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1969年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1978年就读于南京炮兵学院，后为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副院长。
1969年到延安插队，本来没有我们初65级的事，但是名额不满，“工宣队”就把出身不好的初65级少数人顶了上去。当时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被“光荣”了一把，跟着初64级的孙立哲去了关庄（公社所在地）。立哲不知有何恶习，被同班的女生“放逐”了。他找了初64（3）班（关家庄）的男生，史铁生“见义勇为”，请立哲“入伙”，无意间就把我“剩”下了。当立哲把我叫出窑洞告知此事时，入夜已深，茫然四顾，漆黑一片，油灯点点，鬼火飘飘。我无依无靠，于是赖上立哲，表示绝不和他分开。立哲心动，再找铁生，他们热情地“收容”了我。从此，我才享受了与铁生同窑、同炕的待遇（余者为立哲、曹博、钟兴华）。
第二天，我们21个少男少女就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落户了。老百姓开始以为我们是“工作队”，后来认为也就是“过日子”，而当时的我，则觉得可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定的“大串联”。
拆庙德岂薄 砍柴力不任
我们到农村，第一头疼的事情是砍柴，五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一个12岁的男娃砍得多，让村里婆姨嘲笑了一顿，很受伤。后来，曹博砍柴从崖上落下，安全问题就变得相当严重了。当然，知青有点钱，可以烧煤，但引火则非硬柴不可，肯定要另想办法。
第一次实操在发山水（洪）的第二天早晨。山水是头天傍晚下来的，老百姓都到河边捞柴火去了。我们看得眼红，就起个大早，是想侦察一下有没有落下的柴火。我们四条汉子（立哲是医生，名为赤脚，但不从事劳务）在河滩上发现一个树根，上面还带着一米多的树干。大家觉得可“捞”着了，一边说老乡傻，一边就用镢头砍记号。我们正在研究“整个运回去，还是分解后再运回去”哪一个更能掩人耳目的时候，三个老乡带着全套工具过来了，说这个树根是昨日他们从滔滔洪水里弄上来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行”，四人愤愤地和老乡理论：“你们的记号在哪里呢？”“不做记号谁证明是你们的？”老乡没遇到过“这么”讲道理的人，但又不忍把自己捞的“浮财”拱手相让，最后终于妥协：树根归知青，树干归老乡。由老乡把树根运到知青灶房前。这个树根盘根错节，得用小斧一点点砍，可费劲了。
就在树根将要告罄的时候，铁生把目光投向了河对面的土地庙。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庙里的菩萨据说已经被“打倒”过了。我和铁生到庙里一看，窗棂被拆得七七八八，神像仰天躺着，门则早已失踪。史铁生还有闲情研究泥塑是何方神圣，我则因失望而愤怒，把看得见的木头拾揽到一起，开始砸泥取木（本来我没有这种知识，是史铁生说“泥塑木雕”启发了我），“破腹剜心”，这时才知道神像的脑子和心脏是木制的。但所获不多，我不甘心，就爬上屋顶，去砍长在屋顶上的那棵树。但树湿斧钝，砍了一个杈子就回了。后来，我又去了一回，本想全部消灭，但学艺不精，力所不逮，只能“伤根沥血”，不能一“次”砍杀。这两次“倒行逆施”，老乡说：“你敢在神神脑上砍，你‘狗的要脑疼呢！”我虽嘴硬，但也不再和这棵树继续纠缠了。
后来，史铁生把这件事写进小说，弄得不时有人来问我那个人是不是我，我当“仁”不让，还绝不检讨。2011年回庄，我特意到那个庙去看了一下，想把铁生的像放在那里。但那个庙已经破败不堪，只剩下两个土窟窿，于是作罢。只有那棵受过我伤害的树，在庙顶愈发壮大，载瘿藏瘤，蜷曲臃肿，熊彪顾盼，郁郁葱葱。
牛鬼蛇神有二
京腔秦韵不一
铁生面相不太“善良”且显老，言讷语迟，思量斟酌后言出则中（不像我信口开河，说完就忘）。他如忘刮胡子，就很有点像关家庄男生里的“头（老大）”。可惜体魄又远不如同班的“大块”赵志平，不太“镇得住”人。
所以，在和其他群体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他会是第一目标。刚到村子时，村里第一大力之人薛国发，就曾经抱着他的后腰把他抡起，被我们喝止。薛讪讪地把他放下，嘟囔道：谁知道他是个“折腰”。从此，庄里老乡都叫他“折腰”。
铁生1969年冬天回京，后来送父母和妹妹史岚下放到云南，所以，1970年回村就晚了些。大约比我们晚了十几天。在他回京期间，队里就找了个老汉（我们窑东）替他喂牛，反正冬天没活儿，喂得好不好也不要紧。不料，就在这个冬季，关家庄闹“鬼”了！
