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

　　记得在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书店里看过一本书，讲的是如果你要开始创业，其实考虑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还是不要做的问题。回国创业也是这样一回事。

　　当心底的涟漪被搅动时，作为一个有创业冲动的人，会想到许多创业起始要考虑的问题：团队、资金、市场、商业模式、技术（对技术创业者）、差异化及竞争优势，等等。但其实决定要创业那个决定才是最关键的。

　　我回国创业的决定是在千禧那一年。

　　怀着对新世纪的期待及对千禧虫（电脑）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千禧年，从来也没预备在这一年要特别做什么。但一切似乎注定要发生。

　　这一年，突然感到硅谷长达十年的互联网泡沫要终结，于是找到好友范仁勇（他当时正参与创办一个半导体芯片公司），着了魔似的开始研究起后硅谷的半导体机会，试图找出一种新的创业模式， 包括公司结构、团队组成、产品形态、公司运作，等等（当时对商业模式理解不深）。一口气写了三个创业计划书。一个是移动通信芯片，一个是数字电视芯片，一个是数模混合电路芯片。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当时选择的正确性。

　　1999年，中国信息产业部发出第一批手机牌照，预示着中国终端品牌、设计与生产的全面开始。一个新的产业在中国诞生（当时谁也不会预料这个行业会像互联网产业一样是中国最波澜壮阔的高科技产业）。当时我工作的Mobilink就接待了包括夏新李晓忠、康佳陈伟荣、中兴通讯宫正军等后来的业界翘楚。

　　2000年底，我在夏威夷会议上邂逅了TCL万明坚等一大批业界精英。加上在信息产业部产品司张琪司长主持的移动通讯讲习班上做讲座时认识的第一批手机产业链专业人员，我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触到中国移动通讯的核心力量。

　　2000年的回国活动对我们这些在国外从事半导体行业者，尤其激动人心。华虹-NEC在上海引进当时国际领先的8英寸生产线，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站就实地参观。中芯国际在上海开始打桩动工，预示着半导体生态体系的市场化运作。尤其是张琪司长提前宣读国务院发展软件与集成电路的18号文件，绝对预示着这个行业的春天来临。

　　2000年夏天，我坐上从北京返回旧金山的班机时，我绝对相信一个千载难逢的产业机遇就在前面，而且这样的机会在人生中很难拥有。

　　当2000年圣诞节我们把愿意参加创业的九个家庭聚在加州南部圣地亚哥时，妻子才发现，我不仅决定开始创业，而且决定回国创业。这在当时是何等巨大的决定。

　　妻子与我硕士、博士均为同班同学，对我的优缺点了如指掌，特别是缺点。妻子当时的学业成绩比我优秀得多，但做了很多牺牲与妥协。她在大型公司的稳定工作，也使得我在国外的经历就是不断参与创业公司。2000年，我们原以为是个收获的季节——前几年买的房子，刚好完成里外翻新，格外舒适漂亮；我参与的创业公司Mobilink Telecom经过四年的培育，全球第二大Fabless半导体公司Broadcom已决定收购，应该有相当可观的回报；家里刚出生的老二，与老大一样聪明可爱。但我决定回国创业了。

　　这个决定对家庭绝对会造成重大影响。妻大概知道事已至此，只对我说了两句话——想好了吗？这是条不归路。这番话，后来我体会至深。但我们都没想到，这次创业，对我们家庭，乃至一大批人家庭的影响如此巨大。回国一起创业的三十多位海外留学人员，踏上了一条艰辛但无悔的路。

　　真刀真枪干时，才发现这与过去跟着别人干是大大不一样。虽然上一个公司也是初始就参与，但轮到自己操作油盐酱醋时是如此不同。难度远超想象，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似乎越来越不妙。

　　首先是团队组建。当机会来临，远景诱人，群情高涨。2000年圣诞节前，得到硅谷两个VC的意向投资，加上CEC（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愿意出资3亿来做这个项目，九个人在北京向CEC报告完项目后， 晚上一起去体验了一下与出国前不同的北京。在三里屯酒吧大口地喝着久违的燕京啤酒，听着新的流行歌谣，回国创业的豪情悠然而至。大家觉得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能学有所用，回国创造一个属于华人的世界级企业，是最大的人生价值实现。

