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对于近十年中国学术“功过得失”的评论，无论如何不该忽略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此举并非单纯的“教育决策”，而是纠合着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众多复杂因素，而且，不管你说好说坏，它已搅动一池春水，并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一

　　提供几个简单的数据，以便读者对此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有个大致的了解。1998年，中国招收大学新生108万；2007年，这一数字改写为567万；也就是说，十年之间翻了四五番。1998年，印度在校大学生规模为中国的两倍，而今天则是反过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印度的两倍。至于高校毛入学率，从十年前的不到10%，一下子跳到了今天的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最为直观的数字，莫过于每一年度在校生的人数。据《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1998年至2004年间，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含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如吹气球般扩大：1998年643万人；1999年742.2万人；2000年939.9万人；2001年1214.4万人；2002年1512.6万人；2003年1900万人；2004年2000万人。而据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度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500万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音，教育部开始“调控”招生规模，在校学生增幅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了将近六个百分点。虽然“增幅”有所回落，但“扩招”仍在继续。教育部长称，“高校扩招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据教育部规划，“2020年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将达到40%”。

　　如此迅猛的“大学扩招”，到底是祸是福，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因推行学分制等一系列改革而被免职的教育家刘道玉，最近直言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三大危机——质量危机、学风危机、财政危机，而这跟政府决策失误直接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发达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八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

　　这是教育家的思路，经济学家则不这么看。当初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建议政府扩大招生提高学费、“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的汤敏，2006年2月6日在“新浪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扩招扩错了吗？》的文章，为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辩护，着重谈了“假如没有扩招”“到底有多少贫困生上不了大学”“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可能出路”“大学收一定的费用就是教育产业化吗？”“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吗？”“改革的完善还是完善的改革”等六个问题。针对这篇文章，郑作时在著名财经杂志《南风窗》发表《汤敏先生，扩招难道没有错吗？》，除了算经济账，郑文还提及：“在扩招这股教育大跃进的风气指导下，高校中出现了急功近利、一夜赶英超美的倾向，求名、求利两股风气倍长。”此文一出，汤敏马上回应，撰写《再谈扩招扩错了吗？》，特别提出“郑先生的态度”来加以讨论：“因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整个改革的方向，这种态度不可取。”汤先生的“大方向”说，和政府官员的辩解十分接近，恐怕很难被广泛接受。

　　无论攻守双方，都有个共识：那就是“大学扩招”的最初动因，是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急需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因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等角度来论述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般来说，各方不会有争议；问题在于，扩招的数量和速度——十年翻四五番，是否可行，到底留下多少后遗症。

　　争议最大的，除了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不扩招照样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中国人口结构造成的），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既然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不该以“精英大学”作为评价标准），还有就是如何看待遍地开花的“大学城”，以及大学校园之“日新月异”。毫无疑问，“大学扩招”作为一个巨大推力，带动了大学校园里的基本建设，随着国家下拨或高校自筹的大笔资金的投入，很多先前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学生宿舍、运动场馆、图书资料，以及科研设备等，均得到明显改善。

　　眼看着全国各地“大楼”（硬件）拔地而起，“大师”（软件）却难觅踪影，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更要命的是，各高校勇猛贷款，终于形成巨大的“黑洞”，有些甚至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这实在太富于戏剧性了，难怪媒体给予足够的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至2000亿元；而专家却说，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保守的估计，全国高校债务大约为4000亿元。大学需要经费，银行需要放贷，政府需要业绩，于是，三方合力，在“大学扩招”的旗帜下，共同完成了“扩招—贷款—再扩招”的恶性循环。

　　高校巨额债务，如今已成为制约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像吉林大学那样，每年支付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学校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乃至必须贴出布告，希望全校师生集思广益，共渡难关，这当然是特例。但因前些年的“高歌猛进”，使得目前很多中国大学财务上面临巨大困难，根本无力自行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施以援手”。各大学之所以大胆举债，共同思路是大学属于国家，国家不可能让“国立大学”破产。而举债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长期以来，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喊了十多年的4%教育支出，始终没有落实；于是，各大学只好自己动手，用借贷的办法为国家花钱。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一轮由大学扩招及与之相关联的“大学合并”“大学城兴建”等造成的巨额学费，大概只能由政府来变相买单了。

　　如此昂贵的“学费”，不应白付，政府部门及学界都该认真反省。清算“高校贷款热”，不能将脏水全都泼在“教育产业化”身上。近年中国大学之所以“不计成本”地扩招，不全是钱的问题（如所谓“穷国办大教育”），更多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比如，政策上歧视民办大学，限制宗教团体办学，不允许公立学校转制等），这种“政府导向”的改革，只能说是一种“伪市场化”。面对已是既成事实的中国大学之“急遽膨胀”，你可以喝彩，可以讥笑，也可以分析，可以质疑，当然更可以袖手旁观，但你没有办法阻挡——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此举还会延续下去，只是步调略有调整而已。

　　限于论题，这里希望讨论的是，此举到底给“人文学”及“人文学者”带来了什么？是机遇还是陷阱，是“车到山前疑无路”，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

　　对于蕴含在“大学扩招”背后的“大跃进”思维，学界的严厉批判确有其道理；但有一点常被论者忽略，那就是，此举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文学的尴尬处境，为其带来了“转机”。最为明显的是，经过十年扩招，大批受过人文学基本训练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给相关书籍、讲座、影视（如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等，培养了与日俱增的受众。而这，与所谓的“国学热”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

