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马克斯·韦伯将中国社会描述为“家族结构式社会”。钱穆先生也曾这样谈到中国社会：“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

　　由此而论，中国人之所以时常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这一祖传的两难，无外乎在“血统”与“政统”之间荡“道统”的秋千。

　　革命与宗族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又一次开始担心自己被开除“球籍”。其实，如果单从宗教信仰来说，不太关心天上事情的中国人，是最名副其实的“地球人”。中国之宗法，就平民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这是一种地上的宗教、世俗的信仰。至于皇帝，则是以天下为家，是故有“家天下”一说。

　　遥想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一群来自湖南韶山的山羊胡子乡亲不也及时赶到这座刚刚易手的城池，祝贺“毛家人从此做了皇上”？他们千里迢迢赶到皇城，目的就是要为毛家人“看着点”天下。

　　而这种宗族主义，恰恰是毛泽东当年极力反对的。早在1927年，毛泽东便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权力支配系统：一是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是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是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妇女，还要外加一个夫权；而夫权与族权，基本是合一的。

　　那个时候，宗族意识在农村的影响显然在阶级意识之上，以至于毛泽东在初闹革命时，不得不感慨“社会组织是普遍的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为此，党内甚至会为是否存在“农民党”发生激烈争论。

　　宗族势力与组织的存在决定了农民并非完全处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马铃薯状态”。这些“宗法共同体”（梁漱溟语），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比如，江西于都县上堡的钟姓靖卫团武装便有近八百条枪支。在乡村，尤其是这些大姓聚族而居的地方，只需各族首领一声令下，全族的人即可以倾巢而出，不仅可以保村守寨，有的甚至可以领导万余农民直接向革命的农民进攻。同样，湖南大庸西教乡熊氏家族有数百条枪，贺龙率大部红军于1929年8月围攻熊氏团防，便整整打了七天。

　　然而，20世纪终究是中国宗族文化日益凋敝的年代。这个革命的世纪刚开始时，乡村相对自治，在同宗同族的温情理想之下，宗族势力及其武装对革命军或政府军还能略作抵抗；至于平时，又像是一个个草莽的NGO（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待阶级斗争开始瓦解乡村社会，即便是那些没有枪支弹药撑腰的宗族首领与大户也会被当作阶级敌人，很快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土改时期，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宗族组织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更要强行解散。正是这种阶级划分扯断了农村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使每个人孤零零地成为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又为之推波助澜。

　　“对不起，我没姓”

　　今天，当人们沿着教科书一点点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后种种有关“无私”、“无家”的政治动员时，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中国革命开始之初，消灭宗族、家庭甚至政府一直是许多狂热青年的理想。

　　五四时期，当遥远的新文明曙光初现，中国不光有废除汉字的争论，而且有废除姓氏的争论。为了与旧时代彻底决裂，有的青年甚至宁可不要大家族的家产也要抛弃自己的姓氏。还有人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很诚恳地告诉他：“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你不再是我的父亲，大家平等，都是朋友。”1920年，一位叫哲民的作者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单名制”与“废族姓”问题》，声称到了共产时代，无国界疆域之分，“一部贵族式的百家姓，绝对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废除族姓“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彻底的办法”。有一个夸张的说法是，如果那时候碰到一位五四青年，你不能轻易地问：“请问贵姓？”他很可能会告诉你：“对不起，我没姓。”

　　这种决裂还有更暴烈的形式，其中也不乏得时代之大好处者。比如说买婢蓄妾的能手吴虞，他当年之所以能从成都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中学国文教师，摇身一变成为北大知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非儒非礼”，视其父亲为仇敌，直呼之“魔鬼”。

　　而那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同样为许多热血青年所不齿。五四时期“废婚派”亦如过江之鲫，他们对旧式婚姻（专制婚姻）和新式婚姻（自由婚姻）都表示出了难以克制的厌恶，并且极力主张废婚。1920年代前后的报章充满了这方面的笔战，在有些人看来，结婚不过是一桩桩“生殖器的买卖”，婚证是买卖的契约，婚礼是买卖的手续，买卖的媒介是金钱和恋爱。没有恋爱，单靠金钱，由第三者做买卖的掮客，把生殖器卖给人，这就是旧的结婚；有了恋爱，靠着证婚书和约指，强使大家永远结合，恋爱不能移情第三者，生殖器彼此专利，这就是新的结婚。

　　安那其女郎

　　世纪之初，清王朝摇摇已坠，新社会破土而出，各种主义像雨点一样飘向这个太平洋边上的国家。而所有这些主义，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否定現有秩序与价值的基础之上。其中最有魔力者，当属无政府主义。今日中国知道自由女神者多如牛毛，与此相反，上世纪初那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安那其女郎”，却是笑渐不闻声渐消，早已不复当年的芳香。

