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过去三十年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政府、弱社会。政府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公司化，直接与民争利。经济结构以出口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为主导，民间消费和创新无力。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经济数字的增长而忽视了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更多地关注了增长而忽视了包括产权在内的各项公民权利；更多地关注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百姓的幸福冷暖。

　　以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方向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速度就很快，比如拆迁速度就比印度快得多，但它破坏的速度也很快，它的陷阱也非常多。

　　一是土地、能源、金融、劳动力、环境等资源要素价格全面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

　　二是政府掌握了极大的社会资源，而且这些社会资源又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导致官员短期行为取代经济长期行为，公权私有化严重。

　　三是国富民贫官富民贫的格局固化。《人民日报》2012年11月4日一篇文章称，2002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8倍；此十年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增长2.9倍。GDP从10多万亿元，到接近50万亿元大关，增长4倍。文章没有说的是，大部分人的平均收入“被增长”了。同时，比居民收入增长更快的是财政收入增长和物价上涨。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0389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十年增长4.49倍；即使2012年遭遇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但财政收入仍然上涨。2012年7月15日消息，财政部7月13日宣布，2012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3795亿元。这一数字是200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多。2002年全国平均商品房价2130元/平方米，2011年是5381元/平方米，十年上涨1.53倍——而且计算房价上涨要考虑房子越到后来越远离中心城区的因素，因此同类房屋实际上涨至少在3倍以上。经济增长到底是为谁增长、谁的增长？不言而喻，数字最直观。

　　四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当代和代际成本都由普通百姓承担。

　　五是计划经济的“慈父主义”破坏竞争与创新。

　　六是出口导向导致的国内通胀越来越严重，成为老百姓巨大的负担。这一切导致现有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来越低，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边际效用迅速递减而边际成本迅速升高。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说：“中国早已进入收益递减规律效应明显的阶段。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少。”也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出口和投资需求来弥补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

　　政府主导型经济导致周期性经济震荡。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并且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于大量要素资源价格被政府的强力人为扭曲，经济波动更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和频繁调整。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其中充斥着被一些学者称为“腐败型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所谓腐败型投资，指的是投资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目的不是为了增值，不是为了税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为了官僚小集团乃至个人政绩服务。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政绩工程”。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元到5000亿元。以“国际化大都市热”为例，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

　　各种政府投资都有可能明里为官员捞取政绩暗里为官员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财富迅速向权贵资本集中。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典型的双向掠夺型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和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我们现实中的市场，是被政府的力量强力渗透的市场，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市场的主体发生了扭曲，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异化，市场的机制已经部分或完全失灵，最后必然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权力路径依赖”，即：权力造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而只能依赖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解决。

　　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没有确立，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插手可谓易如反掌。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就如吸鸦片一样上瘾。土地可以低价、无偿甚至负值转让，企业的投资相当部分最后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命令”国有银行贷款来获得，企业实际上是在借鸡生蛋。瘦死的母鸡肥硕的蛋，生的蛋是企业自己的，母鸡却是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所谓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价格，其实都是被严重扭曲的。根本不能反映市场的本真状态。

　　但是，市场的最终作用总是要发挥出来，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一旦产业链的高端（消费端）发生“崩盘”，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崩溃就在一瞬之间，谁也逃不出“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而最后为此收拾残局、承担风险的，不是“市场主体”，而是全体国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从银行借钱的“债主”。这样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怎么可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扼制其投资、逐利的冲动呢？

　　“通胀—治理整顿—再通胀—再治理整顿”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自身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而权力主宰市场导致的“权力路径依赖”，又进一步反过来扼杀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市场机制的完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都有过热倾向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各地竞相上马彩电、冰箱等家电制造业，到20世纪90年代汽车、钢铁成为投资热点，到2000年开始直到现在的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为代表的“高新”项目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焦点和招商引资的重点，再到今天的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的投资热和房地产热。产业不断“升级”。接下来是高铁和光伏产业。

　　周而复始的经济震荡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否则周期性经济波动无药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