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炳月

　　一

　　柳邦男先生家住京都市左京区的吉田神乐冈。那天上午游览了二条城，然后乘地铁到东山，从东山步行去柳家。知道柳家所在的街区，并不知道门牌号，对京都又不熟悉，不时要问路。问了几次之后，发现不少京都人并不说标准语（即日语普通话），而是说京都方言。“si”变成“su”，语尾经常加“wa”，听起来颇为别致。京都人显然是以京都方言为荣的，大概和上海人以上海话为荣一样。但京都人非常热情，在京都不会发生“问路收费”的事情。

　　在二条城的地铁站，我说出要去的地方，一老一少两位男职员便忙着拿出几种地图查找，并送给我一张简易地图，在上面标明下车的地铁站。从东山去吉田神乐冈的途中，在小街迷了路，向街边一位大妈打听，立刻便有三四位大妈围过来。打通柳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柳先生的夫人，然后我把电话交给身边的一位大妈，让她告诉柳夫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按照大妈们的指引往前走，走过一个橘黄色的邮筒，街边一位老年女士迎过来，试探着问：“您是东京来的董先生吗？”她就是柳夫人。随她走上一道斜坡，来到半山腰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木楼前，她说“到了”。

　　柳先生尚在午睡。我坐在客厅里，窗外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小菜园。远处是一道绿色的山峦，山体最高处的树丛中有一个巨大的草坪，绿色的草坪上露出土的地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大”，那就是京都的几座“大文字”山之一。每年盂兰盆节次日夜，人们聚集在山尖，将摆放成“大”字形的木柴点燃。那是送神火。浓浓的夜色中山巅一个“大”字在燃烧，十分壮观。从柳家的客厅里就能够看到京都夏夜那道著名的风景，这座房子显然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

　　柳邦男先生出来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偏矮，干瘦，谢顶，行动有些迟缓，但脸色红润，目光炯炯。

　　“啊——辛苦了！”开口就是中国话。像是对待老熟人，没有一点陌生感。

　　“不辛苦，不辛苦，”我一边回答，一边问他的夫人，“‘辛苦了，您明白吧。”

　　柳夫人不停地笑着说：“明白，明白。一有中国客人来，他就很高兴！”

　　我指着窗外的菜园问：“那就是您现在种地的地方吧。”

　　柳先生回答道：“我哪，这是保留八路军的作风。”

　　问：“就是说，您在中国的时候也种过地？”

　　答：“那时候啊，什么都干。种地，盖房子。”

　　八十多岁的老人，离开中国已经那么多年，还能说汉语。讲得比较慢，但发音很标准。而且，他讲汉语的愿望好像很强烈。

　　柳夫人有些自豪地说：“他说中国话的时候，日本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呢。”于是采访用汉语进行。

　　问：“您去中国是哪一年？”

　　答：“昭和十六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在太原。军阀阎锡山，他喜欢我们日本军队，很优待。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参加军队，在化学工厂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昭和十六年即1941年。柳先生的思维跳跃性很大，一下子就从1941年跳到抗战结束。

　　问：“去中国的时候您是什么身份？”

　　答：“当兵。唉——”他好像是陷入了回忆，叙述更加缓慢，“那时候啊，征兵的时候哪，我是有问题的人。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有中国的留学生。我和他是朋友的关系。日本的学校，很差别（歧视）他。所以，我对学校方面抗议。所以哪，大学毕业，在部队的时候，我就是有问题的人。和中国留学生关系好，就是有问题的人。日本政府说，有问题的人，要压制。军队里边哪，考试、升级，我没有资格。”

　　原来他大学时代就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并为此付出了代价。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位中国留学生的名字，回答是“我忘记了”。他上大学时学的是化学专业。

　　柳邦男生于1921年1月26日，1941年1月参军去中国的时候，整整二十岁。他的大学时代，显然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在当时，一个日本青年对中国人怀有好感，应当是少见的。问及原因，柳先生回答说：“在那之前哪，本来，我的母亲对中国很有好意。所以，我关心中国，在大阪的一个外国语学校，学说中国话。”就是说，去中国之前他已经开始学习汉语。

