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兵
苏静老将军，中等个头，清瘦儒雅，讲话一字一句，不紧不慢，双目炯炯有神——我很少见到那样有神的目光、眼神，也很少看到这样儒雅的将军。
苏静和刘亚楼都是福建人，一个海澄（今龙海）县，一个武平县。苏静比刘亚楼大1岁，祖上是兰州人，在朝廷做官。不知多少代，也不知什么原因，被流放到福建海澄，到苏静这一辈，苏氏家族的后代已遍布36个村庄。祖宗为官，深知读书好处，立下规矩，宗祠有专门30亩地为“书田”，用来奖励后代子孙求学上进，考取功名。实行新学后，又规定初中毕业生，可按秀才标准奖励书田。苏静4岁时，父亲去了缅甸，是祖父把他拉扯大。家有几亩薄田，仅供糊口，好在还有条小木船，为人送货。为了获取那份书田，祖父累倒在送货路上，被送回家已奄奄一息。
目睹这一切的苏静，读私塾时，能把文章倒着背下来，还能横着背下来。
1924年，苏静考入漳州省立第八中学。学校从来都是各种思想的汇集地，自然受到熏陶。1927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贴标语，撒传单，演剧、演讲，给闽南特委送信。1929年中学毕业，回家乡小学任教，第二年又考入漳州第二师范学校。警察抓走1名党员学生，苏静领导学生上街游行，去警察局交涉放人。警察局要抓他，地下党让他转移。回到家乡，密探接踵而至，不得不走当年父亲的老路。连夜赶往厦门，乘船经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辗转到了缅甸仰光附近的英脉镇。
英脉镇是华侨聚集区，是苏静父亲曾经侨居过的地方，有许多耳熟的人。也巧了，华侨小学正好缺个教师，就是他了。
当地颇富足，种地粮食吃不完，而华侨多做生意，更富。华侨尊师重教，教师薪金颇丰。苏静出逃，母亲用地契作抵押，借的路费几十块大洋，很快就还上了。那前景是明摆着的，把母亲和祖母接来，娶妻生子，一种宁静而又富裕、体面的生活。
可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就回来了。
笔者问：就这么简单？
老将军说：这有什么复杂的，我是中国人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采访老将军不下十次，所谈一切，都是轻描淡写，语调语速总在一个平面上运动，让人难以想见当年那个热血沸腾的救国青年。
离开祖国一年多了，警察局不知道漳州二师那个领头闹事的学生哪去了，仍在打探他。漳州待不得，海澄也不行，苏静来到厦门，找到曾经教过的学生苏精诚、苏梦梅，开家照相馆，暂时安顿下来。
第二年春，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的东路军打下漳州，三个人决定回家乡参加红军。苏静和苏精诚早走一步，苏梦梅第二天被捕——警察局早就盯上他们了。
不知道红军在哪儿，他们找到一些老同学和穷苦农民组织一支四十多人、三十多支枪的游击队，苏精诚任队长，苏静为政委。苏静去漳浦、海澄，找到了红军，游击队编入独立3团。他和苏精诚几个文化高的人，被挑到宣传队，写标语，演讲，宣传红军，扩大红军。红军官兵管他们叫“学生兵”，老百姓见到他们，也说“学生兵”来了。
这时的林彪26岁，当军团长已快两年了。22歲才参加红军的苏静，年纪应该说正经不小了，在家乡、在缅甸还当过“先生”（教师），况且他原本就很沉稳、干练，那时的人对读书人也很敬重。只是一穿上军装，再拿着笔去写标语，“先生”级人物就变成“学生兵”。有道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这“学生”和“兵”好像自古就对不上茬口，一对上，那学生和兵就都轻飘起来。
东路军很重视这批学生兵，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逐一跟他们谈话，询问愿意做什么工作。苏精诚喜欢政治工作，去了政治部。苏静似懂不懂中，以为做军事工作就是带兵打仗，就说愿做军事工作，就去了司令部，被分配到通讯科当参谋（当时叫科员）。
从此，由参谋而“高参”，从未带过兵。
道路专家
飞机没有前后方。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敌机说来就来，投弹、扫射，已经习以为常了。苏静第一次见识飞机，是当参谋不久，在粤北的水口战役期间。听到轰鸣声，就见飞机顺着阳光扑来了。学生兵有些害怕，也有些好奇，也看出点门道。人们四散奔跑、躲藏，他站在那儿大喊：往两边跑！往两边跑！
事后，科长批评他：你不躲避，瞎喊什么？用你指挥呀？
苏静说，我觉得躲飞机不能乱跑，这里面有个窍门。什么窍门？它飞机是奔人来的，得看清是从什么方向来的，迎着它跑不行，顺着它跑怕更危险，应该横着往两边跑。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它。你往两边跑，他一下子就过去了。他来不及拐弯，轻易也不敢拐弯，因为他是俯冲，拐弯可能就撞山上去了。
后来林彪听说了，挺高兴，说这个学生兵挺有脑袋。
苏静心里想，你没有脑袋呀？
1933年2月，部队缴获1架德国造的相机，上交军团部。谁会用这东西呀？苏静说我会。在缅甸教书时，跟个开照相馆的漳州同学学的。同志们好奇，都说给我照一张。这怎么行呀？直到长征到陕北，也没舍得给自己照一张。胶片珍贵，那时胶片是玻璃的，笨重，还易破碎，行军打仗，精心背着。长征打下遵义，才有机会洗出第一批照片。
苏静从小跟爷爷在船上，练得一身好水性，顺水能游出几十里。新中国成立后，中南军区游泳比赛，已经四十出头的苏静是第一名。江南水乡，江河很多，行军时他把不会游泳的人，一个个带过河去。
长征路上，苏静被称作“道路专家”。
这时他是红一军团侦察科参谋，每天带人提前到距离大部队几十公里远处侦察敌情、道路、地形，有时还与敌人、土匪遭遇。回来已经很晚了，还要把明天的行军路线图画出来，分发给部队，第二天又早早起来，提前去侦察、探路。
红一军团一路总在前面，苏静实际上也是为红军长征执行侦察开路任务。
