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

　　在近代南京历史上，陈经畬、杨叔平二乡贤，热衷慈善，创办了当时国内条件一流、教学先进的孤儿院，收容、教育孤儿三百余人。

　　陈经畬是回族人，祖上世代在南京从事商业。年轻时陈经畬一度在私塾中就读，稍长后在钱米店当学徒，后升为店员。

　　清末，南京回族商界人士纷纷涌至汉口经商。1901年，陈经畬前往汉口“义顺成”号商铺担任账房先生，后被聘为经理。在汉口打拼多年，1915年，陈经畬创办了汉昌皂烛厂，所生产的肥皂成为国货精品。

　　陈经畬不但是成功的商人，更是位热心的慈善家。1914年，南京爆发疫情，贫民求医无门。旅居汉口的陈经畬得悉后，筹集款项，在南京设置“临时送诊施药所”，为贫民问医送药。在此基础上，又取消“临时”二字，更名为“金陵北城送诊所”，常年诊病，每年诊治上万人。

　　1915年，陈经畬参观了汉口一所育婴堂后，捐出1000大洋用作慈善事业。此后陈经畬每年都拿出一笔款项储存作为慈善基金，至1931年时已有存款六万多。

　　在1931年南方大水灾中，经过陈经畬发起，汉口工商界名流响应，募集善款10万元，成立了汉口孤儿院，由陈经畬担任院长，收容三百余孤儿。陈经畬在汉口创办孤儿院后，想起家乡流离失所、无处可去的孤儿，又决定在南京创设孤儿院。陈经畬在汉口忙于业务，无法脱身，南京孤儿院交由他的好友，生意合作伙伴杨叔平负责。

　　杨叔平也是回族人，出生在南京城北同仁街，祖上世代经商。杨叔平在私塾读书时，与陈经畬是同窗，二人关系亲密。成年后，杨叔平一度从事收购羽绒出口的业务，陈经畬在汉口缺乏商业人才，就邀请他至汉口担任“义顺成”号副经理。

　　义顺成号经营状况良好，陈经畬委派杨叔平至上海，专门负责进货。在上海期间，杨叔平与苏州东山人沈莱舟有业务上的联系。1913年，沈莱舟得病咯血，仍在为生意奔波。杨叔平看了于心不忍，就资助了他500块大洋，让他安心养病。一些年后，沈莱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创办了“恒源祥绒线公司”。为感谢杨叔平当年的恩情，特意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送给杨叔平。

　　杨叔平在商业上的成功，与他的严谨勤奋是分不开的。在上海进货时，他每天下午亲自核查货色。晚上打包发货时，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劳动，务必将每箱装满。虽然是成功的商人，杨叔平却生活简单，夏日一袭长衫，冬日一身长袍。陈经畬曾送了他一件狐皮袍子，他从来没穿过。他为义顺成商号进过无数高级布料，又是恒源祥的大股东，却从来不穿呢绒大衣。陈经畬看他在上海外出时，不是走路就是搭乘公交，坚持要他包一辆人力车，杨叔平却始终不肯。

　　个人生活俭朴，在做慈善上杨叔平却舍得花钱。1931年，南京六合发生水灾，杨叔平发起赈灾，自己捐款5000元。之后陈经畬、杨叔平在各省考察，决定创办一所养教结合的孤儿院。

　　1932年，杨叔平放弃了公司上的业务，专一在南京负责孤儿院创办工作。陈经畬为孤儿院捐助了5万元，杨叔平捐助了3.5万元。陈、杨两人的捐款，加上向社会各界募集的3万余元，孤儿院创办经费绰绰有余。

　　孤儿院位于南京和平门外北固山东麓，有平地六十余亩，山地三十余亩。此地本是荒山野丘，经过改造，成为苍松翠柏密集之处。据当时媒体报道，孤儿院“空气清新，环境天然，失恃失怙之儿童，就养于其间，不啻处诸人间天堂”。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一所有教室、礼堂、宿舍、医务室、果园、鱼池的孤儿院建成。1934年7月，孤儿院正式接纳孤儿158人，至1937年因日机轰炸而解散。此后又于1946年恢复工作，至1953年移交地方政府，前后共收容孤儿三百余人。

　　孤儿院入门处是苗圃，东北是体育场。建筑都是讲究的平房，宿舍中放置了一百多张上下铺双人床，每个孤儿的物品各有编号，井井有条。孤儿院有五个教室，每个教室悬挂不同的标语与图画。有四间工艺室，用来学习制鞋、缝纫、针织等各种手艺。