　　“中日打仗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满意。应该是和睦的关系！所以，我学中国话。那对我的一辈子，很有意义的，”说着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参加军队的时候，我是有问题的人，是‘左派，所以，送我去不好的地方。去了山西省。那时候哪，日本的军队里，有中国的地下工作员，做饭的是地下工作员。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我就和他谈话，交朋友的关系。后来，我提意见了，我说，中日打仗不好。那个工作员就说：哎？这个柳邦男，对中国人，和一般的日本人不一样哪！他就说，那个地方是山里，环境不好，没有水，有井。哎呀，井很深的。日本人用的，有机器。我就去和他们谈一谈，大家一起来取水吧。哈哈哈，就大家一起取水了。”

　　柳夫人插话道：“这都是托会说中国话的福。”

　　这显然是日本侵华时期一个日本兵和中国人相处的故事。他调节日本兵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关系，允许中国居民到同一口井里打水。从柳邦男后来的叙述中，我知道故事发生在山西的榆次。他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最初去的地方是榆次。

　　与化装成伙夫的中国情报员建立起信赖关系之后，他提出了要求：“我到你们军队看看吧。”

　　对方说：“请你来吧。”

　　于是这位二十多岁的日本兵偶尔到国民党的军队去走动。当时他是当炮兵，因为不希望中日交战，所以打炮的时候，他便有意让同伴把炮打偏。

　　问：“那样很危险吧，上级不知道吗？”

　　答：“这个是保密的。要是知道了，危险。可是，日本的上级马马虎虎的。”说着他笑了起来。

　　问：“当时，你们的对手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答：“国民党。山西省，阎锡山，还有共产党，很复杂的！”

　　问：“那时候日本军队里会说中国话的人不多吧，他们没有让你当翻译？”

　　答：“我不愿意。中日打仗，我心里，原来（本来）反对。当日本军队的翻译，我不愿意。我自己行动！”说到这里他喊起来，“孩子他妈，给我点啤酒！”

　　外面有水暖工给他们家改装房子，柳夫人刚刚离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又喝酒又抽烟，绍兴酒、茅台酒都喝，现在年纪大了，就只喝啤酒了。

　　柳夫人回来，似乎是不乐意让他在客人面前喝酒。他一定要，才勉强给他倒了一杯。

　　问：“从1941年到日本战败，五年间您一直那样生活？”

　　答：“当兵，一般兵。大学毕业的时候，有问题的人，升不上去，老当兵。”虽然一直在山西，但日本战败前他换了三个地方。从榆次到临汾，后来又到河津。他用笔在纸上清楚地写下了这三个地名。

　　去拜访柳邦男之前芦川先生就提醒我，柳先生年事已高，许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楚，要问他夫人。这时候，柳夫人果然提醒他说：“过河的事情，狗救了命，派你去解放军那里，队长的事情……”柳先生却只记得啤酒，说是再要一杯啤酒。夫人拿来啤酒，他接着说的是日本战败时候的事情。

　　“日本投降的时候哪，我在河津。日本军队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可是，国民党的人来握手了。他们找我。柳邦男！找柳邦男！柳邦男在哪里？哈哈哈。”这样叙述的时候，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哎？这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战争结束），和他们握手。”

　　问：“知道日本投降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答：“高高兴兴的！好了，不打了。”

　　二

　　日本宣布投降后，柳邦男随部队从河津调往太原，但并没有回国。关于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太原有个日本司令部，和阎锡山合作。阎锡山，本来在日本留学过的，和日本有友好的关系。可是他是一个军阀，所以八路军打倒阎锡山。阎锡山优待我们，不让回国。我们军队的上级和他合作。日本投降的时候，山西日本兵有五万人，帮助阎锡山，打八路军。可是我心里不愿意。我参加（进入）化学工厂，山西省化学工厂，阎锡山军队的工厂。那时候，工厂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对他们说，这个阎锡山不对，八路军的意见很对。他们哪——哎？这个柳邦男和八路军一样地看法！就放心了。”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投降之后他公开与日军合作的事，历史书上亦有记载。

