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让我终身受惠
我从小由祖父包揽读书。6岁就读背《唐诗三百首》，其实许多字都不识，内容也不懂，但却背得滚瓜烂熟。这就是绍兴人的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7岁就背读《四书》，从《大学》和《中庸》两篇开始。这年吃年夜饭（我们是大家庭，年夜饭有三桌，在大厅共聚）时，祖父宣布：阿均今年已读背《四书》（实际上吃年夜饭时已是我8岁之初），7岁读背《四书》，恐怕绍兴全城也是难得的。他是喜形于色，很为这个孙子得意，但我其实仍是“小和尚念经”而已。
我是虚龄12岁暑期在龙山脚下的省立绍兴中学附属小学初小（四年级）毕业的。尚未毕业前约个把月，祖父早年在敬敷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孙福元（福元、福熙是兄弟，敬敷学堂同班毕业生）来拜访他，当时已把“福元”改为“伏园”。坐在大厅里，我总是依偎在他身旁。他向孙伏园介绍我的读书情况，说我如何强记，一个上午就背熟《大学》和《中庸》两篇。现在已经读背了许多书。初小学生，读的书不比你们在敬敷时候少了。孙伯伯（我对他的称呼）摸摸我的头，问我读的哪些书？他好像刚刚从欧洲回来，也感到我或许可以“造就”，于是说：“请一位家教，让他读英语。”“英语！”当时我只说得出学校里的流行浑话：“来叫客姆去叫（噶窝），一块洋钿混淘罗，发财就是乃爹爹，卖柴就是乃姆妈。”（绍兴方言）后来当然知道，“发财”是father的浑话，卖柴是mother的浑话。哪里会想到他竟要我祖父让我读英语。
祖父对他这个长孙的读书是包揽的，他从来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我的二叔祖是秀才，有时提点建议。祖父居然会说出“你懂什么”的话。但这一次却出乎意外，他竟接受了孙伏园的建议。祖父对我的读书，本意当然是出于爱，所谓“望子成龙”。但其实已近乎现代词汇的“独裁”。尽管口称“唐诗、宋词、汉文章”。但是他不让我读《古文观止》（二叔祖的建议被他一句话否决），因为他认出此书编选得不好。所以像《柳子厚墓志铭》及《滕王阁序》这类文章，我是偷着背熟的。
孙伏园建议的当天晚上，当时我父亲是一家钱庄的经理，早出晚归，晚上总要到近九点钟才回家。他立刻嘱咐我父亲去找一位英语的家庭教师，每天安排时间教我读英语。这大概就是我学英语的开端，暑期快结束，我就是省立中学附小的高小生了。这事全出于孙伏园的建议，让我学英语比一般人早了两年，让我毕生沾了不少光。
程懋筠：
为国民党党歌谱曲
对于“名教授”，这个概念我一直是模糊的，在江西赣州龙岭的中正大学见到的教授中，最有名的或许就是程懋筠，但是他在中正大学不是专职的，一个礼拜只来一次，他是赣州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教授，那个学校的校长是陈鹤琴，也称得上是个“名教授”。
选课的事是我为庞世诚“陪绑”前完成的，当时贴在外面的表上有音乐课，但不计学分，我没有选。一位素不相识的江西同学也在填表，看了我的表格说：你不选音乐?我说：不算学分。但他说：程懋筠唱歌，不去听听?我还想说什么，他却抢先说：音乐教室很挤，点名册上没有名字，到时挤不进。这是一位爱说话的好心人，龙岭分校每一科确实都有点名册，但除了基本国文温聚民和基本英文于宝榘两位教师利用它认人以外，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点过名。而且音乐教室是三开间的整幢，后来证明不会挤不进。但听程懋筠唱歌，确实是值得的。所以教室虽大，基本上还是满座的。
程懋筠是中国国民党党歌的谱曲者，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程是江西的大姓，“懋”大概是这个大姓的辈分，江西常见程姓以下有“懋”字的人，在龙岭分校就有。他当年大概五十上下，但已经满头白发，到龙岭上课，当然是走路来的，当年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音乐教室除了凳子以外，没有钢琴和风琴之类。程懋筠都同他夫人一起来上课，夫人比他年轻得多，用小提琴为丈夫伴奏，从来不曾听她说过一句话。据说这是程的第二位夫人，原配夫人早已离婚了。
填选课表时那位同学所说“程懋筠唱歌，不去听听”的话是不错的，他的嗓音的确有令人一曲难忘之感，可以达到与梁柱共振的程度，“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他唱歌时，百人左右的课堂里，大家都聚精会神，不少人是闭目聆听，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
