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归智

　　母亲的奁箱中

　　有套《红楼梦》

　　周汝昌的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20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

　　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她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

　　对母亲，周汝昌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每天晚上自己和三哥、四哥一起，琴笛笙箫，一时合奏，一时单演，有时还即席创作唱词，仿相声，模仿亲友的说话特点，夸张笑谑，逗得母亲笑声不断，真是天伦之乐其乐融融。母亲平日极少外出，只记得有一次，不知因什么事去过本家的一个侄孙辈家里。那人叫周大智，也许当时母亲到他家是看望他的一个什么长辈吧。记得母亲为了出门，还专门找出一副新腿带换上。腿带是织的，三寸来宽，两头织成丝穗状，是扎裤脚用的。那年月不分男女，裤脚都要扎起来，不能“散脚”，散裤脚是没有教养的，很不雅观，受人嘲笑。母亲这副特殊的腿带要配上合适的出门衣裳，颜色互相搭配得很好。

　　在周汝昌的記忆里，父亲的炕桌上有一部《三国演义》，而母亲的奁箱中有一套《红楼梦》。

　　父亲的《三国演义》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周汝昌经常翻看，欣赏那铁画银钩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父亲见了，就到西邻的文华书局给小儿子买了一套世界书局编的通俗节本小《三国演义》，装帧版式也都很可爱。

　　那时一般的男孩子，大多会有一段痴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和《七侠五义》之类英雄传奇和武侠神魔小说的历程。可是，周汝昌虽然也痴迷武侠，但主要是向往侠客们那种飘然而来萧然而去的风度意境，对英雄传奇小说中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却不能如一般男孩子般忘情投入，对《三国演义》的战争故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周汝昌的三哥泽昌，就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是小字石印本，有武侠类，有济公类，杂七杂八，可是他都爱如珍宝般锁着，周汝昌便没有多看——大概还是不太感兴趣，否则的话，兄弟之间，软磨硬缠，也就看了。

　　周汝昌母亲的那一套《红楼梦》，是周汝昌的大舅，也就是李彩凤的堂兄李荫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来周家看望妹妹时带来的礼物。

　　这部书题名《绣像增评石头记》，封面是精装绿色布质，上下两册，带着批语，还有绣像。扉页背面印有两行字：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上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同时也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一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一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这是一个在日本印刷的光绪本翻版，就是当时书坊里流行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本，虽说是日本版，却又并没有一个日本字在上面。

　　这套书在当年自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卖本，没有什么版本价值，但时过境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旧物了。现在仍然有上册半部留存，虽说是残编缺帙，在周家却是颇有纪念意义的。

　　幼年的周汝昌也翻过母亲的《石头记》，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感到沉闷乏味得很——多少年以后在红学的深入研究中，周汝昌才考证清楚：原来那一大篇是一段“回前批”混入正文的——但母亲却对《红楼梦》津津乐道，经常在小儿子面前提到这部小说。给周汝昌留下终身难忘印象的，是母亲向他追述周家兴盛时期的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玲珑的小楼，有繁荣的花木，有古老的大树，春天桃花杏花，秋天菊花桂花，百花竞放时节，各院的年轻女儿和少妇们，盛妆丽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园内赏花。而母亲讲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母亲还对周汝昌说，老八爷（周汝昌的祖父在本家兄弟中排行第八）很喜欢西院的侄子侄孙们，爱他们吹拉弹唱，诗文书画兼通，表现出风流倜傥；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太拘谨，古板朴素，缺少才气；最待见西院的四先生（周汝昌的堂兄，号雨臣），他爱看《红楼梦》，见人就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

　　对母亲的絮叨赞叹，周汝昌虽然似懂非懂，但这种无形的熏陶，也种下了深远的“缘”的因子。周汝昌到底什么时候才通读了《红楼梦》，已经说不清了，但在虚岁15岁上初中时，他自学作诗填词，那作品的格调，已经透露出《红楼梦》的影响：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

　　与《红楼梦》

　　有天生的感应力

　　《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描写宁国府唱戏，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 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宝玉又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是寂寞的，须要我去望慰她一回。

　　第二十二回，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上演戏文，宝钗想老年人爱热闹戏，就投贾母所好，专点《西游记》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类打斗戏，贾宝玉不满地埋怨宝钗：“只好点这些戏。”

