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斌

　　1969年7月28日，牛田洋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袭击，部队官兵和到牛田洋锻炼的2183名大学生(其中最多的是学外语的学生)与台风、海潮搏斗的英勇事迹再次扬名军内外……同日，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护堤捐躯，壮烈牺牲。

　　牛田洋，一代外交官的特殊摇篮，从这里走出一百多位外交官——李肇星、马振刚……

　　周恩来总理的电话

　　那年代，地方的政府机构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汕头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喂!喂!我是周恩来，我是周恩来!……告诉你们!今年第三号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27号到28号晚登陆。地点是泉州到珠江口一带，但也不排除在闽东北、浙南登陆的可能。中心附近风力12级以上，并有暴雨。台风登陆后，如风力不减，破坏力将很大，希望各有关部门注意，要积极做好防风抗灾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一个八亿人口大国的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尤其还在“文革”混乱期间，各部门的工作处于瘫痪或者半瘫痪的状态，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汕头地区党政负责人，布置抗风抢险的工作，可见那一次的台风非同寻常!

　　周总理的电话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地方干部!汕头专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风抢险工作。指示下达到县，县下达到公社，公社再下达到大队，大队召开社员大会。

　　“总理亲自来电话了!”消息传遍了潮汕地区的各级革委会。有些人也估计到三号台风可能是特大台风，因为周总理都如此重视!7月26日，牛田洋生产基地办公室值班员由生产计划科助理员刘特荣担任。下午，潮阳县革命委员会打来了电话。

　　“我是刘特荣。”值班员接了电话。

　　“国务院有个通报，你们传达了吧?”潮阳县革委会的人问。

　　“不知道。我查一查吧!”

　　刘特荣翻看了值班记录本，没有查到有关的记录。这真是一个大疏漏!国务院的通报传达到了各县革委会，但是没传达到广州军区所辖的牛田洋生产基地!牛田洋却是这一声“惊雷”没炸到的地方!

　　潮阳县革委会的人火急火燎地说：“不用查了!告诉你吧，通报说有台风，风力强、范围大、移速快，路径稳定，向汕头来了。要求各级部门做好防风工作。”

　　“国务院发了通报?一定是强台风吧?”

　　“是!强台风，12级以上，有大海潮，还会降暴雨!我们以为你们早知道了，怕你们刚调防来不久防风经验不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吧。可要认真准备哟!”

　　“谢谢!谢谢了!”

　　可是，此时正在田间插秧割稻的战士和大学生都还不知道，他们仍在鼓足干劲比赛插秧抢红旗，并没有觉察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向他们铺天盖地而来……刘特荣赶紧向牛田洋生产基地的首长报告这个紧急情况。

　　灾后长镜头

　　“7·28”事件发生后，即引起了中央军委及广州军区的关注。

　　7月28日当晚，广州军区便派人抵达牛田洋组织抢救工作；7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就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处理好善后工作。紧接着，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率领慰问团到牛田洋慰问。

　　部队给大学生每人发了两套军装，是空军地勤服。

　　镜头一：尸横遍野

　　7月29日，台风过后的第二天，天热得发了狂。

　　大海已风平浪静，堤内堤外都是一片汪洋，黄浑浑的洪水在拍打着牛田洋堤岸。牛田洋哀鸿遍野，变成了人间炼狱。水陆交接处、堤岸上一片狼藉，杂乱不堪。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倒塌的屋顶、破败的竹棚、断裂的窗户、各种家具、锅碗瓢盆、草席被褥、衣服书籍、挎包皮箱……

　　部队的营房和物资已冲刷殆尽，只剩下几截竹子默立着。整个牛田洋都笼罩在悲天恸地的气氛之中。大灾难所产生的满目疮痍是目击者都无法承受的，人人心情都十分悲痛。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水里到处漂浮着尸体。罹难者的尸体和猪、牛、羊、狗、猫、鸡、鸭、鹅、鱼、蛇、鼠等等的尸体混在一起，密密麻麻的一片。那景象真是尸横遍野、尸浮沧海、尸陈堤畔!有的尸体被海潮冲积在堤坝的缺口回流之处、水闸涵洞口、河边竹林灌木草丛中。因为都是溺水而亡，尸体都异常肿胀。尤其水牛被灌足了海水，体态比活体硕大多了，四脚朝天，肚皮胀得鼓鼓的、圆滚滚的，好像随时都有爆破的可能，在阳光下发着刺眼亮光，随着流水到处游弋。

　　有人还穿着那一身橄榄绿的军装，扣得十分整齐，大多数尸体上只着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什么姿势，其尸体就成什么样子。他们生前是手挽手地组成人墙去阻挡滚滚的海潮，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

　　很多烈士尸体的姿势是相同的，他们的右手半握拳、胳膊举过了头。烈士在牺牲前的一刹那高呼着口号，最后表达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这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烈士由于一只手向上伸着，收拾尸体的战友给他们换穿新军装时都格外细心，谁也不忍心改变烈士牺牲时那悲壮的定格姿势。

　　最让人感动的是在一块很小的木板上，有两具尸体，他们各用一只手夹住木板，另一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头靠着头。打捞上来。一经辨认，两人是来自同一个单位。据说，他们“文革”期间原来还是对立派。在共同的灾难面前，可能最后相互宽容了，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平静而欣慰。就因为这次患难经历，后来许多“文革”中的对立派都抛弃了前嫌，消除隔阂，团结了起来。

　　到了7月30日、31日，有的尸体已经泡得惨白，仿佛被滚烫的开水煮过一样……

　　牛田洋一位团级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站在小山包上望着浮尸落泪：“我参加过锦州战役，有那么多的子弹、大炮打过来，可人也没这样成排成排地死啊!”

