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小范围里曾经讲过：马天水是一匹好马。
张春桥可是不轻易说什么人的好话的。对马天水却作了如此不简单的评价，可见马天水在“四人帮”眼里是何等的得力了!
马天水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好在哪里?
这匹马从1968年初“亮相”算起，到1976年10月垮台为止，在上海跑了足足有十个年头，已经由实践作了充分的检验，可以作出客观的结论了。
马天水这匹“马”。是为“四人帮”效犬马之劳的“马”，为“四人帮”卖力地跑了整整十年，其“功”可谓大矣!
这匹老马所起的作用，不是徐景贤、王秀珍所能代替得了的，更不是陈阿大、马振龙之流所能代替得了的。这就是张春桥之所以称之为“好马”的原因!
出卖灵魂的交易
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上海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他没有在1967年“一月风暴”中垮台，1968年就“站”了出来，1969年中共“九大”后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中共“十大”后当上了中央委员，1972年起取代王少庸、越过徐景贤而主持上海全面工作。
马天水能这样一帆风顺地步步高升。不是偶然的。
马天水最早巴结上了张春桥。1966年11月，马天水在全国工交会议上因“放炮”而被林彪批评以后，就跑到张春桥那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作了检讨。张春桥安慰了他，并指点他“赶快站到造反派一边”。回到上海，马天水就找了当时市级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总头目徐景贤。投靠“造反派”了。马天水的“革命行动”，对于当时极为孤立的张春桥来说，印象颇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因而“一月风暴”夺权以后，张春桥在1967年2月23日的全市群众大会上，给马天水定了这样的调子：
“马天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解放马天水还有点用处，他打电话也比我熟悉。”
当时“打倒一切”的12级台风正在刮遍上海和全国，“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春桥同志”对马天水却定了这样的调子，这意味着什么，“造反派的战友们”还不心领神会吗?
徐景贤对张春桥的指示历来说一不二，紧跟不放——有时往往还跟过了头——他通过市级机关造反联络站放空气，说：“马天水是受陈(丕显)、曹(荻秋)排挤的，是没有实权的。”为了让马天水早点过关。还派了几个人去专门帮助马天水、王少庸写检讨，称为“马王小组”。这个“马王小组”有的成员后来跟着马天水也升了官，陷进了泥坑，一直跟到粉碎“四人帮”后再为马天水写交代，这也算“糜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小小悲剧吧!
马天水在1967年4月就“解放”了。“解放”以后，对张春桥真是感恩戴德，看作是再生父母了。就是对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公开身份是市委办公室调查研究组干部)，也是唯命是从，一副奴才相。
1968年4月，李文静布置马天水赶快写一份上海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稿子排出清样后，马天水端端正正写了“请文静同志阅改”。李文静看了以后，拿了稿子走到马天水的办公室批评说：“你写的这个报告。好像没有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顿时，马天水鼻子上汗珠直冒，连声说：再修改，再修改!之后，马天水又搜集了若干典型事例，郑重其事地作了修改，然后分别送给张春桥、李文静。那时的马天水，是何等的低声下气、火烛小心呵!
对李文静尚且这样，对张春桥就更是另外一种劲头了。1968年4月，上海曾经发生过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有些干部和群众想起来揭开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但是被镇压下去了。其时，马天水保张春桥，拍着胸脯打保票：“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我就是要死保张春桥，我死了也站在张春桥一边!”
马天水在节骨眼上表示了他对张春桥有耿耿忠心，显然换得张春桥对他的进一步信任。张春桥就把从林彪、江青那里摸到的“气候”，向马天水透了一些。这叫“路线交底”。对出卖灵魂的人来说，这个“路线交底”，就是“升官之路”。
张春桥向马天水交底说：
“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大事。”
“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八个人。”
“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主要在中央和省、市一级的主要领导人。”
“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
……
这些“底”，在那个年代，可真是“天机”。对于马天水这样的政客来说，不就是明明白白地摸到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跟什么人、靠什么人、打什么人，现在做什么、将来做什么这样一些“大气候”吗?!