一次迷路了，天也黑了。苏静说别急，让大家下马，放开缰绳，让匹老马在前随意走着。老马识途，真就走回来了。
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苏静走得就更远了——每天走出去，还得走回来，差不多走个来回了。
《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
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草地。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当时由侦察科苏静同志，带了一个指北针，找了一位藏族老太太当向导，在前面为部队开路。那位老太太有病，我们派人抬着她走。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
总参测绘局的同志看到这段文字，找到苏静，想写篇《红军长征的开路人》。苏静认为题目太大，不谈。
笔者也是看了聂帅的回忆录，才提起这事的。
老将军谈别人很多，谈自己很少，甚至不谈。
“抓人容易放人难哪！”
1967年春，中央军委任命总参军务部长苏静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铁道部长吕正操被批斗，无论造反派怎么喊“打倒”，苏静就是不表态。后来是中央专案办公室直接插手，把吕正操抓走的。
铁道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周恩来总理让苏静到国家计委任军代表。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也被批斗，“二月逆流”中又敢说话，更被江青视为眼中钉。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举手喊“打倒余秋里”，坐在台上的苏静，就是不举手。后来他说：“群众看我不举手，劲头就不大了，有人就朝我使劲了。”
军代表内部出现两种意见，有人觉得江青得罪不得，主张撤掉余秋里。难得发火的苏静发火了：撤掉余秋里，你行，还是我行？国家计委没个懂业务的人掌舵，国家经济不乱套了吗？
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国务院各部委人选都由军代表确定，很多部委正职是军代表。苏静看到上报的计委革委会主任是自己的名字时，立即划掉，写上1955年授衔时与自己同为中将的余秋里。
提名余秋里为九大代表，周恩来感到为难，苏静说这是我们军代表的意见。周恩来还是认为希望不大，苏静说由我们向群众做工作。
1967年8月下旬，全国到处“揪带枪的刘邓路线”，陈伯达带谢富治和“文革”小组的人，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一开始，谢富治点名，让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上主席台就座，等于明白宣布这一派是革命派。军管会主任苏静当即起立，让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也上了主席台。会场大乱，陈伯达和他带来的人下了主席台，把苏静等人留在台上。
“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大字报，当天就上街了。
后来老将军说：铁道部分成两派，军管会从未表态，说哪一派是革命派。这样很难，连跟我们比较接近的一派，对我们也不满意，可是没别的办法。那时两派对立，到处武斗，有的地方连枪炮都用上了。你支持一派，打压一派，激化矛盾，铁道部乱了，铁路运输瘫痪了，国民经济也就崩溃了。
将军心头明镜儿似的，这回注定在劫难逃了。批斗、抄家、关押，孩子们也马上从“红五类”变成“黑五类”了。
依然是那么沉稳、儒雅，只是抽烟比过去多了。
老将军说：奇怪得很，第二天孩子们上街看大字报，“打倒苏静”全被覆盖了。这是股什么风呀？几天后，毛主席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最新指示发表了。
到计委任军代表，赶上清查“五一六”运动，陈伯达点了计委一些人的名。苏静说我们调查了，现在还缺乏证据。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来了几次，训斥计委清查工作不得力，苏静只派一般的干部应付他。
他说：抓人还不容易吗？可你想过没有，抓人容易放人难哪！
他说：有道是“能错抓，不能错放”，共产党错了就改。可脑袋不是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吗？这善后工作怎么做？就是那些被救下来、感激涕零的人，瞅着那心里又能是什么滋味儿？能轻易就抓个人吗？还有株连呢？有同事，有部下，有的还有一家子呢。
获取 “密息”
日本投降时，苏静是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处长李作鹏）兼情报处长。
情报处（情报处与参谋处平行，同属司令部。当时的情报处处长为邝任农）有一百多人，分三个科。一科为管理科，二科为侦察科，直属一个侦察队，三科为技术侦察科，有3部电台。所谓技术侦察，就是侦听敌人电台，破译密码，获取情报。
到东北后，罗荣桓去苏联治病，包括情报处在内的参谋处，就成了林彪的指挥班子，一直跟在林彪身边。
苏静那红一军团通讯科参谋没干多久，就到了侦察科，由参谋升任副科长，1937年初任科长。
1938年3月，在晋西孝义，国民党军派个参谋带部电台和几个人，到115师做联络工作，不久即发现这个人还有不可告人的使命。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让苏静负责与之联络，并做接待工作。这个国民党参谋收买了师部一个译电员，打算窃取密码本。苏静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要回密码本，处理了变节分子。
