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华

　　1931年6月21日晚，向忠发匆忙来到上海德华旅社与杨秀贞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发离开德华旅社。可能是违反规定外出不归，怕同志们担心焦虑，也可能是顾及护送交通员在等候，他快步走向附近的“泰勒”车行，准备租车后迅速返回小沙渡路周恩来的住所。

　　办好手续，打开车门，钻进车内，出租车刚要启动，两个大汉围了上来，将小车堵住。向忠发见势不妙，故作镇静：“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我租的车。我有急事，请你们赶快走开。”

　　一个特务见向忠发一副阔老板打扮，担心抓错了人不好交差，于是抓起向忠发的右手，发现只有四个指头，这才确信无疑，将向忠发拉出车门。

　　向忠发虽年过半百，但仍有一身力气。他机警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本能地挥起拳头，朝对方狠狠砸去，将这个特务打翻在地，拔腿就跑。

　　另一个特务慌了神，拔出身上的武器，开枪示警。守候在附近的租界巡捕听到枪声，蜂拥而来，一齐把向忠发按倒在地，然后将其拽进一辆汽车，迅速押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一

　　向忠发迅速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情况陡然起了变化。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军事机关，内设一座看守所，专门关押抓捕的“犯人”。看守所后面有一大片空地，是处决“犯人”的刑场。这里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关押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魔窟，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先后在这里惨遭杀害。

　　现有材料表明，向忠发起初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淞沪警备司令部对其进行了严刑逼供。

　　张纪恩（时任中央机要主任）说，他见过向忠发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

　　黄慕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说，陈志皋无意中透露，向忠发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可以断定，淞沪警备司令部对向忠发采用了严刑逼供，至于是否用过电刑，尚需进一步考证。向忠发在严刑拷打下，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供出了中央机要处密室机关。

　　庆幸的是，在向忠发被捕当天，中共中央采取了应急准备，派徐冰和浦化人把两大箱中央文件运走了。

　　淞沪警备司令部抓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忙了半天，只抓到几个一般工作人员，大失所望。他们认为向忠发在耍弄自己，十分不悦。但他们无权处置向忠发，只能强压怒火。

　　然而，6月23日深夜，也就是24日凌晨，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向忠发后仅仅只有一天的时间，还是将向忠发匆匆处决了。

　　既然向忠发已经屈服自首，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何还是将其匆忙处决？长期以来权威的解释是，淞沪警备司令部执行了蒋介石的指令。

　　原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回忆：

　　向忠发之所以被很快处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

　　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租界捕房，后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南京：已擒获“共党首犯”向忠发，待指示。

　　当时蒋介石在江西部署“围剿”事宜，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电报后，立即批复“就地处决”。

　　向忠发自首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又向蒋介石发了第二封电报：向忠发已自首，是否解京，请指示。

　　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二份电报，蒋介石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在电文上指示：暂缓处决。

　　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第二份电报后两个小时，收到了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文。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向忠发押向警备司令部荒芜的秘密刑场，执行处决。时间是1931年6月24日凌晨3时。

　　当熊式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份电文时，向忠发已经命丧黄泉，成为刀下之鬼了。（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3辑）

　　1962年3月，潘汉年在《我在特科时期的反间情报活动》中说：

　　警备司令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处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忠发已决心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处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报，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很显然，上述说法并不一致。

　　不管蒋介石是一份电报还是两份电报，应该说向忠发之死都与蒋介石“就地秘密处决”的电令有关。按常理分析，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向忠发后，蒋介石应该命令将向忠发押往南京，亲自审问，以利扩大战果，没有必要命令立即处决。为此，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几十年后还在其回忆录中惋惜地说道：“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开展，实在是种损失。”

　　可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蒋介石为何下达“就地秘密处决”的命令，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

