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

　　《东方红》，一首仅有17个小节的民间小调在七十年时间里经过如同过山车般的经历，迄今仍给我们留下许多话题。

　　创作：谁是词作者

　　关于《东方红》的词作者是谁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1961年陕西省委就专门派人就此做出调查，并经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形成文件，并在当年4月10日上报中央。

　　今日通行版本上，《东方红》的词作者署的都是“李有源”，这就是1961年调查后统一了的结果。这份调查报告一共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就是介绍李有源的生平及介绍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过程。

　　报告里说，“李有源，陕西佳县张家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农民文艺爱好者，爱画画，爱拉板胡、弹三弦，尤其爱好秧歌，是个编秧歌的能手。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以后，这个深受贫苦生活折磨的农民歌唱家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对党和毛主席表现出无比的热爱和信赖，更加积极地用秧歌来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关于《东方红》的创作，“省委报告”中说，那是“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创作的，在此之前，他曾编写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词，但总觉得没有能深刻反映出他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和信赖的心情。他朝思暮想，到处留神，想着如何创作一首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子。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他去上佳县县城，走在路上，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红光普照着大地，他忽然想到，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了。接着又从佳县县政府秘书兰田升的笔记本上，发现‘东方红三个字，于是他便联想到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后来，他又在街上看到标语写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更丰富了他的想象。就在这年冬天，他便根据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就是《东方红》歌曲的雏形”。关于《东方红》的词作者，这就是经过组织认可的“正版”的“李有源”说。

　　陕西省委的这次调查有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刊登《东方红》的不少音乐文献上，词作者一栏署的都是“李增正”。比如，我收藏的这一件：1952年5月10日初版，1953年1月20日再版，两印总数达到17000册的《中国革命民歌选》。这本歌选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所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资料丛刊”，由万叶书店在上海出版。这册民歌选的第一首就是《东方红》，在很规范的“词作者或采集者”一栏里印的就是“李增正作词”。

　　“李增正说”来自很权威的媒体，而且那是第一次关于《东方红》的报道。

　　1944年3月1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移民歌手》的报道。记者陈伯林报道说，陕北葭县（后为佳县）1942年遭旱灾，政府组织七十多位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大家就不想家了。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咱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歌来唱吧。”记者陈伯林在报道李增正时，还将歌曲的九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 挂洋枪》的曲谱（即《白马调》）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关于李有源与李增正的关系，1961年的陕西省委报告里介绍说：

　　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创作出《东方红》以后，接着为了春节闹秧歌，他又根据当时宣传缴公粮的意义，创作了《缴公粮》。在1943年春节，《东方红》和《缴公粮》就同时由秧歌队演唱；在演唱时，又把《东方红》和《缴公粮》连在一起，而且把《东方红》作为第一段，即先唱出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第二段才开始唱其他的事情。因此在流传中，就曾有人误认为《东方红》就是《缴公粮》。其实《东方红》的创作更早，而《缴公粮》的创作较迟。

　　“报告”里介绍说，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会唱许多秧歌，是秧歌队的“伞头”（即打伞领唱的人）。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等许多歌曲大都是经过他的演唱很快传播出去的。《东方红》和《移民歌》编出后，李增正带领移民大队去了延安。移民队到了延安以后，边区的音乐工作者根据李增正的演唱，对《移民歌》做了记录，记录时也是把《东方红》前一段录在《移民歌》之前，并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

　　1952年，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李有源在会上作了“我是怎样编写《东方红》的”发言，随之成为新闻人物，当时的《人民画报》做了专题报道，有关他与《东方红》的故事被编入中小学教材，这个故事还被拍成电影。

　　1955年5月，李有源病逝，时年52岁。1975年，文化部为佳县划专款修葺了李有源墓，在所立的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墓”。李增正于1977年去世，时年59岁。

　　而有关李锦旗是《东方红》词作者的信息是李增正去世十五年后出现的。

　　1992年，《火花》杂志第七期发表了署名谷威的《东方红词曲“原籍”新考》。该文最早提出：据“刘炽同志考证”，“移民模范李有源和他的侄儿李增正唱的六段《移民歌》是佳县一语文老师所作。”这个老师，指的就是李锦旗。从该文发表开始，《东方红》歌词作者出现了“李锦旗”一说。