　　房屋的后方是菜园，西边是果园，孤儿可在此中进行园艺劳动。孤儿院还有一处林场和牧场，可以提供木柴与畜养牲畜。学生服装一律是蓝色棉布、法国式便帽，干净利落。

　　孤儿入院必须先递交申请，再派人调查确认，然后检查体格，填写保证书，办好手续后即可入院。

　　最初的158名学生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初期工作人员有一位教导主任，两位专任教师，一位农艺主任，三位事务员，一位女性保育员。

　　学校师生衣食能够自给自足，每日三餐，两饭一粥。吃饭时四人一桌，一菜一汤，每周加荤菜牛肉一次。

　　年龄较小的班级配备有保姆，负责照看饮食起居。宿舍夜间有值班老师，随时关照孤儿。陈经畬虽然人在汉口，却惦记着南京的孤儿，每逢中秋节，他都要从汉口定制月饼，运到南京，让孤儿们感受温暖。

　　杨叔平主持孤儿院时，带领全院工作人员，与孤儿同吃同住，视孤儿为己出。

　　孤儿院分为健、勤、诚、朴四个班级，聘请名师授课。为了组织好师资力量，杨叔平特意拜访陶行知，请他推荐教师。陶行知推荐了良师，对孤儿院的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指导意见。

　　孤儿院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生根据年龄大小、体力强弱，分别从事不同的工艺或园艺。年龄较大的同学则参加制革、缝纫、理发、磨豆腐等劳动。年纪稍大点的同学学习织布打结头，或去山上放羊，年龄最小的同学则在菜地苗圃捉虫拔草。

　　孤儿院中安静祥和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孤儿院因临近江防要塞幕府山，受到日军炮火威胁。为了安全起见，陈、杨两位院长决定将孤儿疏散。有亲属的孤儿各自领回，无亲属的孤儿转到汉口孤儿院继续收容。经过统计，孤儿中有五十多人无家可归，由杨叔平一路送到汉口。

　　汉口、南京两地孤儿院加起来有两百余人，随着战事逼近武汉，又将孤儿转移到了四川。至四川后，经过陈经畬努力，将年龄稍长的孤儿转入国立中学，较小的转入难童小学。陈经畬是国民参政员，利用此身份，他不时为孤儿们筹集经费，发放生活补助金。

　　1940年左右，陈经畬由重庆取道香港，至上海与杨叔平会合，一起处理事务。不想陈经畬却在法租界被抓获，移交给了汪伪“76号”。

　　经过杨叔平奔走，在经历了四十多天的折磨后，陈经畬终于被保释出狱。杨叔平又承担风险，支持陈经畬返回重庆，继续为抗战效力。

　　抗战中，南京孤儿院所处区域被日军划为军事区。孤儿院有工作人员留在南京，经与日军交涉，索回了部分田地房屋，可以凭出入证进出。

　　留在南京的黄椿寿老师通过努力，将原先遣散的四十余名孤儿接回抚养，杨叔平则在上海进行款项筹集工作，支持孤儿院的开办。

　　抗战胜利后，因为长期战争，社会上有大量孤儿流离失所，各方都请求陈、杨二先生继续办理孤儿院，收养孤儿。陈、杨决定在南京恢复孤儿院工作，但此时孤儿院的院址却被军方控制。陈、杨二人与军方交涉，索回孤儿院，同时审查入院孤儿，确系父母在抗战中被杀者方可收养。对被毁的孤儿院房舍，先行修缮部分以供利用，待有余力后再逐渐修缮。复院之后，收养孤儿120人，加上原先的40余人，总计160余人。

　　此时抗战前收养的一些孤儿已经成年，陈经畬、杨叔平二先生继续予以关照，或是介绍工作，或是资助继续深造。

　　当孤儿走上社会遇到困难时，两位先生都大力相助。孤儿院出来的孙道章考取大学后，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停发公费。陈经畬去信鼓励他，表示将接济他完成学业。孙道章被通缉后，杨叔平安排他脱险去沪。陈经畬给他寄钱安慰，让他到汉口躲避。

　　至南京解放后，杨叔平将孤儿院交给政府管理。南京孤儿院与市立儿童院合并后，聘请杨叔平担任院长，先生以年迈婉谢。杨叔平先生晚年定居上海，不忘孤儿，不时购置儿童玩具赠送给孤儿们。陈经畬先生则在武汉定居，继续发挥余热，致力于各类社会活动。

　　1965年，杨叔平先生去世，终年84岁。

　　1967年，陈经畬先生在汉口去世，终年87岁。

　　对陈、杨二贤的恩德，孤儿们未曾忘记。

　　1984年，在南京孤儿院创办五十周年之际，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孤儿们，集资修建了纪念碑，碑正面刻有“饮水思源”四个大字，背面刻有“泽惠乡邦，馨香远播。恩推赤子，遗爱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