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共和国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
他曾从中央警卫系统调整到兼管江青警卫工作，本文掀开神秘的面纱，再现高层警卫的真貌。
1968年的“三八节”前几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受杨成武委托，查找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
此事起因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鲁迅的手稿丢失。毛主席让周总理查，周总理又交代给了陈伯达、杨成武。杨成武在周总理的提醒下。想到了北京卫戍区。
傅崇碧立即根据一点线索，辗转追踪，最后查出手稿在中央文革小组，是经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之手，存入保密室了。他马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江青，可江青不在，接电话的是办事组的人。
在询问了卜信荣的情形后，傅崇碧要接电话的人将查手稿事告诉江青，自己马上赶到钓鱼台，他随即叫上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同行。黄昏6时15分，傅崇碧的两辆车到达钓鱼台东门。
在东门，傅崇碧告诉哨兵，已经和有关人员打招呼到16号楼来。他们随即给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打电话联系，是一位姓孟的人接的，当时没有给放人的明确答复，而是把电话转到了陈伯达的办公室。
陈伯达当时不在。他的秘书王保春听了这一情况后，同意傅崇碧等进钓鱼台。据当事人回忆，傅崇碧他们进入钓鱼台后，碰上了正在散步的姚文元，是姚领他们进了16号楼的会议室等候。
刚坐稳，江青就进门了。她高声吼道：“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傅崇碧被她喊得一怔：“在东门传达室联系过啊。”秘书冯正午也说：“在传达室打了电话。”
“给谁打的电话，跟谁联系的?”江青连连逼问。“陈伯达……办公室……”冯正午没见过这阵势，有点慌。“陈伯达在哪儿，办公室哪一个?”不等回答，江青就又发出一连串质问：“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我们报告过了，我们哪抓人啦?”由于始料不及，傅崇碧也有点招架不住。“傅崇碧，你就是没请示!”姚文元也加入进来。“你解放军带头这么干。在北京，在‘中央文革所在地，你就这么大胆，这还了得?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江青开始上纲了。
由于没有休息好，被江青、姚文元突如其来这么一刺激，冯正午紧张得一阵晕眩，栽倒在地，手中的公文包飞了出去。江青被惊吓着了，高叫：“他拿皮包打我!”
傅崇碧发现冯正午已经昏迷，这种情况以往也发生过，连忙叫人把冯正午抬到椅子上。可江青还不依不饶：“快检查一下，看他皮包里有没有枪和子弹。”
一阵忙乱后，傅崇碧已经趋于冷静：“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不可能!”江青依然不信。
傅崇碧拿出了“中央文革”保密室工作人员卜信荣的收条。江青叫来卜信荣，又下令搬来了四只箱子，核对确是鲁迅手稿无误，对此没什么话好说了。但她把气撒到了卜信荣身上，说他是坏蛋，叫人把他抓了起来。
卜信荣被带走后，江青又虎起脸，朝傅崇碧说：“你的事没有完，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第二天晚上，江青在16号楼开会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进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还说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她的腰部。姚文元则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给傅崇碧安了个“武装冲击钓鱼台”的罪名，这件事自然和负责保卫的我们警卫二处有关系。事情发生的当晚7时30分，汪东兴就和我通了电话：“一，我担心驻地警卫出问题，因新兵多，要注意；二，我担心内部人员出问题；三，我担心首长外出出问题。你们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又召集警卫会议，参加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警卫一、二师，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
接着，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的安全警卫，作了新的规定。杨成武一共讲了七条：一、任何一个人进这五个地方，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得到同意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或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处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
三天后，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又打电话给我，除了再次重申杨总长的七条外，还嘱咐说：“今后凡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开会的首长，如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他们的随员可以进去送送药，做些临时性的事情。”
过了些时候，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人民大会堂向有关人员交代：要保证中央12位首长进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时的畅通。现恢复原规定，能够看清车里的人就行了，出入时车内不需要开灯，也不停车检查。
汪东兴还召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部分干部，就警卫工作打招呼。其要点是要改变一下警卫形式，首长乘车也将改变。他说之所以要改变，是毛主席亲自作了指示：常委外出带前后卫车，可以不打电话，但要带上武装警卫。毛主席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提高警惕。”
谈到钓鱼台的警卫时，汪东兴说：“二处的任务很重，邬吉成、毕景荣、李连水昨天已做了分工。首长外出随卫任务由警卫团搞，沿途的路线也要搞；生活服务由张振良负责。在16号楼开会时，二处要照顾好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这几个人。”那时除了政治局常委外，江青外出时，也有前后卫车护卫了。
“武装冲击钓鱼台”的余波，直到“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倒了霉，仍涟漪不断。保卫对象的保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来。4月4日下午，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还是要交代江青的警卫问题，要我们二处全体人员在驻地等他，还核对了名单。