　　李锦旗是葭县（陕西佳县的前称）黑水坑村人。1941年，李锦旗毕业于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后回葭县通镇完小任语文教员兼音乐教员。

　　2010年9月30日《人民政协报》上有署名吴志菲的文章就“李锦旗说”包括李锦旗与“佳县二李”的关系有详细介绍：

　　1944年秋的一天，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为创作一部反映移民工作的歌剧《下南路》，到陕北葭县体验生活。进入乌龙堡，忽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曲调亲切、新鲜。他们循着声音找去，看到两位青年人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教唱歌的青年就是当时的“移民模范”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于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参加采访的有贺敬之、刘炽、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马可等。

　　采访进行得很热烈，大家还特地请他俩唱一唱所编的那个歌儿。李家叔侄立刻拉开了嗓门、坐在炕头上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时任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的刘炽到民间采风有一个习惯，衣袋里朝夕不离地装着一本用粗马兰纸装订的搜集民歌的小笔记本。刘炽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源泉。

　　采访了李家叔侄后，刘炽他们认为，李家叔侄唱的《移民歌》正好与移民有关，就把它用在了《下南路》中。后来到了葭县，在演出之余，刘炽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葭县县立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说：“这首歌我们早就唱过，是我家附近的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写的。”一听，刘炽愣住了，细一问，这个李老师叫李锦旗。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李锦旗说”的首先不是李本人，而是著名作曲家刘炽。1994年7月，刘炽在应邀回陕西拍摄专题时，特意前往长安县青海省第二干休所拜访他提出的《东方红》原始作者、已经离休的原青海省西宁市农牧局局长李锦旗。

　　据李锦旗回忆，“《移民歌》歌词是在葭县通镇完小工作时编写的。调是采用了《骑白马·挂洋枪》的调唱的。”他创作《东方红》的想法始于1943年三四月间。他说，当时就想写一首歌颂党和领袖的歌曲……歌名定下来了，就考虑下面的词，最终写了四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较来，还是咱们辛苦的“太”。

　　毛主席像太阳，马列主义放光明，他的思想照四方，照得人民亮堂堂。

　　词写完后，经过校领导和县委宣传部同志看过，都认为很好。李锦旗回忆说，三百多名完小学生很快学会了这首新歌，并在佳县城内传唱开来。当时也在完小读书的李增正也喜欢唱这首歌。

　　二十多年来，关于《东方红》词作者的辨察成了音乐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2003年陕西省档案局甄生枝等作者在撰写《东方红歌曲词作者到底是谁？》时认为：

　　媒体中关于李锦旗创作《东方红》的说法，主要依据的是李锦旗本人的观点。李锦旗自己讲他创作《东方红》的想法始于1943年三四月间，此时，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歌曲早已在佳县一带唱红了。

　　我们以为，李有源是《东方红》歌曲第一段歌词作者的历史事实应确信无疑。这首歌曲在演唱中得到了群众和音乐工作者的不断修改、补充、完善，最终形成广为传唱的“三段式”的《东方红》。“三段式”的《东方红》，李有源是歌词创作之源。至于在李有源之后，又有人构思创作了相同的《东方红》，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但这毕竟未成公论。

　　这也就是说，李锦旗所说写作《东方红》的1943年春，晚于李有源“创作”的1942年冬。鉴于“三段式”《东方红》的第一段歌词出自李有源，所以李有源是此歌的“创作之源”。

　　《东方红》的民歌渊源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它的歌词创作属谁。由于《东方红》成了几十年间大陆音乐的“头牌”，这便多少成了一个荣誉，需要搞清楚该哪个人来“挂”的。