　　陈琮英（任弼时妻子）说，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蒋介石得知他被捕后，认为他不会叛变，即下令立即枪毙。上海方面本来对这个案子抱很大希望，可中共中央采取了措施，他们处处扑空，对向忠发就不那么感兴趣了。接到蒋介石电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就立即执行了。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推测而已，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向忠发被捕一个月后，中共另一名重要干部杨匏安因叛徒出卖也在上海被捕，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闻讯后两度亲笔写信，并从前线打来电话劝降。只是在遭到杨匏安严厉拒绝之后，蒋介石才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其秘密处决。

　　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收到向忠发被捕的电报，联想到第二次“围剿”损兵折将，联想到自己的爱将张辉瓒被擒，两股怒气交织在一起，立即写下了“就地处决”的电文。蒋介石的这个决定，完全是由他的懊丧情绪引起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向忠发被捕后，蒋介石预料共产党方面必然会全力营救，甚至可能通过国际组织向国民党方面施压。与其将来被动应付，杀之不得，放之不能，不如快刀斩乱麻，迅速处置，以绝后患。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向忠发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王明回忆：

　　当国民党的军法官把蒋介石的处决命令对向忠发宣读后，向忠发大怒，曾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孟庆树：《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莫斯科·2001年，第109页）

　　向忠发一案，受牵连者有四人，即陈琮英、杨秀贞、张纪恩、张越霞（张纪恩妻子）。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夫妇，也被移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张纪恩关押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首席法官叫姜素怀。姜素怀审问之前，把封面上写有“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处决后血肉模糊的尸体。案卷后面，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有两三页。

　　姜素怀给张纪恩看了一眼案卷，用意不言而喻：你是向忠发的同犯，向忠发落得这个下场，你如不从实招供，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经过审讯，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后减刑三分之一，提前释放出狱。

　　张纪恩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公安部门保存下来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了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有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可惜，他没有找到那份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他认为，很有可能是那份档案被南京方面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二

　　周恩来何时确定向忠发叛变？权威说法是依据中央特科弄出的向忠发受审记录。

　　中央领导人是何时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呢？

　　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中央领导人确认向忠发叛变的传统说法，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黄慕兰的回忆。黄慕兰从法租界法语翻译曹炳生那里听说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刻向上级报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安排中央有关领导转移。中央特科还派人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寄宿的小沙渡路观察动静，发现向忠发领着租界巡捕闯入周恩来家里搜捕，证实向忠发已经叛变。

　　陈琮英回忆：

　　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第124页）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周恩来当时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然而，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向忠发被处决后，中共中央迅速向各级党部发出指示，要求纪念并追悼向忠发。这说明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没有确认向忠发叛变，周恩来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陈养山认为：

　　关于向忠发的叛变情况，应作两方面分析：第一，向忠发1931年6月22日上午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当即叛变，党中央于当天晚上就得到一些消息。到向供出周恩来同志住址，法租界巡捕晚上去进行搜捕时，即证实了向已叛变。但对国民党当即处决向忠发一事，中央事先不知道。第二，向忠发被处决后，党中央很快就知道了，但为了找到向忠发被审讯的口供，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中央要特科设法取得向被审讯的全部记录。从取得的记录看，向所知道的中央机密都供了出来。向忠发的叛变是到1932至1933年才完全弄清楚，是指整个向忠发叛变事情而言的。所以，党中央得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和了解叛变的全面情况是两件事。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当即就发觉，而了解清楚全面情况是1932至1933年之间。（《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二）《虎穴龙潭》一书反映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峥嵘岁月，出版之前经过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审阅。书中对周恩来确认向忠发叛变一事也有表述，现整理如下：

　　向忠发被迅速处决，有违常理，中央要求特科继续调查，最好弄出向忠发的受审记录。可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特科安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内线不复存在，谁能去打探如此机密的情报呢？