　　第二十三回，贾宝玉住进大观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后来经历成长的心理变迁，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他的书童茗烟把《西厢记》、《牡丹亭》等传奇和古今小说找来给他看，宝玉看得入迷，后来还有和黛玉在大观园中一边葬花一边读《西厢》的美妙文章。

　　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听见林黛玉吟唱《葬花吟》而大为感伤，联想到将来林黛玉的花颜月貌也到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种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些描写都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是皴染贾宝玉是个诗人哲学家型的人物，他容易沉浸在一种诗的境界里，一种诗的怅惘，一种哲学的悲伤，而不待见那些打斗性、情节性的文学作品。周汝昌小时候就对《三国演义》等情节性小说感到不够亲切，只对其富有意境的插图绣像有兴趣，虽然暂时看不懂《红楼梦》，却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这正显示，周汝昌从性情气质上与诗、与哲学、与《红楼梦》有天生的感应力、亲和力。这种性格质地上的远因，就是他后来成为研究《红楼梦》和传统诗词大专家、大学者的“在千里之外”、“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脂砚斋评批《红楼梦》特殊写作手法的惯用语）。当母亲用《红楼梦》中大观园里众女儿的争奇斗艳比喻周家的少女少妇，缅怀已经一去不返的家族的繁华热闹时，也就无意识地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日后他对《红楼梦》中写“家族盛衰兴亡”和“女儿薄命悲剧”感觉特别深刻，一唱三叹追索研究，其实已经肇因于此时。

　　周汝昌的幼年时代，周家已经败落，其时人口多而收入少，各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很少有给孩子们买本新书的机会。周幼章自己的书房里，除了一部《三国演义》，也就是一本《千家诗》，一部《古文观止》，一部《诗韵合璧》，还有一函石印的《郑板桥集》。那本《千家诗》是木刻的窄册子，一点也不精美，可是其中的诗却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特别是那些七言绝句，很让年幼的周汝昌入迷。周幼章虽然也懂诗，还会作诗，但要支撑一家的生计，还有许多商业上和社会上的应酬，不可能有多少诗兴闲情。周汝昌的诗歌启蒙教育，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

　　母亲自学成才，喜爱吟咏，摹仿唐诗的音韵，念“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抑扬曼吟，声腔健爽。背诵《千家诗》里的七言绝句，更是情动于中：“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这种诗教像无形的春雨，悄悄地滋润了小儿子的心田，让诗的幼芽萌生滋长。

　　周汝昌听着母亲的吟叹，翻阅着《千家诗》、《郑板桥集》和《诗韵合璧》，自己摸索，渐渐地弄懂了韵脚和四声平仄的道理，然后始而摹仿，继而创造，就这样学会了写诗填词。曹雪芹本来就是一位诗人，《红楼梦》其实是一本巨大的史诗，浸淫着馥郁的诗情画意，周汝昌幼年所遭遇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家庭熏染，再加上天分，都促成了后来对《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的“因缘”和“接引”。

　　两少年散步谈《红楼梦》

　　研究《红楼梦》的种子，到他上天津南开中学时就开始萌芽了。他和同窗黄裳大谈《红楼梦》，开玩笑地创造了红学的英文译词Redology。黄裳在1982年2月28日为周汝昌的《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写序言，对这一段过往因缘有这样的描述：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对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那么多种多样：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

　　……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级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興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当然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红楼梦》研究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周汝昌本人，对这一段与容鼎昌（黄裳）同窗谈学论艺的生活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容鼎昌当时脾气执拗，特别喜欢争论抬杠，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小牛儿”。那时同宿舍居住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演员、文化人黄宗江，他演话剧时男扮女装，因此绰号“小妹”。周汝昌对当年的回忆与黄裳异曲同工：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红楼梦》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让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coin（造）一个新字，叫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是表示“学”、“学科”、“学术”等抽象意义的英语词根。

　　容鼎昌是八旗满族人，祖先隶属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因而落户于京畿，这或者也是他喜欢谈《红楼梦》的一个诱因。少年时他体质壮实，方脸、大眼睛、长睫毛，闪闪有神，流露着聪慧之气，自小爱书如命，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文家和藏书家。当年他与清秀的周汝昌都是翩翩年少，两个少年饭后散步谈《红楼梦》，这一段佳话，真是当年南开中学的一道风景线，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了文化的美丽，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