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光

　　奔赴新疆

　　1938年秋，武汉失陷。王为一来到陪都重庆，同相别大半年的赵丹聚首了。当时赵丹精心导演的话剧《阿Q正传》正在演出，王为一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的《为自由和平而战》也上演了。

　　在重庆，赵丹和王为一同台演出了《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全民总动员》等舞台剧。演出这些戏，都是社会团体组织的，以在重庆的名演员同台演出为号召。他俩发现，一台戏，演员们的表演方法很不统一，很不协调。大演员们各有一套吸引观众的表演手法，真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赵丹和王为一感触很深，认为演戏除了达到某种思想意义外，还应当在艺术上力求完整统一，但如何做到这点却茫然无所措。正在这时，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渐渐通过翻译书籍传播到山城来了。这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希望中国也建立一家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似的剧场，从而建立起有中国传统的戏剧表演体系。为此，最好先有机会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观摩学习，当时这只是空想。这种思想也感染了十多年来在舞台艺术上志同道合的舞台设计家朱今明。有个晚上演戏散场后，三人在静寂的马路上漫步，一路上谈论着美好的理想。虽然没有什么结论，但一个朦胧的信念开始萌生在他们心中。

　　偶然的机会，他们在重庆一个全国报纸展览会上，看到一份印刷很差的《新疆日报》，其中有条消息说，迪化女子中学举行班际话剧比赛。学校举行话剧比赛。这是全国其他大城市未曾有过的盛举。他们不久又读到一本杜重远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其中着重写了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六大政策”。更为吸引人的是，新疆有许多苏联专家在帮助建设，每年新疆要派遣许多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等。杜重远是办过抗日刊物的著名爱国实业家，杜的书他们深信不疑。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幻想着先到新疆，再请新疆方面派往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就可以筹建中国艺术剧院，建立中国的戏剧表演体系了。

　　可是怎么去新疆呀?从哪儿找门路呢?偏巧，报上登载了新疆学院委托重庆生活书店招生的广告，而生活书店一位编辑史枚叉在这时为出版王为一的剧本找王联系。王为一趁机便问史枚，生活书店和新疆的关系，得知茅盾、张仲实和杜重远已在新疆工作，生活书店正计划在新疆成立分店。这些消息更增强了他们去新疆的决心。他们即问：“生活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先生能否介绍他们去新疆?”

　　两天之后，史枚来说，邹韬奋同意介绍并约他们面谈。与邹韬奋见面时，韬奋鼓励他们去，答应就打电报给茅盾、张仲实和杜重远。数日后，茅盾等回电，此事已告盛公，表示欢迎，但“新疆条件很苦，要三思而行”。他们三人认为去新疆并非为了享乐，请邹韬奋再去也表示他们的决心。茅盾再回电时，就说欢迎他们去。并希望多邀些人，和置办些用具去，经济和交通问题可与新疆驻渝办事处接洽。

　　这样，去新疆便成了定局，但又不能宣扬，因为盛世才是“反蒋”的。蒋介石对新疆虽然鞭长莫及，但在兰州一带驻有嫡系军队严加防范。因此他们只能悄悄告诉知己朋友，朋友们多有表示愿意同往的。他们表示此去前途未知，若有作为，再邀大家去也不迟，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他们三人私下商量，作为建立一个剧院的体制来说，赵丹和王为一可以抓导演和表演部分，朱今明抓舞台工作，但缺少一个剧院的组织者。他们想到了徐韬，他是这方面的理想人才，又是十多年的老伙伴。徐韬此时在广东曲江，是演剧一队的队长。他们立刻去信告诉徐，如同意即来重庆。另外，想到应该有个专搞舞台音乐和音响效果的人，赵丹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出来的青年演员易烈。

　　就这样，四对夫妇，赵丹和叶露茜、王为一和俞佩珊、朱今明和陈瑛、徐韬和程畹芬，加上易烈，外带赵丹的一岁儿子，抱着梦一般的幻想，搭上长途汽车向兰州进发。在兰州，妇女孩子搭乘运输机去迪化。男人转乘卡车带着行李和一些舞台用具过星星峡入新疆到迪化。

　　梦想破灭

　　他们一行被安排住在南梁招待所。先行到达的妻子们一见面就向他们透露：“茅盾夫妇看望过我们，要我们注意说话和行动!”大家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茅盾来看望他们，悄悄说：“新疆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韬奋来电报时，我们三人商量还是不让你们来为好，但是不能直说。我们就对盛世才说，赵丹他们都是大明星大演员，生活优裕，来新疆怕吃不了苦。盛同意按这个意思复电。我们回电是想暗示你们不要来，谁知你们没有理解，只好让你们来了。来了就不能随便走了，想法定个两年计划，替新疆做些工作，等你们计划完成，再提出回去!”