再看看马天水对待造反“司令”王洪文的态度。
1968年10月，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主席时，他就为王洪文(其时尚在上海工作)提出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王洪文。这可为王洪文捞到了“资本”，抬高了身价。王洪文回来以后，一口一个“马老”，一再亲热地说：“要向马老学习”。
马天水为王洪文立功之最大者，要数中共十大那一次了。1973年8月，中共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酝酿，别的省有人对王洪文提出异议。
这时，马天水跳出来仗“义”执言，着实地把王洪文捧了一下。马天水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这一番话是够分量的。从马天水的嘴巴里说出来，又说得那么切中要害，确实比任何人出来讲话都强，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
你看。说得多么切中要害：
“相处工作多年”。这是马天水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凭三天两天、看一时一事的冒冒失失之见。
“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这句话是最能打中许多人的心灵的，因为有些人最担心就是这一条，马天水的保票就等于是一服麻醉剂。
“比我强得多。”我马天水已经够强了，洪文比我还“强得多”，你说有多强吧!
马天水保荐了这么一个杰出人物，不是满可以把中国的党和国家交给王洪文吗?马天水这一席话，比王秀珍喊十声“我们伟大的王司令”，陈阿大背着王洪文翻跟头，要强得多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天水讲过之后，江青要马上走过来同他紧紧握手了。
马天水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难怪王洪文要说：“全国各地多有几个像马天水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了，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
自从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马天水更是自甘部下，诚惶诚恐。在政治上紧紧勾结，在生
活上投其所好。
在政治上他们勾得有多紧?这里有一个长途电话的统计数字(1976年1月到10月6日为止)：
发话人
受话人
通话次数
马天水王洪文65
马天水张春桥33
王秀珍王洪文24
王秀珍张春桥7
王秀珍祝家耀9
黄涛王洪文13
黄涛张春桥4
“康办”王洪文86
这就是说，在300天里面，他们同“四人帮”通了200多个电话。平均三天要通两次电话。勾得之紧，帮气之足，于此可见一斑。
王洪文1973年从北京回上海，马天水设宴接风，在席上肉麻地说：“我觉得你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大。”王洪文打着饱嗝儿，舒心地接受马天水的奉承，对这匹“老马”更加有点亲热之感了。
1975年，马天水还把王洪文在上海期间的各种讲话，搞了一本《讲话汇编》，印发上海市委常委学习。马天水已经把王洪文看准了，跟定了，作为自己的领袖来认真对待了。
王洪文的丈人犯了罪，所在区委打了报告要求处理。报告上明明写着他是王洪文的丈人，马天水却耍了花招，假装糊涂，把报告批给王秀珍看。并假惺惺地问：“×××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王秀珍撇嘴一笑，揽过去了结了这一案。马天水通过王秀珍讨好了王洪文，王秀珍从市委一把手那里接过任务也讨好了王洪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罢了。
马天水不仅同王洪文越勾越紧，同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也是打得火热。他知道，这帮“小兄弟”得罪不起，喂饱了帮自己说好话，得罪了给自己说坏话，成事不足，捣乱有余。稳住上海，就要拉住他们；拉住他们，就是稳住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因此。对这一帮“小兄弟”，政治上重用之，一个个给戴上乌纱帽，什么“局党委副书记”、“财贸组核心”、“工交组副组长”、“市委列席常委”，统统让他们手中有权，“屁股冒烟”；经济上重赏之，慷国家之慨，这些人一要钱，王秀珍一开口，他就说“好，好”，“可以，可以”，成百上千元地批条子。
叶昌明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王洪文几次点名要把他拉入党内，马天水就说：“总工会没有人列席常委会，工作很不方便。”但本单位党员和群众反对叶昌明入党，说他有一桩刑事案嫌疑没有查清。马天水发火了，咬着牙说：“刑案归刑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个案子长期查不清，叶昌明就一直不能入党吗?”
