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王义桅

　　也许再过一二十年，那时的中国人会普遍认识到：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为人类开创新文明的特别阶段。

　　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当年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要中国跟上世界潮流，时至今日，实际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代表世界潮流，引领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就向人们描述了一个逐渐拉平的人类生活新场景：以往的世界是有坡度的，先是欧洲，后来又有美国、日本加入的所谓“西方国家”，由于先行发生工业革命，在科技、工业化、城市化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制度上与其他大多数国家拉开了距离；然而，彼一时此一时，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一大批新兴国家崛起，中国、印度等传统的农业国家也跨入工业国家行列，过去存在于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物质文明代差逐渐被填平。

　　不仅如此，在进入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后，中国还由于人口众多，工业化、城市化与最新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在新一轮全球文明变革中处在了最前列，不经意间起到领风气之先、先行先试的作用。比如，现在中国网民的数量已达到美国人口的两倍，在网络经济方面，中国因其全球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先于其他国家，使网购这一新的商业模式成熟了。在阿里巴巴上，人们可以购买将废旧汽车轮胎转化为燃油的机器、一公斤“优质”蟾酥提取物或全尺寸的海绵宝宝充气城堡。亚马逊曾想做成“什么都卖的店”，但第一个实现的却是中国的阿里巴巴，预测到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欧盟之和。

　　中国人越来越少去商场，而习惯于从网上购物，这正在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很多观察网络经济的人士还认为，这必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模式，网币迟早会在中国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货币革命，主权货币的时代即将终结，中国及全球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面貌也都将连带发生改变。

　　“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正在填进具体实在的内容，不是中国有意要制造它们，而是它们不知不觉就会产生、形成。今天，人类在商业、生产模式上又一次发生大规模变革，其连带产生的诸多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今天要面对的，已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问题。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何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实现优良治理？又如何参与领导一个普遍奔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及世界如今所正在经历的，很多方面都为以前所未有，没有任何现成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能够应对。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所发展起来的理性思维，一大突破就是认识到人类知识和理性的限度。在国家和世界治理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以往人类所发展起来的任何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所针对的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都是有限的。管理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小国的经验，绝不可能简单套用到上千万、上亿规模人口的大国。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指出小国与大国的追求是很不一样的，不仅国家心理不一样，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也会有区别。人类现有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最多只不过处理了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治理，即便它是有效的，也不能保证它用在13亿人口规模的国家上还能有效，何况现实情况是：它明显已不能应对美国当前所面对的那些难题。弗朗西斯·福山近年就频频发文，说美国的制度体系已面临衰败。

　　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名贤爱默生在南北战争前夕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同胞，“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学习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数百万计的青年正冲向生活，他们不能总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羹来获得营养”，“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观点”。爱默生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美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制度都承于欧洲，可以说美国一直在精神上仰视欧洲过日子，但是到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已逐渐成为位列前三甲的大型经济体，它要确保海外利益、捍卫其对美洲的领导地位，都已需要新的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欧洲的那一套已经远远不够了。走出欧洲，才会有真正的美国。美国人后来是按照爱默生说的，发展起了独立于欧洲的知识体系，并在制度上也多有创新，这才有再后来美国于20世纪上半叶结束“孤立主义”，以领导型国家的身份全面参与世界事务。

　　中国现在的普遍状态与爱默生时代的美国极为相似，明明已经在“人类文明主流”了，却还天天说要“跟上人类文明主流”。在思想意识上，中国人显然对自己需要承担的新角色还没什么准备。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评论，讲的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只会输出产品，而不会输出思想和价值观。撒切尔夫人有没有这样说过，难以考证，但的确向中国人提出了问题：中国要“为天地立心”，输出“中国价值”，那么，这个“中国心”到底是什么，又怎么提供给世界？恐怕首先要破除一个思想迷障，那就是最近三十年来一直强调的“接轨”，即要将中国接到“人类文明主流”——实际上是西方文明里去，要用西方的水来浇灌中国的“落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在欧洲美国的那潭水已越来越不是“活水”，甚至是“污水”了，还到那里去引，那“水”还能喝吗？相反，中国要考虑为世界提供一些活水了。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20世纪90年代初，小平同志给中国定下的战略思维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近年来，对中国还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有很多争论，普遍还是认为不能放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要继续不出头、不当先。

　　实际上，现在还片面地只强调“韬光养晦”而不讲“有所作为”，已经丧失了以往的国际条件。二十多年前，中国只要表示不挑战现有世界秩序、愿意融入人类“文明主流”、实现与国际“接轨”，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搭既有世界秩序的便车，不仅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也不会让那些支配国际经济、政治的国家认为受到中国多大威胁。现在呢？一方面，以前想接的那个“轨”最近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斑斑锈迹，又是金融和债务危机，又是实体经济和人的勤劳创业精神的萎缩，兼之民主政治的退化、社会思潮的保守化，中国现在和未来能接上的，未必还是之前以为的那样是阳光大道，相反可能已变成羊肠小道了。

　　另一方面，过去最愿意听中国说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那些国家，如今对中国的“接轨”不再如以往那样兴高采烈了。他们发现中国在接入WTO这个国际经济主流“轨道”后，自身长期以来赖以为荣、赖以立国的工业经济优势已被中国迅速成长的科技和工业水平、不断提升的经济总量所淹没。在这个原本由他们铺起来的“轨道”中，后来者反而车子开得更快、更顺畅，这不免让他们泄气，转而寻求建立新“轨”，如TPP、TTIP等，意图取旧“轨”WTO而代之。显而易见，他们是不想让中国也接到这个新“轨”上来。

　　还有，那些以前由发达国家所设计的“轨道”，中国能用的，这些年来大都已经用上了，潜力已发挥到极致，在现有的“轨道”范围内，中国要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大的影响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已经没有多少可能。

　　凡此种种都要求中国突破最近三十年来所形成的“接轨”思维，既要保守已有存量，对已接入的“轨”要与其他国家共同珍惜守护、对锈蚀的部分要做去锈处理，同时，又要做好准备，在原有“轨道”失灵或容量不够的情况下，主动设计、建设新的“轨道”，在“轨道”构设上要有增量，而不能守着存量过日子。

　　“韬光养晦”思维不仅强调尊重既存国际秩序，而且不太主张另建新的国际秩序。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正确的，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突破国际秩序，也没有强大的经济、政治需求去另搞一套。今天则大为不同，不主动去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就处理不了所面对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纠纷，保障不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中国想带动后发国家共同富裕、建设一个更加公道合理的世界，也都没有可能。

　　举例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秩序基本是由七国集团所决定，当时的世界只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在内的七个工业化国家，才有实力对国际经济谈天说地。现在呢，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出来了，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土耳其等都已成为工业化国家，世界经济怎么办还由那七个国家说了算，就不那么有道理了。而且，一旦国际经济有风吹草动，原有的七国集团也发挥不了以往那种呼天唤地的作用了。所以2008年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发生后，把新兴国家包括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的地位逐渐超越七国集团。但原有的七国集团（除了后来加入的俄罗斯）并不想放弃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也开展合纵连横。2009年，在“金砖国家”概念的影响下，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形成了。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中国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有很大的积极能动成分。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四国”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使金砖国家由四个扩充到五个，中国在新兴国家中的代表性也得到增强。这是正确的做法。

　　中国今天还需要延续“韬光养晦”的某些思路，但更应强调“有所作为”，为人类生活铺设新“轨”。时移世易，固守老旧已不宜也，中国要开创新的对外往来路径，对于如何“韬光养晦”，也要根据新的形势条件，做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