　　听了茅盾的一席话，他们热情受挫，全身都凉了，来新疆前的美好理想恍如隔世。陌生的迪化对他们面孔冷漠，这两年将怎样度过，他们完全茫然了。后来他们听说周恩来得到他们离开重庆的消息时，曾派冯乃超阻止他们来新疆。可惜晚了，那时他们已经到了星星峡。

　　盛世才请他们几个男的吃了一顿饭，茅盾、张仲实、杜重远三位作陪。盛世才身材不高，但很壮实，面色铁青，眼有杀气，一对浓眉三角眼，两片嘴唇厚而黑。事前茅盾已提醒他们，所以席间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话。盛只是随便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并嘱咐茅盾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

　　他们计划成立一个实验剧团，吸收一批学员。两年后这批学生培养出来，他们也算完成在新疆的计划了。杜重远从伊犁回来，就去看望赵丹等，得知他们要演出没有演员时，拍着胸脯说：“我支持你们，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和新疆学院的学生合作，排演了抗日剧目《战斗》，作为送给迪化观众的见面礼。演出成功了，也引来非议，认为杜重远在拉势力。冷风吹到杜重远那里，耿直的杜重远咽不下这口气。他在中秋晚会上发牢骚，消息立刻传到盛世才那里。

　　有一次，盛世才与茅盾他们讲完工作后。找茅盾查询，说：“听说杜院长在茶会上讲了一些很不妥当的话，说什么在新疆不能太出风头，太出风头会有人嫉妒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茅盾一听，便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尽管如此，客观影响不好。大家来热心工作，怎么能说太出风头不好这种话呢!”一向谨慎的茅盾觉得不对头，回家后立刻与张仲实商量，并劝杜重远谨慎些。后来，盛世才又在茅盾面前讲起杜重远讲话中的问题。

　　赵丹他们在演出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赵丹等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的话剧《故乡》，原作的背景在东北，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据说，盛世才很不高兴。

　　被捕入狱

　　赵丹等人在筹建剧团的过程中，已从茅盾处得知杜重远被软禁了，不久又听说被捕了。杜重远究竟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呢?他們同杜虽素不相识，但杜是他们来新疆

　　的介绍人之一。他们才来不久，就发生了介绍人被捕的事情，这不能不使他们对新疆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不久，茅盾告诉他们，他一家为了奔母丧要回内地去了，还说张仲实也已经请假去参加伯母的丧礼。这消息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在新疆已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茅盾走前答应赵丹他们，等到了延安，一定设法让他们离开新疆。

　　他们压力越来越大，连赵丹扮演一个丑角，因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岳父的形象酷似，引起盛世才的不满。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理想和热血化作一盆冷水。

　　忘不了那一个深夜。夜很黑，透出深沉的忧伤。茅盾走后两个月，几个便衣悄悄闯进赵丹和徐韬住屋搜查，说公安管理处李处长请他们去谈话，就把两人带走了。

　　王为一、朱今明和易烈三人无处求援，只得联名写信给盛世才，申诉大家来新疆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开拓戏剧事业，没有犯罪行为，恳求释放赵丹和徐韬。盛复信说，赵、徐犯罪证据确凿，正在审讯中，望你们安心工作。他们再去信说，赵、徐来新目的和我们三人是一致的，如赵、徐有罪，则我们也有罪；如我们无罪，则赵、徐也应无罪。我们愿以几家人的生命担保……盛再没有理他们。

　　他们不敢向内地联系，因为新疆的邮电检查特别严，一旦查出恐对赵丹、徐韬更为不利。他们困在烦恼之中，除等待别无他法。

　　1941年3月，一个黄昏。三人正在排练于伶的剧本《夜光杯》，突然接到公安管理处的电话，说李处长要三人去谈话。他们知道事情更糟了，也要进监狱了。三人默默地向新疆人民视为虎口的公安管理处徒步走去，在传达室报了到。一个矮小的中年人，伪笑地和他们打招呼，让他们上停在门口的汽车。这是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在新疆极为稀有。他们来新疆一年半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享受，也就是这辆车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是一个春寒刺骨的日子，这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

　　有人问，他们既然不想呆在新疆，为什么不设法跑呢?要知道，新疆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使人只能束手就擒。由内地进了星星峡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遍地是沙石，城镇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所有的交通工具又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不经批准是寸步难行的。再说迪化特务密布，自他们成立了剧团，上面就派了“爱好戏剧”的坐探来监视他们。茅盾住宅的巷口，有个摆摊卖衣帽的中年汉子，据后来知道就是个特务。盛世才要抓你，你是躲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他们三人被分别关在三个牢号里。这里条件恶劣，对“犯人”苛刻，连放风都是单独进行。王为一进监狱两年都不知道同狱是些什么人，更不知道赵丹和徐韬在什么地方。劫后余生