马天水亲自打电话给叶昌明原来所属的局党委负责人，责令“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于是，把叶昌明拉进了党内，也做了市委列席常委。
上海造反派头头“五虎将”之一的戴立清，1970年在一个军队医院里疗养，马天水驱车前去探望，一本正经地说：“你是积劳成疾，要注意营养。”
戴立清就汤下面，扭扭捏捏地说：“马老，这里伙食很贵，现在已经住不起，要出院了。”
马天水连连摇手，说：“要想办法，要想办法，还是多住几天，恢复了健康出去。”
回到“康办”，马天水立即找王洪文说：“戴立清这种人住院期间，要给营养费。”
又有一次，王秀珍要马天水的秘书传话说：“戴立清小女儿生病，准备补助300元，看马老的意见怎么样?”马天水没有等秘书讲完，就连连说：“可以。可以，他经济困难。300元可以，300元可以。”当时的300元，比现在的3000元、5000元要值钱得多。
灵魂卖了，剩下什么?
在王洪文、张春桥眼里，马天水这样的人。是使用价值很高的“奇货”。前面提到过，王洪文曾经赞叹曰：“全国各地多有几个像马天水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了，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
张春桥对马天水也寄予很大的希望，给以特别的关注。这从一件具体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
1975年7月，马天水得了点小病，住了医院。华东医院向上海市委写了专题报告，提出医疗保健措施。这可了不得了。华东医院是7月14日打的报告，徐景贤立即批了这样的话：“请春桥、文元、洪文同志阅。已在7月16日向常委会汇报，同意华东医院的医疗保健措施。”张春桥在7月18日就批回来了，曰：“天水同志的工作安排也要注意，不要过分紧张。”
1976年5月那一次也是这样，马天水5月13日住院。徐景贤5月13日当天报告上去，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于第二天就批回来了。
张春桥端端正正地批曰：“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做。张春桥，五月十四日。”
第二天，即5月15日，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向张、姚、王报告：“今天去看望天水同志，病情已稳定。和他商定以医院为据点，适当出外做轻度活动。特此报告。”
张春桥吹他自己是一天要看几百份文件的人，可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一类的“公文”和“小报告”，可谓重视和及时矣!其原因，无非是帮派利益高于一切，篡党夺权压倒一切罢了!
张春桥这么及时地批了短短一行字，上海的余党们可是认乎其真地唱了一台戏。
徐景贤等拿到批件，先是立即派专人送到医院给马天水看，马天水连连点头，不胜感激涕零；然后又在其他市委书记和常委中传阅。接着就私下议论开了。—个琢磨着说：
“春桥同志批示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做是什么意思呀?”一个试试探探地说：“我看，肯定是，也许，恐怕有着更深的用意吧?”
马天水的秘书顺藤摸瓜，开门见山地问：“马老，洪文同志说你去抓国家计委最合适，你自己怎么考虑呀?”马天水一看是贴心人相问，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必要，也就开门见山地回答：“我想是想，但不可能呀，上海在中央的人已经那么多了。”
于是，在“康办”内外，经常传播着这样的消息：马老可能要动了，要去北京担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了。连马天水自己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坐这个位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王秀珍的“灵魂深处”也有过一次大“爆发”，把她自己的政治野心赤裸裸地展览过一次。
那是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与王秀珍的一场对话。徐景贤做了如下的陈述：
江青在2月20日晚上窜到京西宾馆马天水套间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青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
江青对马天水说：他(指邓小平)不是对你进行“策反”吗?
马天水说：是呀，去年6月他单独找我谈话，我已经揭发了。
江青说：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我闯了一个祸。
马天水立刻讨好地说：他当时一讲这个问题，我就知道矛头是对着你的。
江青又对王秀珍说：你这个人呀，大咧咧的(江青念的发音是“大啦啦的”)，应该把你调到政治局来。
王秀珍没有听懂前半句，只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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