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

　　一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先声。

　　“皇姑屯事件”（即日本关东军谋杀张作霖事件），则是九一八事变的先声。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是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初露锋芒之举。以此为起点，日本国家向法西斯的急剧转向正式开始。

　　“皇姑屯事件”使得下一个节点：九一八事变变得不可避免。

　　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八天以后，田中义一内阁在日本上台。

　　田中义一是日本政界的强人，其个人历史与日本陆军紧紧相连：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以陆军中尉军衔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1年任陆军大臣，主持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死后，他便成为在日本陆军中占首要地位的长州藩的首要人物。

　　正因如此，他也成为反对藩阀政治、以巴登巴登“三羽乌”为代表的青年军官准备打击的重点人物。

　　当时日本军队内部山头林立的各种组织中，后来构成昭和军阀集团支柱与核心的是两个青年军官组织：“一夕会”和“樱会”。“一夕会”以打破长州藩对陆军的人事控制为第一目标，对外主张首先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夺取生存空间，核心与灵魂人物是永田铁山。“樱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也更加激进。其核心人物是桥本欣五郎。此人在担任驻土耳其大使馆武官期间，对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基马尔提出的“自上而下革命”颇感兴趣，想在日本也实现这样的革命。这两个少壮军人组织，前者着眼于对外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扩张；后者着眼于对内使用武力，完成法西斯改造。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

　　作为长州藩出身的老军人、藩阀政治中的老政客，田中义一的志向与“一夕会”永田铁山和“樱会”桥本欣五郎那批少壮军人并没有多少差别。他上台组阁后确定的第一个命题，就定为所谓的“满蒙问题”；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在会上拿出一个分割“满蒙”、扩张日本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纲要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

　　但在如何达成与实现这一目标上，田中与军部少壮派之间出现了分歧。

　　军部少壮派主张靠关东军的武力解决。田中却认为：为了避免英美列强的干涉，要靠张作霖。

　　田中的如意算盘是，先将中国划分为关内和关外，蒋介石统治关内，张作霖统治关外；再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强迫张作霖同意。五条铁路一通，“满蒙分离”自然实现，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便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大动干戈了。

　　若不成，再拿出武力行动方案也不迟。

　　田中这个设想的核心是张作霖。没有张作霖做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或者张作霖不甘做这一代理人，田中的设想都将告吹。

　　他却自信有不告吹的把握。田中与张作霖关系甚深。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马贼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逮捕。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有个情报官叫井户川辰三，此人在战争中率领“挺进队”潜入俄军后方，又是切断俄军与后方的联络线，又是爆破铁路，又是袭击俄军弹药库，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张作霖在被枪毙前，井户川辰三不知头脑中哪根筋开了窍，极力向负责处置此事的田中义一说情，称张是个“人才”。陆军中佐田中义一又向司令官福岛安正少将请命，这才枪下留人，把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保住了这个日后“东北王”的脑袋。

　　二十多年后，田中与张作霖两人，一人成为日本首相，另一人成为中国的“东北王”，两人结成生死之交。

　　田中绝不白救命。从日本人枪口下逃命的张作霖，深知他这个“东北王”一天也离不开日本的武力支持。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的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日本人之手；第二次直奉战争，日军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奉军把直系军队赶过江南，张作霖成为北京的统治者。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率军直扑沈阳。当时东北军的精锐几乎都掌握在郭松龄手里，若无日本方面紧急调遣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增援，恐怕张作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所以田中说“张作霖如我弟弟”。他不相信张作霖会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估计对了。

　　二

　　五条铁路线，条件异常苛刻。连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也发牢骚说“日本人太那个了，到别人地方架设借款铁路，还要百分之十八的利息”。杨宇霆没有说出来的是沿线权益尽为日本人所得，日本势力将沿着铁路线在东北像蛛网一样铺开。张作霖也是爱东北、爱国家之人，他也不想让日本人的势力在东北无限制扩展。

　　但他更爱张家。

　　在国事、家事不可两全的那个夜晚，张作霖愁肠百结、忧心如焚，几近心力衰竭。为了这五条铁路线，一晚上这个也算叱咤风云的人物竟老去十岁。第二天出现在日本人面前的张大帅，是一个完全垮掉的人。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之最高境界。田中以为靠自己的策略运用令他达到了这个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地坦然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他们都高兴得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首相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

　　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谈到对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

　　1927年武滕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滕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肤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精心设计的那条船。

