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

　　我们对暂住人口的管理，至少落后了30年。

　　对于流动人口，迄今为止，国内尚无明确、准确和统一的定义。现在官方所说的流动人口，一般指在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下，离开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的户籍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因此，在国际上，类似的群体又被称为“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tion）。而所谓暂住人口，按照中国官方目前的定义，是指那些年满16周岁， 因经商、投资、探亲、旅游、求学、从事劳务和生产经营等活动，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暂住地超过三日的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当流动人口流入一个地方，逗留三天以上，就成了暂住人口，就需在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列入暂住人口管理。但实际情况是，严格照此办理的，不到1%；换句话说，99%的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进入政府管理视野，处于自然散乱状态。

　　不得不再次回到问题的根源：暂住。

　　显然，暂住产生于流动；而流动又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魔方，考验着我们的政府，考验着我们的管理制度。

　　我国大量暂住人口的出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工业化、城镇化高潮的到来，流动人口的激增而产生的；也可以说，它是在过去长期极左思潮，对人性向好需求的压抑下，社会矛盾聚集后的总爆发。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户籍管理，一直奉行的是以管人为中心的原则，全体公民都只有户口簿，没有身份证，不可能自由流动。因事外出，需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或工作单位出具介绍信，而无论开证明还是介绍信，都会被绷紧的“阶级斗争”之弦扫视再三，一旦发现有不良动机，根本不可能获得外出通行证。工作调动或婚嫁迁移，则是户随人转。一本户口簿，把人管得动弹不得。因此，那时不仅流动的人口少，客居他乡、以暂住的身份工作生活的也少。加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下，从农村的村、社、组、户，到城市街道办、居委会、业主自治组织，一双双警惕的眼，鹰鹫般窥视着每一个人，谁敢乱说乱动？在这个以管人为中心的高压态势下，全国人民都安分守己，像待字闺中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工人守住自己的机床，农民守住本村田土，干部守住自己的单位，一守就是几十年。

　　这种坚守，守住的是城墙、四合院和水磨房，而被严重阻隔的却是工业化和城市文明的脚步。

　　在这种坚守下，农村和贫下中农，成为最美丽的政治符号；城市的扩展，因会占用农田，在“以粮为纲”政治背景下，是大逆不道的；甚至于落户城市的企业，也一个个被迁往偏远的“三线”地区；城市出生的青少年，更要被赶往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长期的趋农观念和制度，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大落伍，许多想进城、该进城、可进城的人，大量被积压于城外，似日益聚集能量，随时都可能决口的政治堰塞湖。

　　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在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中国大陆年均增长5.1%；中国大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0%上升到73%。可是，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4.8%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而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按世界同期城镇化率计算，中国大陆至少有2.2亿多人，被人为地拒绝于城市之外。

　　事实上，这与我们现有的流动人口数正好吻合。

　　问题的根源和关键在于，坚冰已经打破，要逆转，阻止农民进城，已没有可能。现在，国人不说与外国人那样，持一份护照周游世界，至少可以持一张身份证走遍全国。于是，我国第一次人口流动大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势不可挡，以致让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猝不及防，手足无措。此后，一直至今，这股大潮从来就没有衰退过。

　　2010年7月11日，上海世博会举办了一次人口论坛，主题为“每个人都很重要”。论坛消息说：中国目前的流动人口达2.2亿左右，是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来源；新生代流动人口成为主体，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流动人口的分布，仍向沿海、沿江集中，新兴都市圈、中西部中心城市，正成为新的流动人口聚集的热地。目前，这些人口流动，呈现三个明显特点，即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面对人口流动的新变化，中国大陆第一部省级政府流动人口立法——《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于1987年正式出台了。这一办法的初衷，还不是管理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而是计划生育。在当时，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刚实施，面临顽固而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挑战，把人口控制下来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只是第二位。要控制人口，就必须管住“大肚皮”和“超生游击队”。这是广东立法的本意。然而，客观上，它却起到了管理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的作用。因为超生指标，是要算在孩子出生地政府头上的，这就不仅要注视“流动”，关键是要管住“落脚”即暂住。该办法规定：“未按规定交验婚育证明或经查验证明不合格的育龄流动人员，有关部门、单位和业主不予办理暂住证、车辆驾驶执照、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不得让其购买或租借房屋，承办或租赁经营；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房屋业主和流动人员组织的建筑包工队、种养队等不得招用或容留。”

　　当然，管理还是必要的，有事就要有人管，我们不能无政府。这个办法出台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管理列入地方立法，结束了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历史；同时，它打破了传统户籍管理中以管人为中心的理念，围绕“暂住”这个新特点，实行了以管屋为重点的转变，让离开了户籍地的居民，实行暂住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选举与被选举等挂钩，公民权益得到保障。可是，该办法第一次引入的“暂住”概念，以及以暂住证验明正身的方式，也让这次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人口流动潮，蒙上了一个带有身份歧视的命名阴影。自从暂住证诞生之日起，就有不少国人在迷茫中发问：我们为什么要暂住在自己的祖国？

　　暂住，从此在多少人的心灵打上了郁闷的烙印，或者说伤害了多少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