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珩

　　1968年的春天，北京的中学生们已经逐渐淡出“文革”政治的狂热，在那种既无学校束缚和学业压力，又对前途茫然和百无聊赖的环境与心态下，阅读小说和野外郊游成为当时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小说大都是从不同图书馆中偷出来的，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中外文学作品，辗转流传于中学生的手中。不但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如数家珍，就是像傅雷、高名凯、傅东华、张谷若、周煦良、金人这些翻译家，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实际上，早在1967年的下半年，传看中外小说之风已经开始，许多有办法的同学能在半年多时间中读完几十本名著。

　　生活的另一项内容则是开始在北京的郊外寻找更能愉悦身心的野趣。

　　1968年的北京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大，就是今天的“城八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尚是城市边缘的农业区域。虽然不少中学生已经经历过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的“大串联”，在全国不少地方大开了眼界，但北京的郊区对他们来说也还颇为陌生。

　　有时候对今天的年轻人说起昔日的郊游，他们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交通工具，那时不但“私家车”是天方夜谭，就是长途公交车也很少有人去赶。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都是靠自行车蹬去蹬来。四十年前没有“驴友”的称谓，但我们的确是最早的一代“驴友”。

　　当时的颐和园、圆明园遗址、香山、卧佛寺、樱桃沟、八大处这些地方，对家住城区的中学生开始还有一定的吸引力，骑上自行车往返一天，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而对于住在海淀区的孩子们来说，更如私家园林一般，于是玩来玩去，大家就觉得不过瘾了，开始计划远足。

　　再远些的地方，可以到门头沟的戒台寺、潭柘寺，海淀北安河迤北的鹫峰、大觉寺、凤凰岭，南郊大兴的团河行宫遗址，东面通县的燃灯塔、潞河中学，甚至骑自行车去三河。至于一直骑到金山岭长城和北戴河，则已经超出了郊游的范围，就又当别论了。

　　印象最深的是骑车去昌平十三陵，大家相约早晨六点出发，沿着京昌公路一直往北，那时北京到十三陵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柏油马路，马路两边是笔直的钻天杨，一路上很清静，偶有解放牌大卡车呼啸而过，却很少能看到小汽车和旅行车，倒是很多马车和骡车，从我们自行车队伍旁缓缓经过，被我们一一甩在身后。从德胜门集合上路，到十三陵大约要两个多小时，现在每次开车疾驰在京昌高速路上，我总会想起那时骑着自行车的情景。

　　暮春时节，十来个中学生结伴而行，一路上并不觉得辛苦和劳累，时而欣赏着路边的景色，时而讨论着最近读过的小说，从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到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到徐讦的《风萧萧》，有争执，有感悟，是一种新奇感，也是一种互相炫耀。不知不觉中，六十多华里的路程就被留在身后。骑车到十三陵神路，总会流连小憩，抚摸那伫立了四百余年的文武翁仲，徘徊于石相生之间，不免浮想万千。之后再从长陵骑到定陵，于每一个可到之处尽兴浏览。那时的定陵不开放，长陵也长满蒿草荆棘，只能从外面看到宫殿的绿甍红墙，整个陵区给人一种荒芜和萧瑟的感觉，如今陵门外日日停着轿车，挤满旅游团队，导游举着小旗招呼游客，相比这一热闹光景，昔日那种苍凉味道可真令人怀念。

　　春末夏初，十三陵水库的水还很凉，即便如此，大家也不会放弃在水库游泳的计划。从长陵到水库边已是中午时分，匆匆吃了带来的午餐，再到大坝上眺望一番远近风光，便会顺着高坡下到水边。那时水库的四周非常安静，一眼望去绿色环绕，波平如镜，周围没有禁止游泳的标志。大家跳入水中，几步之后便深不见底，为了逞能，虽然不敢游得太远，少也是百米开外。于是几个人不免相互招呼，比赛着看看谁游得最远最快。今天想想也觉得后怕，周围空旷无人，仰望云天万顷，真有紧急情况，绝对是没有人来救助的。

　　爬上堤坝，躺在高坡上晒太阳，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空。碧蓝如洗，久了，会有些眩晕的感觉。这时大家的话不多，远没有一路上骑车来时的兴奋，仿佛将整个身心交付给大自然，沐浴着，也依偎着。一两个小时就这样慢慢流逝，后来有人提议去爬水库边的水泥高塔，那高塔是水库闸门的装置，塔壁的一侧嵌着一根根可以踩上去的铁蹬。每根铁蹬之间大约五十公分，组成一道窄窄的、直上直下的铁梯，可能是为检修人员爬上去用的，有七八层楼高。孩子们好奇，更是争强好胜，比比谁的胆子大，于是依次攀了上去，我们那次居然留下了照片，现在看看也还是惊心动魄。

　　如此在十三陵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开始骑上自行车返回。当我对今天的年轻人谈起，他们会说我们像是在完成“铁人三项”，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十多个小时的高强度运动，也足够让他们深深羡慕和折服。

　　在四十年前的“郊游热”中，最令中学生引以为豪迈的地方就是房山区的上方山云水洞和北面昌平的沟崖这两个地方，凡是去过的，回来都会绘声绘色地吹嘘，让周围的孩子们艳羡不已，就像今天仅仅去过新马泰的人只能算是“小儿科”，沟崖和上方山就像是美国和欧洲，提起来会令不曾远足过的人顿感黯然。