他是发讲义让我们学唱的，我们唱时，他用指挥棒指挥他夫人的小提琴，常常是闭着眼睛挥棒，姿态非常优美，有的同学为了欣赏他的指挥，往往忘了唱歌。他从来不唱中文歌，每次发的讲义都是外文歌。例如名曲《珊塔露茜雅》，这是一首意大利民歌，讲义上用的是英语，我们都按英语唱，但他也用意大利语唱了一遍。他会唱五六种不同语言的歌。有时他带了手摇唱机来，让我们欣赏有名的外国歌曲，一切仍由他夫人动手。欣赏了唱片以后再唱歌。在龙岭，每周一节的音乐课，的确是一种享受。
同学中流传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基本情节大概是真的，或许有点添枝加叶，但这个故事很有吸引力，许多人都知道。故事是这样的：国民党为其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向全国征求谱曲，悬赏三千银圆。程懋筠原来也想尝试应征，但初稿譜成以后，自己感到不满意，知道不会入选，就丢到字纸篓里不再继续此事了。国民党后来征集到曲谱有好几十首，经过几次筛选，留下十余首，发给南京的一些学校试唱，最后选出三首。有关专家评价不一，很难论定，最后采取了请三位作者自己到南京说明并试唱的办法。于是汇旅费给这三位作者。当程懋筠收到旅费和通知后，感到非常吃惊，后来才知道是原配夫人从字纸篓中捡出并加以誊写寄到南京去的。于是他就到南京参加面试，面试以胡汉民为首，程懋筠在嗓子的天赋上占了极大的上风，因而稳操胜券，一举成名。
我最后一次看到程懋筠的消息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报上刊载关于南京的消息，说到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程懋筠，在声援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中，白发苍苍，走在前列。以后不再看到过有关他的消息。“运动”频繁，像他这样的人，为国民党党歌谱曲，后来并且成了“国歌”，就算这个历史问题，也已经够他受了。
胡先骕：挺身引退的故事
中正大学虽然名曰国立，但江西人出了大力，所以赣人治校属于名正言顺。第一任校长胡先骕，是留美的生物学家，著名的江西才子。他在生物学上的贡献甚多，水杉的发现即是其一。
我所回忆的他的引退故事，在那个年代里，实在是一种偶然，当然，这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1944年春季，中正大学学生在泰和举行了一次义演，那些既有爱国热忱又有表演才能的学生，在这个江西省的战时省会演了几场节目，义演有收入，当然是为支援抗战。这本来是件好事，也得到省会各界的支持和好评。但是，或许是因为节目中有些被当时的思想僵化人士所看不入眼的内容，在许多赞扬声中，唯独江西《民国日报》发表不同意见(其实是批评)的文章，引起了学生们极大愤怒，而最后终于让他们得到惩罚《民国日报》的机会。
义演之事以后不久，《民国日报》曾编排一版讨伐汉奸汪精卫的文章，因为当时称汪精卫为“汪逆”，文中涉及的其他汉奸也称“逆”。所以整版需要许多“逆”字，而字盘上一时拿不出许多“逆”字，要印刷厂加铸，而在报纸的排校之中就把许多“逆”字空着，等印刷厂铸出后植入。夜班编辑在校对好版面以后就关照经管印刷的人，在“逆”字铸好后植入空白之处，然后开印。这样，他就认为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不必再留在报社，回家休息了，却想不到因此而闯了大祸。
因为在声讨“汪逆”的这个专版中，文章里同时提到了多处“总理”、“总裁”等称号，在当时的报刊排印格式中，“总理”和“总裁”也都要空出一格，在中国封建传统中，这种格式称为“捺抬”。夜班编辑竟忘了這一点，而经管开印者按编辑的嘱咐，把铸出的“逆”字在版面上见空就植。于是这一天的《民国日报》发行以后，人们立刻发现了“逆总理”和“逆总裁”。这当然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中正大学的一批学生立刻紧急动员，呼啸进城，一面贴标语，一面冲入《民国日报》馆包括印刷厂及一切所属机构，把所有设施打了个落花流水，并且声称报馆有潜伏的汉奸，要中央到省里彻查，责令在查出潜伏汉奸以前，此报必须停刊。其实，在这场事变以后，江西《民国日报》全盘瘫痪，不停刊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大批学生从杏岭直奔来到之前，报馆人员全部仓皇逃离，学生冲入报馆，把馆内全部设施，诸如文件资料、通讯设备、办公用具兼及印刷机器等等之类，统统捣毁无遗，因为“逆总理”和“逆总裁”是馆内潜伏汉奸的铁证，省里大员在当时的声势下，也不敢由谁出来说话，谁说话，谁就是潜伏汉奸的后台。