　　赵丹被关押在重政治犯的第二监狱。进狱后的第一件怪事，就是狱警在给犯人开饭时，只准赵丹伸出左手接馍馍，而且只准吃三个。有次监狱官查号时，把赵丹家属送来的书全部没收，只留一本高尔基的《三人》，说只准他看这部《三人》。赵丹莫名其妙，直到审讯时一再追问他来新疆搞阴谋活动是听谁的指使时，他才醒悟，原来是在诱导他说出是杜重远、茅盾和张仲实三人。赵丹矢口否认。特务使用细皮条将他一只手的手指绑在长凳上，用木板抽打，打断一根再换一根，直打到皮开肉绽，再在血肉模糊处撒上辣椒末，使赵丹痛厥过去。赵丹经过多次莫名其妙、故弄玄虚的审讯，最终被定为“托派”罪名。其他几个人的遭遇也大体如此。易烈在五人中最年轻，却已离大家而去。他在狱中生病时，被打毒针后通知汉族文化促进会保释出去便死了。

　　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清理积案，许多犯人陆续被释放。他们仍然在押，但陆续被调整到一个狱室，狱规也放松了。他们都被派在狱中做工，行动比较自由一些。一个曾经和赵丹同过牢房现在狱中管理档案的老犯人，悄悄地把一份杜重远案的在押犯人花名册给他们看，他们五人的名字都在册上。此案共49人，每人名下填着年龄籍贯、入狱年月等，最下面一方格是注明犯人生死的。凡已死的就填“死”字。49个空格中除了他们四人和史枚外，均已填上了“死”。史枚是自己单独联系，带了一家人到新疆来的，与他们同期被捕。他们几个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据分析，可能得力于周恩来的营救。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就组织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給盛世才，要求释放他们，报刊也发表文章声援。延安的文艺界也联名写信给盛世才营救他们。这些声援和营救活动对盛世才肯定不无影响。盛世才离新后，他们终于在1945年2月走出了监狱大门。

　　他们四人获得自由时，他们的家属已经离开了新疆。原来。在他们被捕后，妻子们都成了叛逆家属被放到女子中学当教员。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不久，她们被送回内地。她们临走时要求见丈夫一面，公安管理处声称，到了哈密就能见面了。她们以为丈夫也被释放，安排在哈密和她们团聚，然后一起回内地。谁知她们到了哈密，直到上飞机还不见丈夫，忍不住问机场的人，回答说：“你们走吧，他们不来了。”妻子们悲痛地以为丈夫被处死了，泪水夺眶，含恨离去。她们历经艰辛、备尝困顿，踏上了归途。

　　国民党当局当然想利用他们，特别是赵丹这样的名演员，来开展新疆的文化活动。省党部宣传部长兼中央文化运动会新疆分会主任孙浮生，把他们安排住在文化运动会宿舍，动员他们留在新疆工作。他们坚决谢绝了。孙浮生又提出要他们演一个戏，跟新疆的观众见见面。这一点他们只好同意，但拒绝排演替国民党宣传的剧本。他们组织一些学校的教员排演阳翰生的《前夜》。演出后，孙浮生仍不放他们走。看样子，他们是被变相扣留了。

　　他们决定把情况告诉重庆，要求营救。但与重庆联系很不容易，一旦被特务发现，处境将更为不利。最好的办法是能在长途台总机直接和重庆的亲友通话。赵丹想起他在监狱里曾经和电讯局局长同过号，可惜他已经死在狱中了。他们想可以到电讯局长家里找他夫人摸摸长途台的情况。赵丹和王为一去局长家找他夫人，发现局长家的隔壁就是长途台的机房，仅一个人值班。局长夫人同情他们。两天后，他们终于和重庆的亲戚通上话。

　　王为一有个妹夫在重庆电讯局当会计，王为一要妹夫把他们的处境和要求告诉史东山。史当即找了阳翰笙，阳再要求当时的中央文化运动会的主任张道藩帮忙，张曾在国外学戏剧，1939年在重庆演出《全国总动员》一戏时和他们有同台之缘。他用总会的调令向新疆分会调他们回重庆。

　　回到重庆以后，中共党组织为了表示对他们四个人政治上的爱护，组织了进步的“中国戏剧艺术社”，演出茅盾的新作《清明前后》，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对国家和人民的毒害。他们四人被放在演出的重要位置上，使国民党和广大群众知道：赵丹等四人回来了，还是属于进步阵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