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比例失衡
尽管媒体已经大力鼓吹“剩女”问题，让大家觉得她们就会一辈子单身，但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适婚年龄的女性不足。性别比例失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即数千万男性将成为“剩男”，无法找到结婚对象。通常而言，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应该维持在105比100左右。然而，据新华社报道，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运用科技判断胎儿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流产——导致全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日渐严重，2008年男女出生比例已达到121比100左右的顶峰水平，到2012年略降至117.7比100，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高居全世界参与研究国家的前列。
数百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不仅是将来要面对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适婚年龄人群已经开始面临这一首要难题。201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了这一巨大的潜在人口风险：
男女比例失衡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带来问题……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三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有一句俗语“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黄泥巴”，把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双重标准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但中国的男性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媒体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抓住单身女性天然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点向其施压，以求其与现存的数百万“剩男”进行婚配，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的夸张事例，发生在2008年四川那场摧枯拉朽的地震之后。这次地震导致87000人死亡或失踪，另有约40万人受伤。布鲁克·拉默尔在《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几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动员鳏夫和寡妇相互结合的事情：“社会如何重建？在中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撮合悲痛中的男女组建临时家庭，以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由于结婚动员，地震之后不到八个月，就有614名幸存者登记再婚，而很多人正是出于“爱国责任”结婚。典型的一起鼓励结婚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6月，武汉提出一项议案，拟对单身妈妈进行罚款处理。对未婚生子的女性的罚款额度约为82000元，相当于武汉年平均工资的四倍，不过此议案据说在武汉遭到反对之后即搁置。
鼓励“剩女”结婚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只是媒体大力宣传“剩女”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有关。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全国妇联网站紧随其后贴出了有关“剩女”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绝非巧合。国务院将性别比失衡列为人口压力之一，因为它“影响社会稳定”。该《决定》同时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指定全国妇联作为主要实施单位，与其他部门如宣传、公安和民政一起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将培养高素质公民作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在中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争议性。诸多学者分析过人口素质在中国国策中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朱爱岚在其著作《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中，描述了“素质”一词在全国妇联及政府所倡导的旨在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其他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同时，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不只是控制人口数量，还包括提高人口素质。文化研究专家艾华教授指出，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之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生保健法（草案）》。艾华写道：“只在‘精神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等例外情况下，妇女‘暂缓结婚和终止妊娠的行为才被视为合法——实际上，《优生保健法（草案）》对此持完全支持态度。”
人口学家葛苏珊和埃德温·温克勒指出，中国近年已改变强行引产（尽管至今仍时有发生）等冒犯性和强制性的计生手段，转而通过宣传教育影响公众意识，其目的在于造就“新自由主体”，即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前提实现自我控制。葛苏珊则在其著作《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里如此描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优生优育融入了基因工程，但又远不止如此。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素质受基因、环境和教育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可以实现后天控制，因此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对人的潜能加以塑造。
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不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还自然而然地希望推迟结婚年龄。近年间，中国大陆女性和男性首婚平均年龄均有小幅提高：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女性首婚年龄约为25岁，男性约为27岁，而2000年时分别为23岁和25岁。但在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结婚年龄均比中国高得多，完全不结婚的知识女性数量日渐增加。如果中国女性步其后尘拒绝结婚，将会给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带来致命打击。
2008年以来，南京、宁波等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对维持单身状态的女性人数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带来的“危机”加以“干预”。《金陵晚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南京“城市剩女”现象日渐加剧——人口计生委计划实施干预》的文章。一些地方妇联组织，如浙江省平湖市妇联在2012年3月为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安排相亲活动，以使广大“‘剩女尽快找到美满姻缘”。2011年以来，上海市各有关单位，如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民政局，以及政府下属的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已多次为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单身男女举办婚介活动。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和2013年有近四万名青年男女报名参加活动，其中80%以上参加者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新华社的报道标题《今年万人相亲会三成女生是90后——报名截至本周末》颇有广告意味。新华社报道，2013年参加上海相亲会最年轻的女性刚21岁。多家媒体转发了她的话：“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新闻报道中均未提及这位21岁女性相亲者的姓名，她的这番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杜撰。
上述相亲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上海决定自2013年下半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相亲会。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开始制订计划，每个月为城市居民举办一次深度交友性质的小型相亲会，每次人数局限在300人。同时，政府举办的大规模相亲会也正扩展至其他大城市如杭州等。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在2013年11月举办的一场相亲会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包括单身青年男女的父母在内）。
施加生育压力
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媒体经常刊登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报道，并大多将责任归咎为“高龄头胎产妇”。《人民日报》网站在2013年9月刊登过一则报道，题为《数据显示：北京每年有四千余名缺陷婴儿降生，近年数量有所上升》。文章开篇即是一句警示：“随着高龄产妇比例逐年上升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数据显示，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上升。”
2012年9月，新华社援引卫生部数据刊发过一条相关报道，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超过90万例。这则报道引述多位不具名专家的言论，认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与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前检查及越来越多的高龄头胎产妇存在关联。科学研究表明，尤其在严重依赖煤炭进行火力发电的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与严重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但媒体的报道很少或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任爱国、邱兴华、靳蕾等几位科学家及其同事于201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公布中国的煤炭业中心地区山西省的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已达警示性高危比例。该研究表明，缺陷儿胎盘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香烃的含量高得异乎寻常，而这些都是煤炭和其他石化类燃料在燃烧时进入大气的物质。
然而，媒体报道对环境的异常恶化只字不提，却将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原因归结为女性延迟婚育年龄，或未能执行婚前医学检查。葛苏珊在《培养全球公民》中对有关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官方报道进行了分析：
据媒体报道，出生缺陷的增加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而且阻碍了优生优育和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这一计划。正如一位高级官员所说，这种趋势“直接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远景的实现”。通过“基因工程”的各种措施提前预防出生缺陷，如改善针对妇女的健康服务，全面推行产前基因筛查、咨询和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媒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却大肆宣扬趁年轻赶紧结婚生育，并倡导婚前健康检查以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使得二十几岁并希望生育的中国女性大为恐慌。
多位中国女性给我的微博账号发来信息，表达自己年方二十就要面临生育压力的忐忑心情。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名女性告诉我：“政府和媒体一个劲地散布一种观念，30岁以上女人生的孩子就是不行……孕妇因此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来自武汉的一名女性则这样写道：“爸爸说，我30岁以后就别想再生孩子了。”她的文字后边，是一连串愤怒的大红脸表情。
我在北京和上海访谈过的多名女性表示，她们在接受例行体检时都听过医生的告诫（也有人是听医学教授说过），如果等到28岁或者30岁再生孩子，她们就可能面临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她们不仅害怕“剩女”这个标签，还要担心自己因为年近三十没有结婚而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性别平等日渐式微，媒体大力宣传“剩女”问题看上去正是针对女性在过去数年所取得进步的抵制方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晚期，使女性大规模地获得受教育机会，中国年轻的城市女性进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过去十年，很多专家将城市女性不断增加的受教育机会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城市女性普遍获权”，这意味着城市女性普遍无需再与同胞兄弟争夺父母的教育投资。不过在我看来，女性普遍获权的观点已经被证明过于乐观。
女性进入大学，并具备足够智力闯过男女有别的录取配额关，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大概25岁。按照新华社的分类，25岁至27岁的女性被划分到第一级，即“剩斗士”，“还有勇气为寻找伴侣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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