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美国的对华政策和马歇尔使华

　　1945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在通往中国北方的各条铁路线附近相继爆发军事冲突以后，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当赫尔利向杜鲁门总统流露此意时，杜鲁门表示政府依旧支持他，希望他尽快回到中国去。总统的保证让赫尔利终于放心了。但是国会议员们却对他提出了严厉指责，认为正是他全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把中国的战后形势搞糟了——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广大的地区确立政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国民党大规模援助，这一切都助长了国民党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气焰。即使美国人的本意，是想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以达成政治协商，但实际上国民党重兵在握内战已经无法避免。赫尔利突然想到：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他给总统的报告，都是极端机密的文件，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国务院有人出卖了他还能是什么?恼怒之下，赫尔利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演说，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辞职，理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国务院里的一帮亲共家伙左右着。消息传来，杜鲁门对赫尔利的出尔反尔难以置信，他感到是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的人选的时候了。

　　此时，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仍然处于为难之中：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在中国还有近三百万的日本人，其中约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除非我们确知这股力量是被消灭了，否则，即使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仍可以靠他们在争夺统治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另一个办法也是同样行不通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人从大陆上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美国人民是永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因此，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看法很简单：国民政府必须容纳目前已具备完善组织的其他政党，在这一点上必须迫使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妥协。要让蒋介石知道，他要是不这样做，美国就会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同时也要让毛泽东知道。如果共产党不肯作出让步，美国就将全力支持国民党，包括按照国民党的需要把大量的军队运往中国北方，这对共产党显然没有任何好处。而能够得到美国朝野一致认同的对华政策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也不希望卷入中国内战。应该努力把中国纳入民主政体的建国轨道。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在战略上还可以“节制或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能够代表美国的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马歇尔重回华盛顿。在与杜鲁门、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

　　“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

　　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

　　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

　　1945年12月20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二战”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魏德迈卸职回国后写过一个《魏德迈报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马歇尔将军抵达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就走错了关键的一步。

　　对美国人，蒋介石爱恨交加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大规模援助，但同时他与美国总统派来的驻华美军司令官、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矛盾重重。从维护美国和盟军的根本利益出发，史迪威坚持认为，只要是抗日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应该得到美国的物资支援，以便让所有的抗日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出应该把封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调往抗日前线，因为那条封锁线“吸住了大约二十万最好的政府军队和五万共产党人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国偏远的大西南撤退的时候，史迪威建议罗斯福总统委任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以“阻遏日军的深入”。这个建议让蒋介石认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他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去电，要求明确史迪威在中国的职称、职责、权力以及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了不影响中国的抗日战局，罗斯福最终撤换了史迪威。回到美国的史迪威对中国的局势依旧关切，1944年7月他的判断是：“中国在日本人

　　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

　　毫无疑问，赫尔利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因为当罗斯福总统对是否让史迪威离开中国而犹豫不决时，赫尔利的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的判断对罗斯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赫尔利来到中国没多久，就因为明显地偏袒国民党而受到美国朝野的激烈批评，这令蒋介石再次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得知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来华的时候，国民党内不少人持强硬的反对态度。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认为，美国派任何人来都比马歇尔合适。他对蒋介石说：“国共间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若由美国出任居间，使苏面子过不去，徒生阻碍，此其一。照我观察，共方利于拖延，俾有时间整军以待我。美方对于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此其二。国共问题，据我推测，调解之机会极少，马歇尔将军英雄人物，为世所称，此番出任调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下场?其咎若诿之我方，我又将何以自处?此其三。”蒋介石听后最终选择了沉默。陈立夫说：“将来得不偿失，悔之晚矣。”

　　12月21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而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

　　毛泽东对马歇尔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他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共产党人知道，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意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就在几天前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申：苏军之所以还留在中国东北，是为了“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接受他的意见”。

　　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首先代表毛泽东对马歇尔来华表示欢迎，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问及“如何解决中国政府民主化”的问题时，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可以保证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的领袖地位及国民党在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地位。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这种由两个对抗的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这种障碍是国共两党之间经过多年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国共谈判和停战协定

　　12月27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

　　马歇尔希望，在来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但他一旦卷入中国的政治旋涡中，便立即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

　　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

　　一、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及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例外；

　　三、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

　　四、一切军队维持现时位置。

　　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

　　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赤峰和多伦是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占领了那里。就可以彻底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使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陷于孤立，也便于对华北解放区形成包围。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协商军队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

　　此时已经是1946年1月9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

　　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1月10日凌晨完成。

　　鉴于停战令传达到双方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部队需要时间。协定规定1月13日午夜12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定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地的命令。

　　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已经攻进山西曲沃城，激烈的巷战正在进行，但是协定规定的停战时间到了，陈赓只好命令部队撤离战场。而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正在攻击山东聊城，战斗自1月4日开始后，外围作战十分顺利，土工作业已经完成，总攻时间定在13日。结果，12日接到刘少奇发自延安的电报，要求战斗必须在13日24时前停止。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电报也到了，说若13日24时不能攻克，部队就必须撤出战斗。司令员陈再道急了，命令五旅和六旅提前攻城。虽然炮兵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战斗进行到天黑，双方依旧在突破口上进行着拉锯战。午夜12时，二纵不得不撤出战场。13日上午，距离停战协定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守住阵地，寸土不让。国共两军在大同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遇驾山相遇。抢占这里的是阎锡山的骑兵第四师，师长田尚志已经向部队下达了悬赏令：打死一个赏三百元，活捉一个赏五百元，缴一支步枪赏三千元、机枪赏一万元。但是，当冀晋军区各团开始进攻并对敌形成包围之后，国民党兵开始溃逃。这里的百姓都出来帮助共产党军队作战，大批青壮年堵在通往大同的铁路和公路上抓俘虏，最后除了师长田尚志带领数百名官兵逃回大同外，冀晋军区官兵和老百姓打死打伤和俘虏千余人，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二十多挺。此时已经是14日凌晨4时。

　　政协会议和政治协议

　　停战了!

　　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125000美元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

　　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

　　军调部委员是：美国委员：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国民党委员：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共产党委员：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有外国记者对此评论道：“一个国家如此信赖外国的代表，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国内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梦幻。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1月31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1911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现在，这一目的至少在纸面上和舆论上已经实现，如此不但打破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割据”之说，争取到将解放区问题纳入地方自治问题的范畴，而且还争取到了改组政府和实行“三三制”的承诺，即中共和民盟共占组成政府的三分之一名额，这已经达到了实施否决权的法定数字。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

　　“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一“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个地位与抗战期间国民党只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完全不同。周恩来说：“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周恩来的赞赏和马歇尔的失算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

　　C-47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协议充满期待。

　　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周恩来年谱》：“当时的中央会议还研究了新四军第五师撤到华中、恢复交通、东北问题、在行政院取得三分之一名额、中央要考虑搬迁的问题。”《毛泽东年谱》：2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拜会了马歇尔，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打算现在就将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因为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目前阶段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工业化、自由经济和个性发展。周恩来带给马歇尔一封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表明共产党人赞赏他为贯彻停战协定所表现出的公正与合理。而如果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能一直秉持完全公正的立场，共产党人准备与美国进行局部性的乃至全面性的合作。

　　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

　　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外国人或任何一种外国势力，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从不曾给中国带来任何真正的福音。

　　马歇尔乘着那架美国陆军航空兵专门为他改装的C-54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纷争与争战在这个国度已经上演了数千年，无数想成为这片土地的救世主的英雄豪杰均已成为历史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