　　河本就是裕仁钦定、大川周明担任主讲的“大学寮”的产物。

　　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象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的“一夕会”的重要成员。对“一夕会”“樱会”这些少壮军人组织成员来说，与其说不满意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不如说不满意田中本人及他所代表的势力。他们改革陆军人事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倒长州藩统治。

　　而山县有朋死后，长州藩的首领，恰是田中义一本人。

　　于是在这伙少壮军官的有力支持下，河本大作独立策划了皇姑屯爆炸案阴谋。这些日本少壮军官要以炸死张作霖为契机，使东北陷入全面混乱，从而使关东军可以以收拾局面为借口，一举夺占全东北。

　　田中要玩傀儡游戏，把张作霖作为手中的傀儡。

　　河本等少壮军官收拾田中的办法，便是把他手中的傀儡砸碎，让他的把戏玩不成。

　　虽然并非仅仅河本一人，关东军的秦真次少将、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也想采取类似行动，但河本根本看不上他们，觉得他们不过是在玩纸上游戏。

　　河本在“交代材料”里说：

　　中国军队是头目与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结论是，我们唯有采取埋葬张作霖的手段。我们同时得出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要点实施才安全。但满铁线在京奉线上，因此要在不破坏满铁线的范围内行事，实在很不容易。于是我们装设了3个脱线器，万一失败时，要令其脱线，以便用拔刀队来解决。

　　三

　　1928年4月18日，距“皇姑屯事件”只有一个半月，河本大作给其挚友矶谷廉介大佐写了一封密信：

　　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

　　“在所不惜”的河本，为炸死张作霖准备了200公斤烈性炸药。其策划是精心的：

　　我们得悉张作霖要于6月1日从北京回来，所乘火车应该于2日晚上到达我们的预定地点，唯该班火车在北京、天津间开得很快，在天津、锦州间降了速度，而且在锦州停了半天左右，所以比预定时间还要慢，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才抵达该地点。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监视塔里头，用电钮点火药。张作霖乘坐蔚蓝色的钢铁车。这个颜色的车辆，晚间很难认得出来，因此我们在交叉地点临时装上了电灯。但张作霖的火车怎么也不来，所以有些人甚至欲离开监视塔。

　　张作霖的车子终于来了，慢了1秒钟，我们点了预备的火药，随即点了其他火药，一下炸到了张作霖的车辆。

　　1928年6月4日，一个迫使东方政治急剧转向的日子。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百米的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

　　虽然东北军方面立即封锁消息，密不发丧，但田中义一首相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

　　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张作霖乘坐的那辆列车被炸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田中还想做最后挣扎，收拾这些打乱自己全盘计划的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但军部坚决反对，自己的政党政友会也不支持、不处理。天皇裕仁又传过话来，说首相说话前后矛盾，解决“满洲问题”一会儿说不用武力一会儿又说要用武力，所以不愿同他再见面了。

　　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田中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浑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从历史角度看，田中等老派藩阀政治人物对“夺占”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大作等“一夕会”“樱会”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辆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策划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随着皇姑屯爆炸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骂了田中：“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成为日本军部后来实行侵略的战略步骤。无怪乎有人说，田中义一是日军中的施里芬，何来“出卖”之说？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田中虽然不是傻瓜，但真正的底案他至死不知：天皇裕仁早已定下了用少壮军官替换长州藩军官的决心。田中义一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老旧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灰溜溜地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死了一个张作霖，或整掉一个田中义一。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昭和军阀集团在日本政坛正式登台现身。

　　观察日本这部法西斯战争机器，一定要注意那些一个又一个越过上级军官挑起战事的陆军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辻政信、濑岛龙三等都是这样的人物，而石原莞尔、辻政信、濑岛龙三这三人，甚至被并称为“昭和三参谋”。

　　在日本，只有在陆军大学毕业，才有资格当参谋，所以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日本陆军大学创立于1883年，以普鲁士军事参谋教育制度为蓝本，自成立那一天起就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从188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六十三年时间，3485名军官从这里毕业，这批人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坚和骨干。每年毕业生以成绩排序，前6名为优等生，能够得到在天皇面前宣读论文的荣誉，并能获得天皇亲授的军刀一把，因此这6人又称为“军刀组”，在日本陆军中地位很高，必受重用。这些从陆军大学毕业后首先担任参谋继而担任高级参谋的军官能量之大，超过其他所有军队中的参谋。

　　1948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前首相广田弘毅是文官之外，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郞、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6人，都是清一色的陆军参谋出身。主导日本军国主义的昭和军阀集团，主要就由这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组成。日本政治和军事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象，也是这些参谋们首先开启的魔瓶。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就是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向法西斯政治演化的标志。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之后，它果然来了，那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