　　1968年夏秋之际，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上方山和沟崖。

　　上方山距离北京大约有六十多公里，位于房山区韩村河镇。我们一行五六个同学，相约在广安门见面。从广安门外上一条通往西南方向的公路，骑车四个多小时才抵达入山的第一站——圣水峪村，从圣水峪前行，就不能再骑车了，都是碎石山路，只能将几辆自行车寄存在村里，背着行囊和炊具步行进山，直到接待庵、云梯才算是真正开始登山。

　　上方山是佛教圣地，始于北朝东魏时期，经隋唐辽金，至明代达到全盛，寺庙有一百二十座之多，清初已渐衰落。仅有寺庙七十二座，犹称“上方七十二禅院”。民国时期进一步衰败，经顾颉刚、周肇祥等人勘查，仅有寺院四十余座，至1968年我们登上上方山时，已经是破败不堪，近年历经修复，也仅复建了兜率寺藏经阁及云水洞门等处。

　　出发前，我在家中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张民国时期绘制的上方山云水洞等高线图，是装在一个牛皮纸套中的折叠图，展开有一张报纸大。这张等高线图帮了我们很大忙，一路上常常打开察看，将那地图铺在大石头上，有个同学还从家里带来个军用望远镜，煞有介事地东张西望，引来不少其他学校登山的中学生围看那张地图，真是出足了风头。

　　那时的兜率寺附近还有一些残存的建筑，像藏经阁、吕祖阁、文殊殿、朝阳庵、大悲寺、观音殿等，或濒于倾圮，或是断壁颓垣，杂草丛生，瓦砾遍地，我们在十方院安营扎寨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夕阳西下，一切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那样沉寂。大家齐动手，垒

　　灶埋锅，拾柴点火，有人竟捡来僧房上的青石板，在上面烙起面饼，喝着刚熬好的大米粥，就着从城里带来的咸菜、炸酱，真是香甜极了。那时的上方山无人管理，可以任我们点火造饭、胡作非为，在今天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露宿在破庙之中，虽然三伏刚过，山里却凉爽宜人，后半夜很冷，大家四点钟就被冻醒，干脆起程前行，向云水洞进发。

　　那时的云水洞里没有电灯，进去的人都是手执火把照明，四节电池手电筒的光显得很微弱，根本打不到洞顶，只有火把能照见十步之遥的地方。据说洞内的钟乳石有“菜花山”、“双狮顶牛”、“十八罗汉”等景致，但凭几根火把和微弱的手电，我们只能看到洞内三十多米高的通天柱。洞内潮湿。加上不断有火把的烟熏火燎，石壁上已经结了厚厚一层烟灰。洞内凹凸不平，大家走路时要扶墙摸壁，自然会沾一身一手黑灰，大约半个多小时原路返回出洞时，每个人都像是抹了一脸一手锅烟子，狼狈不堪。听说那洞能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还没听到过有谁能走到尽头。

　　沟崖也是一个难忘的好去处。去沟崖的路更不好走，要从十三陵的西北进山，自行车大多放在德胜口村，然后步行前往。沟崖在明清时是道教胜地，曾建有玉虚观、娘娘庙、斗姥宫等大小寺观七十二座，主峰高达一千五百多米。我们去沟崖的时间正是中秋刚过，满山秋色盎然。经过一个雨季的贮存，山泉充沛，瀑布飞流，遍山的黄栌红枫，加上各种各样的灌木、落叶乔木、藤蔓、盘根、蕨类、苔藓及蕈类，还有熟落的果实，挂枝的山柿，完全沉浸在一片金红色的世界中，虽然再也找不到当年鼎盛的人文遗迹，但那多彩的自然风光足以令人沉醉。

　　沟崖之行至少也要两天时间。天气转凉，已经不能露宿在山里，于是我们找到一户守林人家借宿，居然还用一条新毛巾和两块肥皂向人家换了十几个鸡蛋(在那个时代是不能用金钱交易的)，晚上很奢侈地改善了一下生活。第二天清晨，我们被一阵阵鸟鸣唤醒，沟崖山里的鸟真多，大多叫不上名字，红色、白色、蓝色、黄色各式各样的羽翼，此起彼伏的交鸣，或许，这就是天籁吧。

　　1968年的中秋过后，我也曾计划着远游一次灵山、百花山，但终未能成行。再后来，“上山下乡”开始，同学们天各一方，直到后来在通信中，大家还经常谈起那些豪迈的郊游，说起那些留在我们梦中的春天和秋天。

　　寻幽、探奇、露宿、野炊，物质条件虽然远远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快乐并不因此而减少。近些年来我也曾去过不少留下我们当年足迹的地方，那里建起各式各样的高档度假村、会议中心、培训中心和宾馆饭店，我也身处其间度假开会，食宿交通自然是十分方便舒适的。却再也找不到昔日那种感觉。我记得当年曾去鹫峰好几次，每次都会在北安河小镇上一家小饭铺吃饭。四五个人只要两样菜，一个素炒豆腐，一个滑熘肉片，每人能就着菜吃三四碗米饭。后来一日我开着车经过北安河，故意放慢车速，一一浏览，曾经的那家小饭铺安在否?

　　每当谈起四十年前的郊游，除了记忆和留恋，也许还会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曾年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