　　所谓“安那其女郎”，多译作“无政府主义”（源自法语Anarchisme）。虽然国民党及其以后的党化教育使人们渐渐忘记了无政府主义当年的真谛，甚至将此简化为一种反政府的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政府主义在当年对无数才子佳人具有魔力，正是它为中国后来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揭开序幕。那时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相信，一旦没有了政府，人人享有绝对的自由。而在这些革故鼎新的人物中，最开风气之先者莫过于两个人：一个是师复，另一个则是江亢虎。

　　师复（1884—1915）原名刘绍彬，广东香山人，曾立志光复故国，故改名刘思复，后又因主张废除族姓，改为师复。1904年，师复赶时髦到日本留学。当年赴日留学多是政治留学，许多留学生一到日本便忙于加入各种社团，学习技能，为未来投身暴力革命作准备，而师复便是在这时学了点革命的手艺。1905年，师复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试图炸死当时大力捕杀革命党人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谁知这位未来的“支那暗杀团”的非正式团长大人当年学艺不精，竟在自家安装雷管时被炸掉了左手。

　　1912年5月，师复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鼓吹绝对平均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参加者多是师复的亲友。大家一起学习与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其后几年师复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无政府共产党”。他在宣言中称：“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从1912年至1915年，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其中《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师复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50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毛泽东与“三无主义”

　　江亢虎（1883—1954）如今同样鲜为人知。然而在毛泽东的学生时代，他却是位名人，甚至卷入过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提到，毛泽东当年正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江亢虎原籍江西上饶，清末还是个不小的京官。1907年，他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国家之苦、有家庭之苦”，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鼓吹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为了扩大“三无主义”的影响，1909年江亢虎以“徐安诚”为笔名，向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投寄了《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等文章。接下来的一年，江亢虎游历了八国联军的故乡，回国后的1911年即建立一个“三无主义”政党——中国社会党，这也是中国首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两年后，这个政党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说政府只是权宜之计，他好歹还承认政府有些作用，而师复与江亢虎却是彻底否定了政府的意义，认为社会之出路唯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从师复的“多无”到江亢虎的“三无”，套用储安平的一句话，在那个新旧交替、急于否定过去的年代，“无”只有“多和少”的问题，而没有“有和无”的问题。谈到五四精神，世人多言“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忘了当时还有一个最精神的“无小姐”。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

　　至于当时为什么在无宗族主义之外还流行无政府主义，一是因为西风东渐，无政府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已是云蒸霞蔚；二是大小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普遍失望：前有清政府之腐败无能，后有民国政府之怒其不争，所谓“旧毒未去，新毒又生”（叔鸾：《中国革命论》，《人道》第14期）。既然民国与帝制不过半斤八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由厌恶民国的新政治发展到对现有的一切政府、国家形式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并欲除之而后快。当然，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流行还有另一个不起眼的原因，即最初它是以译音“安那其主义”传播开来。“安那其”之谓美轮美奂，使这个初到中国的主义宛若一位来自西洋的妙龄女郎。才子们更是口耳相传，就像得见今日法国当红女星Alizee之柳腰款摆，教你怎能不心旌摇曳？

　　“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来自于法国的蒲鲁东。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大力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和著作，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去强权”，否定国家、政府、家族、私产乃至肇建家族的婚姻与代表家族的姓氏。信奉者中不仅有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等知名人士，还有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与毛泽东。1919年，觉悟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决定废姓，用抽号码的办法重定自己的名字，周恩来抽到5号，于是就以“伍豪”代为笔名。毛泽东也坦承自己“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似乎认为克鲁泡特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

　　至于巴金，更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后来受到批判，他的这个笔名便成了他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的证据——“巴”是巴枯宁，“金”则是克鲁泡特金。

　　总而言之，在大革命山雨欲来时，无政府主义被视为一种进步思潮。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约达七十多个。由此展开的革命的世纪，“无小姐”虽然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声名显赫，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否则，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在新中国初立之時，中国会有让农民交铁锅，告别小家，走进了共产主义食堂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四旧”，“亡其宗族，先亡其家谱”，和尚被赶出寺庙等事情发生。

　　这一切，固然有千种原因，但“无小姐”这一思想来源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却是最不容忽视的。你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无政府终于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大政府，但在“文革”时期这个国家的确一度进入了无政府状态。至此极端的年代，江亢虎之“三无主义”基本实现，而且“三无主义”变成了“四无主义”，即在“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之外又加了一个“无社会”。当公民异化为永远追随领袖的信徒，在万众一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