谁，我说“陈明忠”，姐姐说：“啊，还是个小孩子嘛。”原来，她听她弟弟讲过我，还以为是个高大的大胡子。

　　后来我坐牢出来，在旗山农校教书时，他到高雄来出差，到旗山农校找我。我正午睡，有人用脚踢我的枕头，枕头踢掉了，我醒了，说：“哪个王八蛋？”一看是他，我们谈得很愉快。旗山农校的老师好多是台大毕业的，有个客家人，被他教过，惊讶地说：“你怎么认识他的啊？”我说：“早就认识啊，老朋友了。”那时他已经是副教授了。

　　顺便讲一下，因为我参加过武装斗争，我的同学对我很尊重。

　　我爸爸在台东县政府山地科工作时，有台北林业部门的官员过去，爸爸请他吃饭。问他哪个学校毕业，他说台中农学院，爸爸说：“陈明忠你认识吗？”他说：“认识啊。”爸爸就说：“是我的孩子啊。”他说：“啊！”他本来坐上座，赶紧下来，让我爸爸上座。有时爸爸出差来台北，让我帮忙，因为好多农业官员都是我农学院的同学或学弟，检验局啦，林业局啦，很多单位都有我的同学。后来我在公司工作时，有时公司会让我出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同学都会帮忙。也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出狱以后，我跟父亲的关系也比较缓和了。

　　日月潭茶叶试验所

　　农学院毕业后，地下党想派我去雾社建立武装基地。当时地下党在山地建立的根据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角板山泰雅族人的省议员林瑞昌，阿里山邹族人的领袖高一生、汤守仁、汪青山都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都被枪毙。日据时代的许多山地精英，战后初期和地下党接触，才是他们被肃清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受日本教育，才不被国民党信任），中间地带就是雾社，还没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来，三个基地可以连接起来打游击，所以最初给我的任务是去雾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请去雾社乡公所工作。我是台中农林学院毕业的，家里又是地主，要去山地乡做公务员，是有点怪。我爸爸不清楚怎么回事，骂我：“大学生，省政府以上才去，县政府都不去，你要去乡公所！”我说我身体不好，有肺结核，要去雾社疗养，山地空气好。我爸爸对我毫无办法。

　　乡长接受了我的申请，报了上去当经济股长，但上面不准，原来因为“二二八”，我有案底（后来，有次遇到一个田姓同学，他和宪兵队好像有什么关系。他说：“你有危险哦，黑名单上有你，说你是危险分子。”第二次出狱后，我才又知道，国民党的档案说，我俘虏过两百个国军，是危险分子。哪有两百个国军！根本就只有三个）。

　　后来我就去了比较近的日月潭茶叶试验所，当化验员。假日到雾社去做联络。那时去山地要有入山证，要检查，我去了三次没问题，第四次时，岗哨盘问我：“你常常来干什么？”我说：“雾社地区的人生活不好，想帮他们在那边种茶叶，改善生活。”回来后，我告诉李乔松，他说：“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险。”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无疑。

　　大逮捕

　　1949年底开始对岛内的地下党进行大搜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规模更为扩大。农学院先被捕的人供认，院内姓谢的、姓吕的两人有问题。因为不知道具体名字，特务就来学校抓人，到教务处，叫谢桂芳过去。那时，谢桂芳的哥哥已经在台北被捕，他就比较小心，先偷偷去看，教务处只有一个人，他以为没事。可是他不知道外边停有车子，特务已经在楼上等着了。结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谢桂芳戴着手铐下来，正好吕从周吃饭回来，看到他，谢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来，给他看见自己戴了手铐。吕从周明白，谢桂芳被捕了，赶紧跑路，跑到冈山，叫他哥哥来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时的党籍已经移到台南市了。后来吕从周竟然能够偷渡，跑到大陆去，真是幸运极了（他现在还在）。

　　现在就说到我为什么被捕。我的领导李乔松因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陆去，临走前交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有人跟你接头，如果到时接头的人没有来，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话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赶快回到冈山，到冈山农校教书。冈山农校有一个叫蔡仁雄的数学教员，大我四五岁，台南二中毕业，去日本留学回来教书。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党。后来他想要介绍我，我说我已经参加了，但和组织断了线，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是台南市派来的，是区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组织。后来，台南地下组织被破坏，我带他到大岗山一个同学家里躲。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没有把他供出来。他从大岗山来冈山找我时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但没有来抓他，他判断我没有讲他，他赶快出来自首，也没有讲我。他虽然自首，但显然没有变心。我关了十年出来后，他常来家里找我，要送钱给我。他事业成功，养鸡发了大财。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时身体不好，肺结核，吐血，就说：“你妹妹我又不认识，我也没工作。”他说：“生活我给你保障。”我还是没答应。我们一直有来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他仍然来找我。他前几年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