2时半，汪东兴到了钓鱼台，简单询问近期警卫情况后，他说江青要和大家见面。可汪东兴去了江青那里半小时，返回时说江青有事来不了了。就由他本人对我们二处作了几点指示：一，要派一个科长加一个新同志和周金铭共同担负江青的随卫任务；二，邬吉成要多考虑全盘工作，不要老跟车搞随卫了。
回溯在钓鱼台的日子，我个人觉得故事多、感慨多的就属江青
了。江青本来住在中南海里，她的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主席警卫的汪东兴管。江青的花样多，喜怒无常，汪东兴对她的事很挠头。
我和警卫二处去钓鱼台负责警卫时，江青已经搬进那里多时，汪东兴就把江青的警卫工作交代给我兼管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免不了要和江青打交道了，当然最初还不是面对面的。
我们刚进钓鱼台时，江青住5号楼，当时她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还不够专门警卫资格，连专职秘书也没有，只有一位原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孙立志跟着她，既当随卫，又兼管文件的收发。新安排到江青身边的原来专车运输处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兼着负责她的生活事宜。
我印象大约是在1967年初，江青搬去了11号楼，因此人们一度以“十一楼”代指江青。江青搬到11号楼后曾患过一次重感冒，毛主席曾亲自到11号楼看望江青。在我记忆中，那好像是毛主席最后一次进钓鱼台。
在这里住了约么两年。大概是因为11号楼离12号楼太近，又是12号楼的附属楼，江青感到不方便，就又搬到了10号楼，还把17号楼的小社堂作为她开会、会客和看电影的专用活动场所。后来甚至连打桥牌、请理发师做头发都在17号楼。
17号楼，等于是个多功能楼，有个礼堂，可供召开较大的会议，还可以举办娱乐活动、放电影、跳舞什么的。只有几个服务员住在里面，没有供首长和外宾住的高级套间。江青请新华社摄影部的负责人和一些著名的摄影师，为她在17号楼布置了一个很不错的摄影室。登在《解放军画报》封面的那张著名的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大照片，就是江青在17号楼的摄影室内照的。
众所周知，江青爱好摄影。除了在17号楼摄影室，她还常在院内找些景物，或以警卫战士为主题拍摄照片。有一天晚上，皓月如盘，江青来了灵感。她在17号楼前的松柏周围，架设了几支荧光灯；又从二处挑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卫参谋，要他斜挎冲锋枪，站在松柏下做模特，按照她的要求摆出各种造型，然后噼噼啪啪地按动快门。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江青整整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收场。当模特的警卫面对强烈的荧光灯，眼睛被晃得十分难受，但也不得不忍耐着。江青的这幅杰作被刊登在1970年《解放军画报》8月号的封底上，标题为“提高警惕”，有些文章中称之为“月夜哨兵”是舛误。
照片发表时的作者署名为“大海”，但据知情者回忆，江青自己原来选用的署名为“高山”。当时《解放军画报》的负责人见此，托送照片的人传话给江青，最好不要用“高山”署名，因为画报社有个名叫高山的人，还犯过错误。江青采纳了画报社负责人的建议，改用了“大海”。但她还是很喜欢“山”，“江上有奇峰”嘛，所以她就又想了一个笔名“峻岭”。
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心血来潮，提出要学开汽车。那好像是在1970年到1971年间的事，江青处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吩咐警卫处汽车修理厂改装了一部红旗轿车，增加了一个制动器，作为教练用车，教员就由给江青开车的司机李子元担任。
江青向来任性，学车根本不听教员的指导，车被她开得像脱缰的马，有时撞到马路牙子上，还有一次直直地冲进了警卫人员种的蔬菜地里。后来，她觉得汽车比较难于驾驭，兴致也不似开始时那么高了，便再也不碰了，小李这才松了口气，感到解脱。
江青在讲到自己的时候，总爱自诩不脱离实践、不脱离劳动。她举的最新的例证，就是在钓鱼台内和身边工作人员种蔬菜，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甚至还搞了块试验田种植中草药。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曾对中南海的警卫、管理人员提出过不要种花，花虽好看没有实用价值。还是种蔬菜好，种菜可以改善伙食。从那以后，中央首长的住宿区域，都种上了一些蔬菜瓜果杂粮。
钓鱼台国宾馆也不例外，偌大的庭院里也种了一些蔬菜。我们警卫二处一进钓鱼台，就在办公和驻地的楼房前的空地上开辟了蔬菜地，并逐步扩大，种了各种品种的蔬菜。
关于种蔬菜、搞试验田及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等事，确实都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发生过，也确实和江青有关系，但要说到她参与劳动和实践，就要大打折扣了。
先说种蔬菜，她只是散步的时候偶尔绕过来看看，没有在此流下一滴汗水。
搞中草药试验田的主意，的确是江青想出来的。对此她一窍不通。当然绝大多数人对此也一窍不通，所以她拉上了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跑到了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中国中草药研究所参观了一通。
她从研究所要了十余种中草药的种子，带回钓鱼台国宾馆。然后吩咐在17号楼小礼堂工作的人员，在楼前开了一小片地，播上了种子，名日中草药试验田。
此外，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子的另一处，也是在江青的提议下，由钓鱼台国宾馆的工作人员种了一片水稻实验田。对这两块试验田，她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从未躬身参与过劳作。这些事大致都发生在1970年前后。
1973年，不知是何缘故，引致江青突发奇想，要在北京这种冬寒地带，进行茶树种植试验。她说：“过去都说茶树不能过长江，我要叫它过黄河。”
江青生出这个念头后，由王洪文跟浙江省打了招呼。保卫钓鱼台的警卫二处，专门派了一位科长到杭州，在当地有关部门指点下，挑了四棵最好的茶树，是很大的成树，用空军的运输机空运到北京，也栽在了17号楼前。
为了护养这四棵茶树，还专门从生产纯正西湖龙井茶的杭州梅家坞，召了两名熟悉茶树种植的青年茶农，入伍穿上了军装调到北京进了钓鱼台。春天种下后，经过一个夏天的精心护理，成树是活过来了。但到了冬季，虽然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各种保暖措施，茶树还是受了严重冻伤。第二年开春，其中一棵已经处于半死状态，剩下的三棵情况也不妙。因为是很珍贵的茶树，江青眼看着没有办法挽救，赶快让起出运回了杭州。
勇于革新和注重试验，这在今天无疑也是值得嘉许的精神，但在这之后，还要有全身心的投入和对科学的讲求。江青的革新和实验，多数带有心血来潮色彩；而且她的革新和实验，没有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福祉，倒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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