冬闲时节是打窑洞的“黄金”季节。庄里三个“壮丁”王世有、阎凤祥、李凤鸣打土窑，结果窑塌了，王世有和阎凤祥被压在里面“甍”了。李凤鸣因正在往窑外运土，得以幸免。阎凤祥和李凤鸣是亲兄弟，关家庄四队的。我们回村以后，村庄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先是薛国发说在“克桶”上看见阎凤祥了，继而许有才（王世有之兄）又说在他住的拐沟里看见弟弟的一个背影。一到晚上，无人敢出窑洞。我们自然斥之为迷信，但老百姓可不这样认为，因为按陕北的风俗来说，壮年因事故死亡属于暴毙（夭），是冤魂不散的，必然要寻仇带人。如果60岁之上老死病死，阳气已散，是白喜，魂魄是可以安住坟中的。
就在史铁生回来前，顶替他喂牛的老汉因病去世了，这位“窑东”弥留之际，高烧呓语，说：王世有和阎凤祥到窑里来要水喝，临走阎说，咱们把这个老汉引上吧；王世有说：这老汉又没得罪你，引他做什么！两人离窑而去。第二日老人就吓病了，三日后即撒手人寰。那窑就成了不祥之地。史铁生回来，不明就里，队里即让他“顶上”。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同喂牛的俩老汉，把种种告知铁生，使他在晚上平添了几分忐忑。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一天半夜无月（书中一句“马无夜草不肥”，铁生搬到牛身上了，其实牛反刍，喂不喂关系不大），铁生提着马灯去草棚揽草，马灯晃得幅度有多大，人的影子就有多诡异，当他把马灯挂在棚外（怕失火），俯下身去揽草之时，突然就摸到了一条人腿！他后退数步，大喝一声：“谁！”大约那个声音太大且怪（他说，根本不像人叫的声音），前庄的狗顿时齐吠不已，只见草堆里爬出一个人来。铁生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到庄里要饭的“大爷”在此睡觉，当时就一脚踢去……这件事，是我发现铁生第二天走路不太对劲时，他和我说的。最后他还总结道：看来人不能起恶念，我踢他，不知怎么把自己的脚崴了！
铁生牛喂得不错，看书时间有保证，挣的还是旱涝保收的工分，更免去了日晒雨淋之苦。队干部便认为喂牛是充分发挥知青特长的有效措施。所以，当1971年铁生探亲未归时，就让我顶替他喂牛。铁生曾告诉我，关键在分料（黑豆）公平，两个老汉因怕对方坑自己，所以让知青（第三方）分，认为这样才可以保证公平。我拿到量器——升子，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升子是一个梯状体，半升或四合（音“格”）就很难界定。问遍了最有学问的知青，包括陈小悦，没问出个所以然，后来还是在一本当时的数学手册上才找到了体积计算公式。但仍然无法确定这种底小口大的东西应该在多少厘米处标刻度。看来好人做不成了，我就干脆做“坏人”，给他们分料手掌平平，给自己队则手掌隆起，到 “盘点”之时常常 “透支”，害得两个老汉互相怀疑——就是不怀疑我“中饱牛胃”。
冬天到干校向父亲请教这个“刻度难题”，父亲说：何必计算！只要把升子盛满水，置倒于另一容器，称其重，再取其半，复倒回升子，在水平面处划一道，不就解决了？！
书生喂牛先翻书，当我知道了“草膘料劲水精神”的七字诀，就向大队领导建议，给牛料中加盐。领导为难地说：我们也知道加盐，但大队没钱，要不然你先垫上，秋后还你？当时插队已经进入第三年，我当然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因为还钱的说法在陕北就如同放屁，根本不可能（现在我更明白了，按会计规范，这笔钱根本没法下账，因为无此科目）。既然好人难做，后来我只给我们队的牛吃盐，盐是从知青灶上拿的，我们队的牛自然精神抖擞。
铁生回庄以后，我把岗位还给他，并详细介绍了在他离岗时所有犍牛生牛的表现，还把从两个老汉嘴里套出的关家庄“知名人士”的事迹“学”给他听，后来就被他写进小说了。
分合知青灶 呜呼男女生
关家庄插队的女生共11人，年龄最大的是同校高三的钟瑚，但因为她是“随”钟兴华才入庄的，所以和我一样，基本没有发言权。关家庄知青的主体是清华附中初64（3）班的，男五女八。
史铁生就是这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后有人纠正，陈绳祖就比他大。但陈外号叫“老太太”，可以不算）。由于知青多数人都只愿上山革命，不愿做饭（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很会吃，不会做），并且有一点“红卫兵病”——自以为是，善于以“大批判”开路来掩盖自己的弱点，所以，春节之后不久，一场震动全村的大闹后，男女生就分灶了。分灶以后，男女生宛如路人，互不往来了。但也有例外，一是孙立哲，女生不可能不生病，自然要找他；二是姚元、姚建是亲兄妹，当然会接触。表现最好的是钟兴华，和钟瑚不过话——原因是论辈分，钟兴华应该管钟瑚叫“姑姑”，这也太“没面儿”了。这场风波使知青“政治”上损失惨重，二流子高田亮说：“这觉悟高，那觉悟高，吃不上的时候觉悟咋不高了？”老百姓这时才明白，咱村的知青不过是会说点城里话的“憨娃”。