　　问：“就是说，工厂里的中国人也反对阎锡山？”

　　答：“压迫得很哪。哎呀，太原的街上，没有吃的，吃娃娃的肉。卖肉，很穷的！”“吃娃娃的肉”柳邦男说得十分熟练，可见抗战结束后太原老百姓的贫困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问：“您在化学工厂工作了多长时间？”

　　“何年かな？（多少年来着？）”他陷入回忆，不自觉地说起了日语，并喊夫人来帮助他回忆。显然，从中国回日本和夫人结婚之后，他经常给夫人谈起中国的事情。夫人比他小整整十岁，所以记得比他清楚。

　　柳夫人说：“崔治国先生，给你准备什么来着——”

　　“不对，那是后来，”柳邦男否定了夫人的提示之后，记忆似乎连成了一串，“太原解放的时候，八路军进来了。很感动的一个问题哪！他们找我。我正在家里，他们打（敲）门。柳先生！他们找柳先生。送大米，送鸡蛋。日本人爱吃大米，爱吃鸡蛋，他们知道。奇怪——他们，是胜利的一方。”阎锡山是在1949年3月逃出太原，太原解放。柳邦男说的这件事情应当是发生在1949年三四月间。

　　问：“八路军是怎么知道你的？”

　　答：“在军队的时候，有中国的地下工作员。我会说中国话，他们知道我的。”

　　问：“您参加八路军，是在太原解放的时候？”

　　答：“他们知道我的心理，我的想法。要我留在太原日本的化学工厂。‘柳邦男，你负责这个工作！我就在化学工厂里，做胰子啦。”“胰子”就是肥皂。显然，太原解放之后他就参加了解放军，开始为解放战争服务。大学时期学的化学专业倒是派上了用场。在夫人的帮助下，他回忆起当班长、当劳动模范的事，并且到北京郊外的西陵参加政治学习。“哎呀，西陵，好地方哪。皇帝的别墅。”就是在那里，他受到共产党干部崔治国的很大帮助。据柳夫人说，柳邦男回到日本之后的很长时间，还和崔治国保持通信联系。

　　问：“您的母亲为什么对中国好？”

　　柳邦男有些答非所问，指着夫人说：“她的爸爸，是汉学家。所以对中国佩服。我们一家，对汉学，都佩服。你不知道吧，她的哥哥是有名的汉学家，京都大学的老师。已经退休了。”一问名字，我倒吃了一惊。原来柳夫人的哥哥名叫一海知义。这个名字我在日本图书馆里的书架上和日本汉学家辞典中多次看到。夫人显然是以其兄长为荣的，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一海先生的著作，从中拿出一本很旧的，说：“这是我哥哥二十几岁的时候出版的书。”

　　夫人又提起掉进河里的事情，说：“当地下工作员的时候，受大家的委托，见八路军的大干部，喝醉了酒……”

　　我想那可能是柳邦男在中国的十四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部分，便不再说话，让柳邦男静静地回忆。

　　他边想边说：“阎锡山的时候哪，和八路军打仗。听说，解放军那里日本人多，这下子矛盾了。所以，我到解放区去，要和那里的日本人谈一谈。可是，阎锡山的地方，都有军队，不能出去。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河，大河（陷入沉思）……汾河！游水过去，对面是解放区。老百姓救我，我没有衣裳。他们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日本人。他们说，送给你衣服吧。后来报告八路军上级，他们很欢迎。一个农村的学校，开欢迎大会！他们很伟大的。说，你不愿意回，也行。愿意回，也行，随便。他们是前方，前线。我说要见后方的日本干部，他们说后方很远哪，你先回太原。我说回不去的，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奇怪得很哪。拼着命，送我回来。”