　　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困境是指专业训练，即如何培育历史学研究者；至于向大众提供一般的文史知识或人文修养，则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景。先有电影电视中“历史剧”的格外走俏，如何看待《戏说乾隆》为代表的“戏说热”，历史学家与影视编剧各执一词，“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纠葛”，于是成了学界必须直面的严肃话题；后是通俗史学形成热潮，众多出自非专家之手的“历史写作”成为读者及市场的宠儿，媒体上因而展开“历史票友”能否挑战“史学大家”的争辩。也就是说，学院内外，“史学”冷热两重天。所谓“大学扩招”，绝非各科系齐头并进；受馆舍、师资及考生趣味的限制，某些专业得到大发展，另一些专业则停滞乃至倒退，不能一概而论。凡大规模扩招的专业，或课程偏于实用，学生容易就业；或校方投入很少，见效又快。像外语系和中文系，师资不难找，也不需要添置特殊的仪器设备，加上学生出路不错，很容易成为扩招的目标。外语教学技术性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受欢迎，完全可以理解；至于中文系毕业生的优势，则是适应性广，几乎任何行业都用得上，一若职场上的“万金油”。因为“容易”，所以“多上”，这么说，有点自嘲的意味；可这切合“扩招”的本意——降低门槛，拉开档次，让那些并非研究型的大学，更多地突出素质教育或技能培训。这一点，联系下面将涉及的“通识课程”，可以看得更清楚。

　　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最具嘲讽意味的是，金融、管理等“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反而可能找不到工作；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太“热门”了，大家抢着上，于是“生产过剩”。对于那些不想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的人来说，四年时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只要稍加培训，就能应付自如。因此，我一直呼吁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假如有一天，大学所读专业和自己日后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即便你学的是生物、化学、金融、管理，走上社会后，不管出于工作目的还是个人兴趣，你都可能急需补充人文学方面的知识。虽说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目前还没能真正落实，但周末听讲座（绝大部分免费，也偶有收费者）已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有图书馆组织的（以北京为例，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每周都有讲座），有书店组织的（以北京为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第三极书局、三味书屋、单向街图书馆等经常举行超越“促销活动”的讲座），也有各省市宣传部为政府官员举行的（响应中共中央“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号召，带有职业培训性质）。若是公开讲座，现场听众中，有一般市民，有退休教师，还有受过大学教育、出于个人兴趣前来“充电”的年轻人——后者越来越多，正呈直线上升趋势。

　　随着国民中大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作为职业的“人文学”相对萎缩，而作为修养的“人文学”，将有可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与先由政府主导、后有媒体接棒的“国学热”，形成某种奇异的“良性互动”。对于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以“读经”为中心的“国学热”，很多学者不以为然；但对近几年以传播文史知识为主的“讲座热”，则多持肯定态度。尽管有些文化活动资本介入太深，做秀成分太重（最典型的是“红楼选秀”）；有些电视讲座的娱乐化及商业化倾向过于明显，因而受到学界的猛烈批评，但总的来说，近年中国社会上及媒体中的“书香气”还是略有回升。

　　与气势如虹、有国家战略做支撑、同时又成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国学热”不同，以“讲座”为中心的文史知识传播，其受众更多立足于个人趣味。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由大学教授推动不同，这回的主要动力来自大众传媒。十年前，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150集系列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考古、民俗、天文、地理、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播出后，叫好而不叫座。与这种学院派趣味很浓的“文化普及”不同，如今的电视讲座（以“百家讲坛”为代表），都是以媒体为主，邀请大学教授以个人的名义加盟，接受其“专业培训”，且按照导演的意图“演出”。不再扛着“启蒙”的大旗，讲究商业运作，因而，此类讲座更多地迎合公众趣味，叫座但不叫好。

　　所谓的“国学热”，应该区分大众的欣赏趣味以及主事者的主观意图——政府有政府的设想（如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间有民间的愿望（如何提高“民族自信心”），主办单位则很可能还有实际利益的盘算（如何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生产自救”），不宜一概而论。总的趋势是，“启蒙”或“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日渐让位于个人利益的讲求。说白了，在这场带有明显表演色彩的“国学热”中，不管是“演员”还是“受众”，都显得“心有旁骛”；可也正是因为讲求个人趣味以及实际利益，使此风得以突破“运动式”的提倡，有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最有趣的，莫过于冷门的“考古学”，借助于日渐升温的“收藏热”，居然也都成了热门话题）。我曾提及，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背后，还有一个不该被一笔抹杀的“附庸风雅”；小民百姓半真半假对于“国学”（中国文化）的热爱或炫耀性消费，也应该获得尊重。另外，我赞赏那些坚持自家立场、对各种社会现实采取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分子，但也不鄙薄那些走到聚光灯下，降低身段，以谋求个人利益的“明星学者”。理由是，正是由于他（她）们的不懈努力（不管是“学术说书”，还是“心灵鸡汤”），使得原本专深的文史知识或社科理论，开始走出学院围墙，为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所接纳。对于已经“出走”校园的学者来说，为求合时、有用，不能不媚俗，也不能不“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发行量”或“收视率”这根大棒的催逼下，其“表演”必定越来越商业化，这是无可奈何的宿命。

　　在我看来，来势极为凶猛的“大学扩招”，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比如，学界变得急功近利，论文颇多造假作伪等；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因此，单以教育及文化立论，20世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思想解放与文化热，90年代众说纷纭的是商业大潮与学术调整；至于新世纪，大学扩招与国学热之互为犄角，或许能给人文学者创造某种“绝地反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