这时的侦察科长苏静，一反常态，不拘小节，大大咧咧，一副心不在焉的浪荡样。那个国民党参谋爱喝几口，苏静就不时弄点酒。二两酒下肚，苏静就“无话”不说。国民党参谋如获至宝，用电台把“情报”发回总部。两人同住一室，苏静假装睡着了，一只拿笔的手在被子里，把这小子所发的电码都记了下来。
1949年10月28日，林彪、谭政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估计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运动情况的及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到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方便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推进衡阳。
这里所说的“密息”，即从敌人电台中获取的情报。
当科长后，战争年代，苏静的很多精力，都用在这上头了。
八路军、新四军一部闯到东北后，影响较大的第一个胜仗，是秀水河子战斗。
林彪到东北不久，奉命去锦州西部打大仗，打不了。从辽西转到辽北，就想在运动中抓个机会，给敌人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这时的敌人很猖狂。全美械的13军一个加强团，由阜新、彰武向法库攻击前进，占领广裕泉、鹜欢池，孤立突进到了秀水河子镇。当然是情报处搞的敌情。可光有这些还不够，敌人分三路向沈阳进犯，这只是其中的一路敌情，另两路的兵力数量、装备如何，到了什么位置？不能刚打起来，敌人援军就上来了呀？苏静和他的情报处都搞清楚了，林彪就下定决心，调集兵力，在秀水河子把这个加强团吃掉了。
两个月后，情报处又以准确的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71军87师四千四百余人。
战后，林彪对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十万兵。”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经常越过兵团、纵队（军），直接指挥到师。原因之一，是他有个可靠的情报处，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密息”。
苏静经常和三科的人研究破译敌人密码，特别是在一场大胜，或连战连胜后。敌人也不能不觉得自己的密码出了问题，就改換密码——这是苏静和情报处最紧张、忙累的时候。
唯一一次带兵打仗
林彪指挥作战、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多嘴。平时问个什么情况，叫谁去，讲完了，你就自动走人。
据说，苏静是被林彪叫去最多的人之一。
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必须主动找上门去。
辽沈战役，首攻义县，先是2纵5师，接着是所有攻城部队，大挖交通壕。壕宽深各1.5米左右，人猫腰在里面行进，外面看不到。壕是蛇形的，挖起的土扔到朝向敌人一侧，直挖到敌人阵地前，以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大大减少伤亡。
苏静被派去义县前线了解战况，回总部向林彪汇报，自然谈到交通壕，林彪未置可否。
苏静当然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必须讲。
这次，正踱步的林彪突然停住了，再踱步时就开始口述电报，命令攻锦部队每个师用三分之二兵力，今天晚上即开始挖交通壕。
而锦州守敌司令范汉杰，看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拿下锦州，而拿下锦州的关键是守住塔山。
林彪、罗荣桓让胡奇才到塔山前线坐镇，又派苏静带部电台到4纵指挥部去，不参与指挥，但要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随时报告前线战况。
围歼廖耀湘兵团，不能让它跑回沈阳，尤其不能逃去营口。
10月20日10时，“林罗刘”关于战役部署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辽南独立二师，应即以四天行程赶到营口布防进行对付海、陆两方顽强防御，决以一个重炮营附属该师，并归本部参谋处长苏静统一指挥。
苏静和独2师师长左叶商量，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乱仗，以攻为守，遇到敌人就打。
25日晚未放一枪，摸掉49军105师前卫团一部，又攻击105师师部，再攻击49军军部和105师。地方部队一个师，与包括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个的廖耀湘兵团对阵，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可黑灯瞎火中，这种攻击攻击再攻击战术，让敌人搞不清对手实力，那重炮的轰鸣声，则把廖耀湘彻底打蒙了。在东北打了三年，有重炮就是共产党主力。一直想退营口的廖耀湘，遂改变南下计划，掉头向东奔沈阳了。
而这次指挥独2师和一个重炮营，则应该算是苏静战争年代的唯一一次带兵打仗了。
首战义县，派他去观战。热点中的热点塔山，让他去联络。围歼廖耀湘兵团，又去堵截敌人退营口，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员。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坐机关”的人中，苏静应该是最忙最累的人了——也足见“林罗刘”对他的信赖了。