　　镜头二：打捞尸体

　　500多具尸体浮在牛田洋浑黄的水面。那些未被埋葬的战友的尸体会使活着的人感到恐惧，海水的浸泡和阳光的照射，加速了尸体的腐烂，而且弥漫着腐尸的臭气，传播着瘟疫疾病。尤其是水中的蚊子携带着疟疾病毒四处扩散，大多数的人开始拉肚子了。因此，及时处理尸体是当务之急。

　　第一天的打捞工作遇到了困难。有些人出发时还十分镇定，但一见到尸体，腿就打哆嗦了，尤其是见到那些挽在一起的尸体。去打捞的人昨天还与他们一起啊!他们在尸体中发现与自己情同手足的同班战友、同班同学，一块儿劳动，相互帮助，一起争夺牛田洋的“生产红旗”。可是现在，他们耕作的田地已成为汪洋，这无情的海水把他们阻隔成阴阳两界。去打捞的人泪如雨下，甚至晕倒在水里。

　　当晚，司令部会议决定：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参加打捞尸体的工作；容易动感情、见尸体就忍不

　　住哭泣的人不参加打捞工作；有直系亲属死于风灾者不参加打捞工作；还具体规定了许多细则。

　　490团的政委也是参加了这个规定的研究的，并亲自传达到本团。可是他自己破坏了这个规定。他与几名战士一起划着一条小船去打捞尸体。当见到两具泡得发白的大学生尸体时，他哽咽涕泣起来。他拼命想抑制住自己，可是忍不住，只能让自己纵情泪洒牛田洋。

　　流泪的不仅仅是团政委，实际上，差不多每条打捞船上的人都是以泪洗面，眼睛都是红肿的。

　　大量的尸体打捞上来，开始还给每具尸体用酒精擦拭，穿上军装，用一口棺材装上。棺材一下子当然没那么多。后来用草席卷上，再后来，只好往大卡车上扔。

　　大面积的尸体打捞后，剩下的要边找边打捞。到第三天，尚未被打捞上来的尸体已经重度腐烂发臭。一抓住手或脚，肉就烂掉分离了，腐肉粘在收尸人的手上，尸体会从打捞者手中滑走。有的尸体处理队队员抬起尸体，拿在手上的竟然只是尸体的皮，好像抓着一只透明的“皮手套”!

　　这时，协助打捞尸体的祜浦乡老乡想尽办法。有的用麻袋小心地兜过去，然后扎住麻袋口，提到小船上，以尽量保持尸体的完整；有的用门板轻轻地从水面斜铲下去，把尸体捞起来；有的用搭帐篷的方形帆布，每人拉住一角，从水里往上捞起，然后用绳子捆绑，再用床板抬到集中地，等待军车装运。

　　参加尸体处理队的战友，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尤其见肉色变。有的人就吃几个水果充饥……

　　数十年后，参加过打捞尸体的牛友，提起此事，都还潸然泪下。悲叹万分，唏嘘不已!

　　迟到二十七年的追认

　　风雨过后见彩虹。

　　当时，解放军官兵中的烈士都已宣传了。汕头市委副书记卢桂兰、汕头市委宣传部长黄赞发和汕头大学外语系主任侯江水都是经历了“7·28”抗风抢险的牛田洋战友，都未曾获悉死难大学生授予烈士之事，因此他们便积极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1996年初，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向江泽民总书记请示，能否追认1969年牛田洋“7·28”事件中蒙难的83位大学生为烈士，以慰藉英灵。

　　1996年7月6日，时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受江泽民总书记之托，前往汕头调查核实。

　　1996年7月10日，广州军区汕头企业局成立调查小组，奔赴全国各地取证。

　　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吃惊。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环境，却使这一已受到妥善处理的死难事件变得扑朔迷离。“7·28”事件后，死难解放军和大学生的情况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团以上领导知晓。由于当初给予烈士称号是保密的，大学生中的部分生还者曾经要求追认当年牺牲的大学生为烈士。

　　广州军区的原始档案表明，1969年8月，牺牲的官兵和大学生已经全部被给予烈士称号，并“通知烈士原籍县市革委会对烈士家属给予抚恤”，不过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亲人被镇压的，没有享受到优抚。

　　83名死难大学生当时已授予烈士称号。只是，有些烈士家属还不知道。

　　1969年8月15日，广州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在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抗灾抢险的情况简报》，电文记载：“在这次抗灾抢险斗争中，有83位同学光荣牺牲，对牺牲的同学已妥为安葬，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给予烈士称号，同时，通知烈士原籍县市革委会对烈士家属给予抚恤。现在，我们正进一步搜集大学生在抗灾抢险斗争中的好人好事，宣扬他们的英勇事迹，以教育部队学生。”

　　由于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有些死难者的直系亲属已被打成“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没有直属亲属的、直属亲属在国外的，以及革命烈士登记表上用红笔勾过的(个中原因不可考)，均按无人享受烈士称号处理。有些地方也可能没有落实好烈士抚恤和优待工作，因此，一些烈士家属对死难大学生已被授予烈士称号的情况，便一直蒙在鼓里。到1969年底219师全部调防，55军的番号则在1985年被撤销，许多资料已无法查找。

　　应该说，对牛田洋烈士的公开追认，是迟到了二十七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