当然，事情实在属于夜班编辑的疏忽，当时毕竟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时代，事实不久就由社会的公论说明清楚，而大打出手的学生，又何尝不明白这次行动的动机。但是对他们来说，“逆”字加之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头上，他们的行动理正词严，焉可谴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先骕就尊重社会公认的官场准则，挺身而出，承担这个事件的责任，引咎辞职，于这年6月引退。
对于他的引退，后来还流传过其他一些说法，例如说学生义演时有《民国日报》记者带了女朋友去看白戏遭到拒绝，于是发生了学生打《民国日报》馆的事。也有传说是他得罪了蒋经国，因蒋经国想把这所大学办在赣州，而胡却不同意。还有说法是这所大学创办以前原拟命名为江西大学，但熊式辉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最后把校名定为中正大学，胡虽出任首任校长，但他不满意这个校名，因而触犯了当道。打《民国日报》馆是众所共知的大事，当时我尚在上饶，已经听到了这个传闻。“逆”字之事，是我到了赣州以后才听说的，由于当时大家都是这样传说，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竺可桢：学校不容“兵气”
竺可桢先生是著名的浙江大学校长。
抗战胜利，在内地的东南地区人都回乡了。浙大也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还有一些当年决心牺牲的青年远征军人，有的从印度、缅甸回来，有的刚整装待发而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开了而不再出国。其中有不少江浙人，签名从军时都在内地学校，现在当然回家乡续学或就业。嘉兴就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职校。因为正值暑期，学校也要筹备，所以办了一个夏令营安顿这些人，职校在离城五华里的东大营，因其事是当时国防部的“预备干部局”（凡签名从军者复员后都给一个“预备军官”的头衔）主持的，局长是蒋经国。而蒋也亲自过问过，夏令营时，曾到职校一次，三四十人的座谈会上我也在座。他说的话有一句我还记得：白手起家办一个规模不小的职校，当然要花钱，当今百废俱举，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这里的钱是少了些。但是像把大厨房顶角上的蜘蛛网清扫一下，总不必花钱吧。说明他对职校还不是全不在意的。
有一件事在办夏令营中很棘手。大量复员青年到9月份进入中学或职校，这是方便的。但还有四五十位大学生，他（她）们签名从军时都在内地的一些次等大学，我看过材料，如福建邵武的协和大学、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湖南的蓝田师院、福建的江苏学院等。多数都是一二年级。在印缅战场牺牲得不少，第一批出国时有一批行军从滇缅边境野人山走，路上就“走死”了不少。能凯旋的东南江浙人，当然希望回江浙继续上大学，事情是合理的，而一致的要求是进浙江大学。
事情是后来任职校教务长的彭灿告诉我的，那年夏季，投靠蒋经国的前中正大学教授胡昌骐（已内定中学校长），赣南的蒋系红人陈方（内定为职校主任），彭灿也在其间，三人去见竺可桢校长，提出这项要求。竺可桢的话是：对于这些青年，他是很钦佩的，他（她）们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候为了保卫这条唯一的国际援助生命线而签名从军，这是他们的“勇气”；但当了几年兵后，身上就有了“兵气”。全国都钦佩他们的“勇气”，但学校不能容纳他们的“兵气”。竺要他们向蒋经国报告，对于这些年轻人，浙大很钦佩他们。但让他们到浙大续学，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浙大的原则是一个也不接受。
结果是，职校办了一个所谓“大专班”让这四五十人过渡，不到一年，都让暨南大学（有几位是之江大学）接收了去。
竺可桢让蒋经国吃闭门羹。职校后来有不少教师知道这件事。多数人的议论是：竺校长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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