　　实话说，我对“李有源说”的唯一性是存疑的。

　　首先，逻辑上“李锦旗”说只是源于“他本人的观点”，实质上“李有源说”也只是源自他本人的言说，不过是比较早的言说而已。在《东方红》已成“头牌”，“李有源说”已成定论的背景下，“冒充”作者很难说有什么实际意义。何况“李锦旗说”首先并不是由李本人提出，而是由当年的采集者间接提到的。

　　其次，在“创作时间”上，李有源的1942年冬天看见太阳升起萌生创作动机，与李锦旗的1943年三四月间写下四段歌词，都是缺乏文献或旁证证明的。能够证明的是1943年以后李增正们在移民队里的演唱，1944年3月《解放日报》的报道和1944年秋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采风。凡在这些时间前的“创作”都可能成立。

　　第三，创作者的文化程度当然是值得考虑的。正常情况下，农民歌手长于传唱，可以即兴进行歌词改编，但进行新作品完整创作的几率是不高的。“省委报告”中提到李有源“13岁在外婆家读过一个冬天的私垫”，“东方红”几个字还要从别人那里看到才获得启发，而李增正只“读过一两个月的冬学”，这是1947年出版的《移民歌》的注释中说到的。而李锦旗毕业于边区师范学校，并且担任学校语文和音乐教师，而且李增正是李锦旗的学生——这个特殊因素不能不被我们注意到。

　　第四，关于社会联系。李增正是这里的关键环节，他作为著名民间歌手李有源的侄子，秧歌队的“伞头”，是《东方红》最初最重要的传播者；他又是最早接触记者、接触音乐采风艺术家的人，无论什么原因，一开始他就被认为是“创作者”，并没有人提出李有源的“版权”。李增正还是李锦旗的学生，按老师说，是最初唱过那歌的三百名学生之一，而且恐怕是唱得最好的学生。李增正是唯一能准确说清《东方红》版权的人。但他已经不在了。

　　改编：“芝麻油”“骑白马”之外的不同填词

　　据1944年《解放日报》的报道，李有源叔侄和李锦旗都说到，《东方红》的歌词是依据当年陕北流行的一首民歌《白马调》填词的。可是他们都没说《白马调》是从哪儿来的。当时流行《白马调》的歌词为：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个八路军粮。有心回家眊姑娘呼儿咳呀，打日本就顾不上。

　　荞麦皮，落在地。娶的个老婆不如妹妹你，把她卖了个活人情呼儿咳呀，咱们二人打伙计。

　　煤油灯，不接风，香油炒的个白菜心，红豆角角抽了筋呼儿咳呀，小妹子你坏了心。

　　骑红马，跑沙滩，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呼儿咳呀，亲的哥哥离不转。

　　“洋枪”这个东西，按理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还不会出现在陕北地界上；提到“八路军”更应该是在1938年以后。所以《骑白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断代”区间很容易搞明白。在音乐上，这首《白马调》的曲调明显上承（或并行）另一首山西民间小调《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芝麻油》源自晋西北，曲调中有“二人台”的风格。芝麻本是山西人种植，在地少粮缺的陕西地界原来多不种芝麻。民国初年，晋陕之间贸易繁荣带动了民间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歌曲调的融通。

　　1938年，先是来到延安的诗人安波在《芝麻油》的曲调上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黑哟，家里留下小妹妹。

　　由是安波的词儿流传开来，使《芝麻油》成了“骑白马，挎洋枪”；《骑白马》的词儿又有衍生，成了“陕北民歌”的套路之一；又由这个曲调填词派生出《东方红》、《缴公粮》和《移民歌》。

　　1944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碰到李增正采集了《移民歌》，又在此基础上改写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黑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呼儿黑哟，咱们边区满地红。

　　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呼儿黑哟，老百姓颂唐尧。

　　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呼儿黑哟，移民能够断穷根。

　　1945年10月24日，由延安鲁艺六十多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以《东方红》第一段为基础，重新填词，创作了后来流行的三段版的《东方红》。当时共有四段，但第四段是歌颂东北民主联军的，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改称，第四段也就不再传唱了。当时参与讨论修改的有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其中由公木执笔负责记录，并最终整理定稿。形成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哪里人民得解放。