　　这段叙述不太清晰，按照历史背景推算，应当是在太原解放之前，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不愿意留在和八路军打仗的阎锡山那里，所以渡河去解放区。可能是八路军让他做留在太原化学工厂的日本人的工作，才通过关系将他送回太原。有了这段交往，八路军进太原城的时候才会去找他，给他送鸡蛋和大米。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已经很难证实了。

　　昭和二十九年（1954），柳邦男从太原经天津返回日本。当时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回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始自上海，一条始自天津。

　　“哎呀，在天津的港口，解放军欢送，流泪的！”从他的语调，仍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热烈欢送、依依惜别的场面。

　　三

　　和当时回国的许多日本人一样，回到日本他也是从濒临日本海的舞鹤港上岸。“回来的时候，日本没有什么欢迎的。”他说。相反，由于在中国受了解放军的教育，反而遭社会冷遇。

　　但是，柳邦男的母亲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我的母亲哪，想不到我能回来。战后十年。我告诉母亲在中国的事情，她对我说：‘你以后不要结婚了。应该报恩中国。中国对你，父母亲也不会这样的。解放军很伟大。所以，以后你真心实意地、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为中日友好……

　　柳邦男真的开始“报恩中国”了。回国那年他三十四岁，没有工作，却到一家书店去卖《人民中国》《人民日报》《中国画报》等中国书刊，为新中国做宣传。两年后又在京都市的朝日会馆开了一家中国物产店，加强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父母亲给了他支撑，和父母一起住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里，生活依靠父母。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经营，他的中国物产店已经很有名，现在位于京都市中心川原町的朝日会馆。柳邦男说：“你去看一看吧。很好的地方。”

　　说话间，柳先生起身，摸索着进了旁边一个房间。一会儿，端出两碗酱，里面有大蒜、葱、蚕豆。中国酱油、中国醋的味道立刻弥漫在客厅里。

　　他有些得意地说：“我自己做的。放了老陈醋。当解放军的时候学的。你吃吧。”

　　我拿起一截葱尝了尝，浓烈的山西醋的味道有些呛鼻子。“很好吃。”我说。

　　“哈哈哈……”柳先生得意地大笑起来。

　　柳夫人也笑起来，有些怀疑地问我：“真的好吃吗？就是味道受不了。吃了之后，满口醋味儿，全身都是。”

　　四

　　那味道对于喜欢清淡的日本人来说确实很难接受。看来柳夫人和柳先生结了婚，还必须接受柳先生从中国带回的生活习惯。

　　柳夫人的记忆力更好。像是做补充又像是做总结，她清晰地介绍了柳先生的家世。柳先生的父亲柳定雄和母亲柳节子都是日本近代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创建了著名的第一工业制药公司。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们战后不久（1948年）买的。在重男轻女的日本社会，节子夫人可以说是一位女杰。她担任公司第二把手，有信仰并且有眼光，从来同情在日本社会受歧视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柳邦男生于京都，在京都读完了小学。但他的身体较弱，父母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将他送回东北山形县老家米泽。柳邦男在东北读完了中学、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大阪的长山制铁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学说中国话是那个时候，但很快就应征入伍到中国去了。1954年，柳邦男回国的时候，许多人上门提亲，其中不乏大户人家的小姐，但都被节子夫人回绝了。节子夫人知道那些人不适合自己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参加过“八路军”的儿子。正巧，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一海知义租旁边的房子住，看好柳邦男。节子夫人也看好一海知义那位知书达理的妹妹。

　　说起结婚的事，柳夫人有些得意：“是婆婆看好我的。一般的家庭，总会有婆媳关系问题吧。儿子夹在中间，很为难。但是我们家没有这种事。即使和他吵架，和婆婆的关系也很好。他是个幸福的人。”

　　5点多钟离开柳家，柳夫人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带我去川原町看中国物产店。71岁的老太太，不仅照样开车，而且车速很快。街边的人看到一辆面包车在大街上飞跑，大概想不到开车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我记起月初中村义光先生开车送我去韭崎车站。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长寿之国的人们似乎到了老年生命力也很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