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

　　在我讲授“中国人社会行为分析”的课堂里，有几个过来旁听的国际交换生。一天课后，有一个外国学生追着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谈素质?无论出了什么事，总是回到素质上来。似乎中国现在各种问题都同人的素质有关，我到处听到人们说什么公务员、企业主素质差，什么教授、学生、领导、员工素质低，市民、农民工、农民等素质更低，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虽然答不上来，但当即对这个外国学生大加赞赏，夸他勤于思考。

　　“素质”一词用在中国人的嘴里，显然不是心理学教科书中所讲的“素质”，即与个体的先天特征没多大关系。中国人所谓的素质泛指文化教养，而文化教养的主要内涵又指道德。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重振道德，比如四维八德。加上最近不绝于耳的思想教育、党风建设、净化社会风气以及以德治国等，好像都在说中国人的道德出了问题。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诚信是我们生活的底线，底线出了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可见道德问题的严重性。“诚信危机”大概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说，诚信本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美德，可现在这个美德快消失了；另一个意思是，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革，这个传统不能丢，应该到中国人的传统中把它找回来。可过去的中国人在哪里呢?似乎是在儒家思想里。因为在儒家思想中，有大量关于诚信的议论，并被列入五常之一。

　　从儒家来看，中国人的特点是中国人研究的常见思维和路径。它导致以往许多对中国人社会行为模式的解读变成了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例如，许多海内外学者声称自己是在研究中国人的关系，但一提关系就是人伦，一提人伦便进入儒家思想。有一次我同一群美国教授讲授中国人的“关系、人情与面子”，下面正好坐着中国某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名教授，他当时显得有些气愤和激动，对我说，讲中国人的关系要从儒家的“仁”开始。而我的回应是，研究了儒家思想就研究了中国人吗?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已是一个君子之国，一个大丈夫之邦，我们的素质应该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讲诚信的，哪来那么多假冒伪劣的事呢?依照儒家看中国的思路，答案似乎是：过去都很好啊，可惜现在不好了，这叫人心不古。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诚信问题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个人的修为，而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构成方式。如果构成方式自身潜伏着诚信危机，德行只是一种提倡，就好比中国人重利，而儒家提倡重义轻利。所以一种构成方式让诚信危机不爆发，少爆发或小爆发出来，而现在改变的社会构成让它大爆发出来。

　　为什么过去的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诚信的危机呢?说白了，这牵涉中国长久以来的生存环境。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点已被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研究的学者所提及。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从研究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中国人平时喜欢说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填表要填籍贯，骂人要骂祖宗八代等，都表明了中国过去喜欢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扎堆式地生活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种庞大的血缘与地缘群体。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近代化中的同乡会，今天北京边上的浙江村，或其他什么村等，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在流动中仍希望保持着家乡人的关系。诚然，家人关系世界各地都有，但这种关系一旦成为人们交往的最重要特征，乃至最基础和根本的关系，那就预示了该社会的人们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长久性和无选择性(固定性)连带。这类连带的最大特点是，人们希望过一种实质的或想象的封闭性与稳定性生活。有序与和谐是这种生活的永恒主题，而儒家思想正是从这里教化与规制了中国人，为其提供了一套行为原则。但这套原则运行起来，并没有成为一种超越的力量(比如宗教)来将其转化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只是非常契合性地规避了许多人事纠纷和正面冲突。这是儒家境界上的遗憾，也说明人还是活在社会与经济利益格局当中。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诚信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诚信的多余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诚信本是对个体修养的要求，即做人要表里如一，说到就要做到。但这对处于长久而无选择的关系中的人来说，做起来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心中想的就是说的，说的就是做的；或反过来，做的就是说的，说的就是想的，那么，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增加许多事端，轻者得罪他人，违背以“和为贵”的准则，重者要被杀头。正因为难，所以做到的人数极少，下场也不好，只有等着历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还有一种人也许可以做到，他们往往停留在武侠小说中，这些人被描写得顶天立地，侠肝义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其特点正好是来无踪，去无影。他们个人德行很高，却没有被长久而固定的关系拴住手脚。另一层多余体现在关系准则方面，它要求人不要害人，不要做坑蒙拐骗的事，起码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损坏他人的利益。这些事情大体上不会发生在家乡内，其理由也不是因为儒家的教诲让人的品德很高尚。而是这类事情在长久而无选择的关系中坏不到哪里去。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一想到自己跑不了，所以杀熟的念头自然就会被迫减少，甚至取消，最多也是做些暗事(让人吃哑巴亏)，而不来明的。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实在是太精彩了，它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诚信含义其实并不需要看儒家怎么说，而是看社会如何构成。传统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很简单：人与人之间必须要知根知底，知根知底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或者说就没有什么诚信问题要顾及。“知根知底”，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得到对方的所有信息。这个信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有可能，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单位，单位里都放着自己的档案，做点什么。档案上就记点什么。了解一个人就去查他的档案，所以诚信本来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已预示了危机的爆发，中国当时躲过这一劫，是因为实施了单位制。

　　其实，儒学圣贤也是很明白其中的道理的。孟子在讨论人伦的时候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细加品味，这个“信”字没有用在家人和官僚体制里，而是用在了朋友间。为什么朋友要有信呢?因为在这五种关系里，朋友是最不确定的。长久性、固定性都没有，怎么保证这中间没有虚情假意、背信弃义呢?所以，信的概念正是对应着关系的不确定来的。而当中国从农业走向工业，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我们在关系上看到的正是人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直至网络虚拟社会，人只剩下了一个符号，一切信息都消失了，这就给不诚实留下了太大的空间。当然，也有一些事件并非来自于信息的减少，但依然来自信息的不确定性。以三鹿奶粉为例，在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与销售链中，一种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是挤奶工的掺假问题、厂家牟利问题，还是奶源不足的问题，或是检验标准的制定问题等等，许多信息被分散化解掉了。出了事，只好找到哪儿算哪儿。

　　由此，面对流动的个体与市场，西方信任理论提出了一个“脱域”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守在熟人社会中来保证信任，那只是一种靠经验的信任，而如果我们可以脱离熟人放心地相信企业。相信行政部门，相信专家学者，那就是一种“脱域”。以这一概念来看，我们吃鸡蛋，总不会只吃亲戚家的鸡下的蛋吧；我们收藏古玩，总不至于指望鉴定师是自己的爹吧，这里面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信任的可能，而非道德修为来让人产生负疚感。但到了21世纪的中国今日，问题还是来了，你最好就吃你亲戚家的鸡蛋，你也最好有一个搞鉴定的爹，否则你就遇到假了，或被骗了，连朋友都也保不准。显然，中国人口流动了，中国社会市场化了，却还得依赖于经验信任。一定要说变化也有一点，那就是非亲非故没有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给钱，也是“爹”。这样一种形势，诚信危机不来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