北平和谈的联络员
北平和平谈判，苏静是唯一秘密进城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在协议上签字。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没看这封信，他也不能看这封信，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去宋庄向林彪汇报了。
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宝珊，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今明两天要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荣桓、聂荣臻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说明情况。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苏静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这时，邓宝珊去到内屋，将信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1924—2007，傅作义长女），算是“交差”了。而傅冬菊看罢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
苏静明白邓宝珊会怎样处理这封信，当然也明白自己如此“交差”，如果上头追查下来，会是什么后果？如果苏静和邓宝珊去到傅作义那里，就让邓将信给傅看，或是向傅讲起这封信，或是追问邓是怎么处理这封信的，非要邓立马给傅作义看信不可，傅作义会不会拍案而起，撕毁协议，鱼死网破，血战一场？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要求给他指定监狱：“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苏静能当十万兵”——北平和平，“联络员”苏静又当多少兵？
“我与林彪关系最密切”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即便要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夫妻俩上街买双鞋，有时也难免意见分歧。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公公婆婆，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
都是名将，等于都不是名将，没有名将。
“九一三”事件，那架256号三叉戟一声巨响，苏静可差点出名了。
听说江青把他的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了，在“引火烧身”大会上，这位严谨、精明、精细、机智、灵活的原四野副参谋长，仍然直通通地说：“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
妻子气坏了，说你傻到家了。
苏静说，我参军后，从红一军团到115师，从东北野战军到四野，除平型关大捷后他负伤，在后方、去苏联养伤外，战争年代都在他身边工作，关系能不密切？那时没有“九一三”，那时他是共产党，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信任他，关系密切怎么了？
周恩来问苏静：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孩子就没去过林彪家？
苏静回答：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
苏家和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一条街，晚饭后散步十多分钟就到了。可解放以后，他只去过林家两次，一次是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他找林彪征求意见。一次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他去前还特意请示了周恩来，回来后未对任何人讲。
在铁道部支左差点被打倒后，有人知道了他和林彪的关系，说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凭这个，你注定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了，谁也打不倒了。
苏静笑笑道：“那时在林彪身边工作的人多了，我和他就是工作关系。”
老将军说，战争年代，很难找到像我这样在林彪身边工作那么久的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认为他在战争年代是有功的。还有，在他身边那么久，是有感情的。那时，他去我们情报处的时候最多，我去他那儿的时候也非常多。可以说，无论毛家湾多么戒备森严，我想去見他是见得到的。但我不会去。一是没有直接工作关系，二是他过去受伤，身体不好，不便打扰。特别是当了副主席，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后，就更不能去了。
他若是趋炎附势之人，就不会那么淡泊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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