史铁生一脸严肃，率先垂范，一般不轻易对女生发表评论。可是百密一疏——在那次樊玲当众晕倒后，史铁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赞赏的文字，不幸被我们看见——而且被立哲朗诵，现在我只记得第一句是：她真坚强……结果铁生大怒，18岁的男人朦胧隐秘的爱恋被人当作笑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伤自尊的事情。
过年后从北京回村，男生盘点库内存粮，实在是吃不到秋收，后来就打起了合灶的主意。双方谈判的代表分别是孙立哲和陈小敏，其协议有四条，核心的一条就是请（雇）一个老乡给我们知青做饭，男生负责挑水，女生负责推磨。然后我们给老乡“过工分”。之所以采取这种类似“地主老财”（老乡认为）的做法，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把五谷杂粮变成可吃的饭菜，实在是比考清华附中难多了！由于人心思合（灶），所以，很快就达成口头协议。并且把这种“财主加共产主义”的体制维持了近五年，当新一轮知青1974年到村以后，他们比我们革命，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自己做饭，肚子可就太委屈了。
灶是合了，但男女生仍然不讲话。但是，不久后的一个“事件”，使男生对女生刮目相看。
春天的陕北是评返销粮的季节，有驻队干部下村“蹲点”，那名干部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煞有介事地问我的“本人成分”，我自然回答是“学生”，他启发我：“我爸爸成分是中农，我的成分也就是中农。”我纠正他说：“你爸的成分是你的家庭出身，你的成分应该是学生。”于是就开始辩论。他不悦，最后阴阴地问我：那你爸爸的成分是什么？我看过我父亲的履历，我爷爷是破落地主，父亲本人成分是学生，而届时父亲疑似“黑帮”，这两个“污点”都不能和他说，于是答道：“也是学生。”他对其他男生也进行过询问，遭遇相同。所以，在晚上社员大会上那干部找碴骂男知青，男生大都“底潮”，不好放对，而在他稍稍停顿之时，樊玲突然发飙，以高屋建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之势，展“横扫千军”之风，把他“大批判”一顿，陈小敏、姚建及时补位。只见那位老兄愣在那里，一脸意外，老乡也不知如何是好。在静默的瞬间，蜷在炕角的“老太太”（陈绳祖），突然冒出一句：刚才吵什么呢？姚元答道：“骂咱们呢，你不知道？”陈答：“啊，啊，我刚才睡着了。”全场知青、老乡爆发出一阵大笑。后来老乡跟我说：“一家子到底是（向着）一家子！”翌日，这位老兄挺诚恳地私下向男生道了歉。
到了1971年，招工的招工，当兵的当兵，病退的病退，原有的21位男女只剩下一半，在村的知青也是各干各的——行医者三人，教书者三人，喂牛者一人，柴油机技工一人，女子基建队长一人，还有我这个无固定岗位自由分子一人。除立哲蒸蒸日上的医疗站外，其他地方都各自为战，日渐凄凉。一日，陈小敏突然主动问我：“你们男生打扑克吗？”并邀请我们到女生窑去打扑克，顿时我受宠若惊。当晚，我和铁生就去女生窑洞赴约，对家是陈小敏和杨柳青（外号“老头”）。打牌开了个好头，接着就是借书、借物、借灯油……一旦进入常态，马上不断升温。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蓄之即久，其发必速”。
因为当时小球带动大球，“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解冻，我们也就把关家庄男女知青关系正常化说成“扑克外交”，以示上山下乡和国际风云是连在一起的。
樊玲和史铁生究竟如何？我就此事“专访”了陈小敏。陈提供了一个情况：有一次男生唱着“外国名歌二百首”走在庄里，铁生嗓子好，自然是主唱，迎面遇到了女生，结果立即闭嘴噤声，因为唱的是“黄歌”。但空气震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樊玲回窑后，痛心疾首地说：“史铁生学坏了。”这件事，后来我告诉了铁生，他沉默不语。
当年知青男女之间的朦胧情愫是很纯洁的，但他们古怪刻板的行为方式很难为“80后”的新生代们理解。
史铁生在《黄土地情歌》一文中把这次“遭遇”写了进去，（他居然记了三十年！）并在文中对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作了可以流传后世的概括：“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手绘俩箱柜 笔走四十春