　　但互联网泡沫刚过2001年新年就开始破裂，股票大跌、企业纷纷大幅度裁人、许多互联网公司接二连三倒闭，新闻时时会报道那些当年意气风发的初创公司CEO、CTO、COO们，昨日还豪车呼啸，今日已破产到在教堂寄宿，甚或婚姻破裂，等等。于是新年伊始，已有意向的两个VC提出要重新谈条件，也不算太让人意外。

　　意外的是太平洋彼岸的消息。国内当时工商规定，以知识产权入股，最多不超过公司10%。这对于需要大量从国内外吸收优秀人才的高端项目，无疑失去了激励与吸引力。与熟悉的硅谷创业文化也相差甚远。

　　接着的消息是国内3亿的投资不是一次性到位。第一次入资仅为1000万元到3000万元，以后视情况逐步到位。这给团队带来很大的打击。当后来得到薪资也可能比照国内水平、只在第一年可能有适当补贴时，队伍里开始出现动摇。因为大家都参加过初创公司，如正常的家庭生活都不能支持，难谈其他。其他的机会开始分化这个优秀的团队。

　　于是产生三个不得已的决定：一是不用国内的资金了（为了内部的激励机制），二是让有好机会的人去发展，三是加强项目的专注性（去掉了射频与多模基带）。当然这些决定是在几个核心人员的长谈再长谈的基础上，都是痛苦的选择。最后九个人留下五个人。

　　融资的确大不易。硅谷的融资环境在2001年进入冬天，在硅谷拿到的两个Term Sheet（投资条款清单）都有让团队为难之处。而2001年初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本土VC。国内的VC都是外资进入中国，其本地合伙人也大多是财务背景，看不懂或被总部操控都使得决策悠长，姿态也很高。香港的一个VC就曾提出一个在硅谷不大见的问题，认为我们有太多高手成为创始人，很容易失败。

　　进入2001年3月，一次关键的会面，出现了转机。当时正好有去台湾出差的机会，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在新竹喝了半小时咖啡，请教他一些问题。但出乎我的意料，他看到我的商业计划书的摘要，就爽快答应支持。行动效率之快，让我记忆犹新。第二天他就把台湾富鑫创投找来，决定一起投600万美元。我们团队投入50万美元。虽然团队股权稀释不少，但蔡董事长的亲自背书，是更重要的价值。

　　蔡明介的投资，我相信有他对这个产业志在必得的决心与布局（其时他们内部团队已在开发通信芯片达一年多了，还没有较好的结果），也有他对团队的敏感，以及支持新生力量的慧眼。他看了我计划书上列出的15位名单，开玩笑说： 把这十几个博士供养出来也要花不少钱的。虽然后来联发科与展讯在市场上成了竞争对手，但我对蔡明介的感激与敬佩一直没有减少。

　　融资及以后的生活，让我开始体会到全球化生活的考验。美国加州与亚洲有16个小时时差，所以亚洲VC来电话时就可能是美国夜里，甚至是深夜。而在美国还要面对美国的问题。所以白天晚上都高度警觉，为了不错过关键电话，就把手机调到震动状态，放在枕头下，以免影响家人睡觉。当时我还有责任晚上照看小儿子，所以晚上让他睡在身边。有几次晚上实在累了，电话来了没感觉到，后半夜几次被一岁多的儿子把我脑袋拍醒，从枕头下取出手机递到我眼前。当梦中醒来，接起电话就要很清晰地讲技术、团队、市场、公司运作，等等，个中感觉多年后仍难忘记。

　　2001年4月，我们注册了Spreadtrum Communication（展讯通信），2001年6月28日，第一轮资金到账，我们心中都明白，这时展讯的历程才刚刚开始。

　　创业者可能都有过万一不成功会怎样的思考，虽然投资者希望创业者有对成功的饥饿感，这不仅只是对钱的追逐。2001年初，当我们几个创始人与VC谈融资时，他们那句话至今我仍历历在目：“请先辞了职再来谈投资。”虽然当时觉得错愕，但换位思考一下，就会理解个中的意义。创业不能有后路，用句老话： 开弓没有回头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