　　“我认识一个叫吴汉祺的人，现在上海社会局工作，或许他能够帮上忙！”情报科的大汉（即欧阳新）向潘汉年建议。

　　大汉说：“我在武汉时认识他。那时，我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手下做事，因工作上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些交往。不过近几年没有接触了。我听人说，他在武汉呆不下去了，才跑到上海投奔吴醒亚的。”

　　吴醒亚是上海社会局局长，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反蒋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有关情况，兼而刺探中共情报，实际上是南京国民政府驻上海的情报机构。

　　吴汉祺政治上一贯右倾，此时投靠到吴醒亚门下效力，做了一名专职情报人员，其反共立场应该与吴醒亚是一致的。要想在短时期内争取这样的顽固分子，其难度可想而知。

　　潘汉年和大汉几经分析，决定利用他的弱点。

　　作为一名专职情报人员，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是其谋生之道和政治上向上爬的重要资本。两人决定同他进行情报交易，同时辅以金钱诱惑。

　　当时，陈友仁在上海做寓公，经常与进步人士宋庆龄、邓演达聚会，并和有反蒋倾向的高级将领保持往来，外界也传言他正在筹划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活动。大汉以陈友仁手下人员的身份，主动与吴汉祺接近。

　　为了让吴汉祺确信有社会民主党这么一回事，潘汉年派人在吴汉祺的圈子内，编造了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即将到上海，与中国社会民主党会商工作的小道消息——并将此事写成新闻稿件，发表在《字林西报》《民国日报》等中外报纸上。

　　当大汉与吴汉祺见面时，吴汉祺几乎不怀疑大汉的身份了。

　　“你们同劳工国际是什么关系？编写赤色工会和中共活动的情报有什么用途？”吴汉祺对此很感兴趣。

　　大汉说，自己代表中国社会民主党同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国际进行联络工作，即将来访的国际劳工代表团要他帮助搜集中国赤色工会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并不惜支付巨额报酬，但目前感到材料明显不足。随后，大汉故作不经意地问吴汉祺：只要汉祺兄出力帮忙，报酬一定不会少的。

　　大汉早就知道，吴汉祺新娶了一个姨太太，是一个擅长跳舞、交际面广的妙龄女郎，吴和她另住一处，且一直瞒着他的老婆。单靠社会局一点薪水，不能满足其生活需求，必须捞取更多的外快。

　　大汉故意将吴汉祺带入与潘汉年早已商量好的圈套中。

　　听说是个赚钱的机会，吴汉祺忙说：“我一个姓徐的朋友，他本人在法租界巡捕房做翻译，他的长兄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我也认识。可请他们帮忙搜集中共方面的一些材料。”

　　见吴汉祺有意相助，大汉拿出一千元活动经费，不温不火地说：“这是外国人预给的报酬，希望能交出对人家有用的情报，如果失信，我们就不好做人了。”

　　大汉还进一步说明了搜集的情报范围：破获的中共组织、赤色工会的秘密文件和被捕人员的口供材料。

　　“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吴汉祺说。

　　在金钱的驱使下，徐翻译通过长兄买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保管档案的文书，抄录了一份向忠发的审讯材料。就这样，几经周折，向忠发的审讯材料落到了潘汉年的手上。

　　周恩来仔细审阅了这份记录，思忖是不是国民党方面故意伪造的口供，借以打击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士气，动摇革命处于低潮时共产党人的信心？但他反复研究之后，认定向忠发已经自首叛变。因为记录中所提供的中共核心机密，除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几个人知道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的。类似中央新改组的特委组成人员，也只有向忠发、王明等少数政治局成员知道，尤其是口供中周恩来在小沙渡的临时住处，更是只有向忠发知道！

　　据此，周恩来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周恩来确认向忠发叛变的时间，应在1931年9月。因为不久，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了。

　　（三）作家穆欣依据有关回忆资料分析，认为中央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中央从而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对此有更加权威、详细的表述：