　　《东方红》广为传唱之后，又有一些依曲调自行填词的版本。我藏有1946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印的《连队歌唱》第十二期中“丁里填词”的另一版《东方红》，这个词是针对当时晋察冀军区面对的大政方针，体例上有如《移民歌》，从《东方红》唱到具体的工作。丁里将军后来在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任上离休。这个版本是：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领导人民求解放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真能行，领导咱们大翻身。改善生活有吃穿呼儿咳呀，民主自由真喜欢。

　　同志们，要认清，和平全靠我们来斗争。谁要向我们来进攻呼儿咳呀，打它一个不留情。

　　早早起，大练兵，三大技术练得精。投弹射击带刺杀呼儿咳呀，争取练兵做英雄。

　　同志们，加油干，加紧练兵最光荣。坚决消灭那反动派呼儿咳呀，和平民主有保证。

　　2014年，又有收藏者发现关于《东方红》歌曲的新的文献，那是几张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印制的“参议员选举票”，其中一张有另一首题为《拥护毛（主）席》的歌谱，还有一张选票的背面有用铅笔写的《东方红》曲谱：

　　G调2/4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呦，他为我们谋生存。

　　谋生存，为人民，他是咱们的带路人，抗战八年全靠谁，呼尔嗨呦，八路军和新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他是人民的子弟兵，共产党呀善领导，呼尔嗨呦，拥护咱们好领导。

　　这应该是在《移民歌》系列之外另一个《东方红》的填词版本。

　　这件歌谱的抄件是十分珍贵的、记录《东方红》歌曲流变的历史文献。它的年代当在1945年至1946年间，它的传抄者大约是有音乐兴趣的地方干部。这个歌词为新发现的《东方红》的民间传本之一，由此可见在“李增正本（即李有源传本）”、“公木本”和“李锦旗本”之外，《东方红》还有民间传本。

　　传播：从开国大典到

　　2009年阅兵

　　《东方红》在1943年至1944年间诞生并传播不是偶然的。1943年到194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对中共历史问题的统一认识和对党的理论的厘清。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而出现了特殊的“毛泽东语境”。1943年王稼祥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七大上就“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阐述。不可能前也不可能后，这是《东方红》歌曲在此时产生并传播的政治背景。

　　就音乐而言，《东方红》的曲调产生自民间，歌词朴实真切，这使得它无分老幼官民皆朗朗上口，好唱好记，十分易于传播。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又有不少唱颂毛泽东的歌曲，都未得到像《东方红》那样的传播。

　　延安时期，先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就《东方红》的歌词进行加工整理，而后作曲家贺绿汀把《东方红》编成混声合唱并随着延安鲁艺进军东北带到沈阳演唱，得到广泛赞誉和传播。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罗浪，分指挥张则恭、张仁辅，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登天安门时，奏响了开国大典的第一支乐曲《东方红》。

　　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作曲家李焕之又一次改编了此曲，放慢了速度并运用转调手法使旋律进一步升华，音乐形象更显辉煌。

　　1964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由周恩来亲自组织策划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即以《东方红》命名。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在有限的搭载条件下，用专用设备播放《东方红》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让宇宙的最强音响彻太空”。一个时期，《东方红》只与《国际歌》并奏，在所有的“文革”歌本上，起首的必是这支歌。

　　时代悄然变化。1979年3月，周修睦撰文《从〈国际歌〉和〈东方红〉说起》，文中指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和“他是人民大救星”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时振聋发聩。

　　悄悄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和幕间曲由铿锵的《东方红》钟声改成了《梅花三弄》的旋律。

　　200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的群众游行中，《东方红》乐曲再一次响起：在毛泽东画像出现的时候，军乐队演奏的是《东方红》，邓小平像出现的时候，演奏了《春天的故事》，后两任领导人画像出现的时候也演奏了相应的乐曲。这一次是用音乐呈现的历史态度。

　　我是主张《东方红》还是署名“陕北民歌”的。事实上，所谓“李有源”的词，只是这首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的歌曲的第一段，即使是“创作之源”，也是代表了当时民心的集体创作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