铁生在绘画上颇有天才，曾得到清华附中美术老师的夸赞。但插队以后，虽然薄技在身，但无用武之地。
1970年间他突然发现，丹青之技虽不能名动京城，但是足以在乡下糊口。起因就是他说乡下画匠画的结婚用的那一对箱柜实在是太蹩脚了。 老乡用怀疑的口气“将”了他“军”：那你给画一对？我包吃包抽（纸烟）还给对工分。那时，铁生正饿得心慌，馋得口痒，为了那香香的杂面条，干了！ 于是从第一次给会计王生荣画箱子开始，铁生名声大振， 一发不可收。 直到富农刘世发把他画的箱子挑到集上卖了，驻队北京干部郝建找他谈话：“老乡自用可以帮忙，但拿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了。”于是只好作罢——一个可能气死齐白石的草根天才就此停步。
2004年10月，我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挂职，谈到故地即将重游，铁生让我去看看箱子还在不在并购回。 回庄一问，老乡热情地提供了N条线索，也看了箱柜，均非铁生画的，因为箱子上没有革命口号，但也不像乡下画匠画的（回京查明，是“后插知青”曲光画的）。
2005年，刘世发儿媳妇（刘碧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对箱柜当年卖给了一位民办教师，这位教师现在住在“永坪油矿”。 我打电话请示铁生：多少钱成交？史铁生很高兴，但没出价，只说他出钱（底线初定800元，运费除外）。 等到我有空去拉箱柜的时候，碧莲告诉我，老汉同意，老婆不干了。我想，也许是想要高价吧。做做工作，还是可以了却铁生夙愿的。
见面以后，老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他正要结婚，缺的就是那一对箱柜。 作为一个穷教师，心里想的是30元一对的“乡土箱柜” ，但是，一到集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一对不同凡响的箱子，刘世发也就开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价格：60元！ 讨价还价之后，50元成交了。这位老师兴奋之余，请刘吃了一顿饭，烩菜（带肉片）和炒鸡蛋；刘也慷慨地便宜了2元。
出乎意料的是，那婆姨的态度没商量：你开到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已经涨到1200元）。 陕北的风俗，结婚的这对家具穷死也不卖，卖了夫妻过不到头！
一旦涉及道德问题，只能电话请示。 铁生否定了我的一些与时俱进的想法，说：那就给箱子照个相吧，君子不夺人所爱嘛！我照办。回京后，我展示成果，铁生、希米都表示了满意。
御膳房献艺 车马炮争雄
铁生的文章、书法、篆刻、丹青全班全村全川全国的人都知道一二，不必再述。鲜为人知的才艺是厨艺和象棋。
铁生大展厨艺的时候是1969年七八月。灶上杀了猪（男生单独起伙后的第一口），杀得56斤肉。李金禄（26中高一）邀请关家河的男生来共吃猪肉。铁生主勺。他先是在厨房门框上贴上了红底黑隶的“御膳房”的横幅，然后炒了12个诸如酱爆肉丁、鱼香肉丝这种上了北京饭馆当年菜谱的菜，真使大家刮目相看。那天正值我从宁夏干校返庄，全体男生都称赞我长了一个千里鼻，气死狗。当时虽然缺油水，但人均三斤猪肉还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当值，一闻酱爆肉丁已经酸了，其他剩菜也有了气味，但舍不得扔掉，就放了一大把红糖加上剩菜中的肉丝肉丁重炒了一遍，并命名为糖醋酱爆肉丁，大家吃了均称善。但只授予我“第一伙夫”的称号。
插队伊始，闲来无事，铁生喜欢下象棋。棋艺高低，对手是谁，如今都记不清了。但使我迄今感慨颇深的是：他最反对旁人支招，特别是给他支招。铁生自制的棋盘的楚河汉界上，用漂亮的隶书写了一句俗语：“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但是，积习难改，又非正式比赛，大家难免插足战局，表示一下“我也行”。
铁生虽然不悦，但不大点儿事，也犯不上翻脸抡菜刀，于是他不论所支之招是高招还是臭棋，不论是否符合他的本意或出自他心，一律拒绝。别人让他跳马，他非得出车，别人让他飞象，他非得拱卒。其结果，当然就会输棋。还落下一个“太轴”的评价。现在想来，如果他不是如此不计成败地坚持，不是对别人强加给他的任何东西有着生理上的厌恶，他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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