　　国民党当局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 页）

　　1932年3月，30岁的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归来，进入特科的视线。鲍文蔚不但历史清白，而且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国民党的严格“政审”。

　　《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记载：“大约5月份，潘汉年通过关系将我安插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做外文秘书。从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党工作了两年半。”

　　特科派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务必搞到被国民党枪杀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向忠发的审讯记录。

　　如以鲍文蔚1932年5月进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算起，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的时间，至少在向忠发被捕处决约一年之后。因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向忠发”条明确认定：一年以后，中央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看到了全部审讯向忠发的记录档案，才断定向忠发叛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鲍文蔚。

　　1933年12月，向忠发被处决两年多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印了一本名曰《转变》的内部资料，书后附有《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报告》。说是报告，其实是根据向忠发的审讯记录整理而成。

　　附录《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报告》分三个部分，约四千字，是研究向忠发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带有明显的编辑痕迹。

　　第一部分，向忠发简史，文字简短。

　　第二部分，履历自述，记录了向忠发一生的经历和活动，也简要提供了总书记任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状态。文中说：

　　自米夫来华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变更了，采取分工制度，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名义上仍由我来继承六次大会的总书记，但在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分工制，各管各事，我在共党内不甚管事了。

　　第三部分，向忠发自供，是全文的核心，包括十个部分：

　　1.国际“共党”驻东方部负责人；

　　2.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3.特务委员会；

　　4.苏区负责人；

　　5.李立三已去莫斯科；

　　6.各地上层负责人；

　　7.各地实际情形；

　　8.红军七个军负责人名单；

　　9.“共党”经济来源；

　　10.附记。

　　此后几十年，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们思维观念趋于活跃，有人对向忠发叛变提出疑问，从而引发一场“朝野之争”。

　　向忠发是否叛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场争论，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80年4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在湖南党史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有些事情很复杂，比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向忠发曾是总书记，“六大”以后他被捕了，不是被枪毙了吗？我多年来脑子里就认为向忠发是叛徒。可是去年有人写材料，说他没有叛变。两者都说是事实，那就非搞清楚不可。历史上许多问题，因为我们党总是打仗，总是革命，失败了又干，人牺牲了不知多少，许多事情没有记下，或者记下了又失掉了。（《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第178页）

　　黄介然在《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中说：

　　对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叛变了，一种说他没有叛变。后一种说法的根据是认为与向忠发同案的同志和向忠发早已知道已经被捕关在狱中的同志都没有发生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现在尚待进一步查证。

　　黄介然，又名黄文容，国共合作武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秘书。党中央迁往上海后，任中央秘书处处长，受向忠发直接领导。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看到黄介然的文章，认为他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约黄介然面谈，并将自己所知的确切情况告诉了黄介然。黄介然认为邓颖超的说法是可靠的。

　　几年后，邓颖超发现仍有人对向忠发叛变一事表示怀疑，写下了《关于向忠发叛变问题》一文，发表在1988年《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上。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紧急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做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恩来同志和我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面告他，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没见他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次日上午也不见他，这天中午，我们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说他在静安寺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我就迅速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消息。当时，我们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在该机关工作的三位同志：张越霞、张纪恩、苏彩。我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在下午约4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位同志家里。这时，秘书长余泽鸿也正在找我，十分焦急，他也尚未找到恩来同志，通知他这个消息。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我们先后进屋。恩来同志此时已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我们匆匆分开并约定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在分开后又得到内部工作关系的确信，向忠发的确叛变。蒋介石在南昌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如获至宝，立即复电，马上处决。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

　　邓颖超将此文送中央书记处之前，先送陈云审核。陈云是当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向忠发叛变一事的调查与处理，对此十分清楚，也十分关心此事。看了这篇文章后，陈云同志处注（陈云同志办公室——本刊编者）：

　　这件事，陈云同志说，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邓颖超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中共党史研究》在发表邓颖超的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同志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本刊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

　　根据邓颖超所说，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