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全校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学校当局宣布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回到北平、天津，下学期10月1日报到，10月10日开学。会后人们都紧张地忙了起来。学生们根据自愿转入三校中任何一校，分批坐汽车走，学校统一帮助解决交通问题；教师原来是哪个学校的仍回哪个学校，北上的时间和方法，各自选定，要乘飞机离开的，学校可以代购机票。当时，从昆明到北平山高路远，路况又不好，华北、华中和华东大片地区都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平汉、津浦都已不能通车，从昆明回北平只有走空中最省时省事，教师们经过8年战争的煎熬、折磨，基本上都已成“无产阶级”了，没有太多的行李、家具拖累，走起来很方便，绝大多数人家都决定破釜沉舟，舍命花点钱，从空中走(只在重庆换一次飞机就行了)。1946年5月4日联大当局正式宣布结束，校园里到处都是一派复员北上的气氛。
大批教师回平津，学校当局要考虑住房问题。清华决定原则上谁原来住哪座房还住哪座房，但8年来人员有一定的增加和变动，因而还要作必要的调整。我们家原来住新南院72号，那套房子位置好，间数多(仅正房就有8到9间)，光线足，父亲很满意，很喜欢，常常念念不忘他的“匡斋”、草坪、翠竹，一心惦记着那个新南院72号。不料，前两天学校忽然通知那套房子决定分给两家合住。父母亲听了都很不满意，认为当年孩子们年龄很小时，还住一整座房子，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反而只给半套房子，那怎么能住得下。为此向学校据理力争。5月17日学校终于同意该房仍由我们一家居住，全家人皆大欢喜。
学生一批一批走了，教师们也一家一家陆续走了。
吴晗的夫人患病，急需到上海做手术，天天去机场买票，买了一个月还是买不到，正在一筹莫展时，罗隆基从重庆回来了，他当即给航空公司经理写了一封信，说张学良要学明史，莫德惠推荐吴晗去教，事情很急，需立刻飞重庆。这一招很灵，当天买到飞机票，第二天就到重庆了。其实，哪里是什么张学良要学明史，完全是一个大谎言。旧政协开会时罗隆基、莫德惠都是委员。报上常见他们的名字，算得上是名人，糊涂的经理就信以为真了。不是说革命者“造反有理”吗?革命者“撒谎也无罪!”5月7日战友要走了，父亲恋恋不舍地出来送行。吴晗问：“多公!北平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父亲还是那句话：
“请帮我看看我的那些竹子!”最后，握手告别，说：“再见!两个月后北平再见!”
11日上午，联大最后一批复员北上的学生出发，父亲去送行，学生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要他早走。他反而一再叮嘱学生们一路上注意安全。要多多互相关照。汽车开动了。学生们都向父亲招手，喊着：“闻先生，北平见!”
二
最后一批学生走后，联大的学生就基本上走光了。本地学校也放了暑假，大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其中有些学生家在外县，也就都回外地去了。反动派认为此刻是个绝好机会，于是举起罪恶的屠刀向民主人士下手了。此前，霍揆彰曾乘蒋介石决心大打内战的时机，拟订了一个针对云南进步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等数十人的镇压方案密报南京审批，他心想这样可以干出蒋介石想干而不便干的事情，从而获得蒋的赏识和重用。5月。南京发回密电，指示：“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刻，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有了这个尚方宝剑，霍揆彰就放开手脚实行他的杀人阴谋了。人所共知父亲在民主运动中谴责反动派言辞最尖锐、最激烈，在实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首先上了榜单。至于李公朴，他是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打得头破血流，还在说“我要更加坚强，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只要坚持斗争，胜利终归会到来”，因而早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里挂了号。李先生平时主要在重庆活动，最近回昆是准备搬家回上海，霍揆彰当然也不会放过他。据现有资料，霍揆彰曾经召集警备司令部警务处、宪兵十三团、中统云南站、昆明市警察局等单位开会进行秘密部署，组织了两个行动小组，一个刺杀闻一多，一个刺杀李公朴，准予他们相机行事。
11日晚10时许，李公朴与夫人从外面回家，行至青云街丁字坡突遭特务毒手，腹部中弹，在群众的热情协助下紧急送往医院。到了病房李公朴已经伤重不治，于第二天早晨4时前停止了呼吸。
公朴先生被刺后，昆明的形势顿时空前紧张起来，一时间军警林立、特务横行，这里查封，那里抓人，风光绮丽的春城顷刻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社会上盛传下一个暗杀目标就是闻一多。
三
7月15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考虑到父亲的安全，大家一致不让他去参加这个会。父亲认为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任何人劝阻都不行。最后大家只好妥协，同意他去，但不讲话，来回都由学生护送。谁知大批特务混入了会场，李夫人张曼筠女士怀着极度的悲痛报告经过，边讲边止不住地哭泣，讲了一段之后悲痛欲绝，哽咽不能成声，狗特务们乘机高声尖叫、吹口哨，大肆起哄，搅得会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父亲见状实在忍无可忍，不顾事前商量好的允诺，三步两步跨到主席台前，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即席讲演，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父亲痛斥了反动派，严厉谴责心毒手辣的特务。他怀着满腔怒火，一开口就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敌人虽然非常猖狂残暴，但是父亲看得很清楚，充满信心地说：“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按：可能是‘你字之误)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
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最后，他发出刚强的誓言：“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篇讲演充满浩然正气，掷地铿锵有声，充分表现了我们民族伟大的英雄气概。讲演中多次获得热烈的掌声。最后更是获得了长时间的极其热烈的掌声。
父亲回到家中，习惯地把手杖往里屋门上一挂，转身对母亲笑着说：“你放心了吧!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后来，乘母亲没在意时，不无得意地悄悄告诉哥哥(闻立鹤)，刚才是去云大开李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去了，会上“人到得很多，特务被我痛骂了一顿”。哥哥听了非常吃惊，问他去开会为什么不说一声，他贴着哥哥的耳朵说：“怕你嘴不稳告诉妈。”
15日下午，《民主周刊》社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很不正常。有些人故意提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可以看出会场里已经混进了一些冒充记者的特务。父亲和楚图南等感到气氛不对头，大约将近5点时便宣布结束了招待会。为了避免两人同时遇险，父亲让楚图南先走。楚图南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地下斗争经验丰富，他出了周刊社很快就闪进一家理发店，从后门溜了出去。父亲略等了几分钟，让哥哥出去看了看，没有看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便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周刊社。哥哥买了一份晚报，边走边看，两人并排着一步一步向西仓坡宿舍走去，四壁没有一个人影，宁静得瘳人。其实，这时特务已将这一带戒严了，他们就埋伏在西仓坡宿舍对面的粮仓里。当父亲和哥哥走到距宿舍大门只有十几步远时，突然枪声大作，父亲应声倒地。哥哥立刻扑到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狠毒的特务们，又向着哥哥开枪。直到把哥哥打得从父亲身上滚了下来，又对着父亲连补数枪，然后扬长而去。哥哥连中5枪，身负重伤。
继李公朴被暗杀后，又一件举世震惊的惨案发生了!
地点：昆明翠湖之滨，西南联大教职员工宿舍门口。
时间：1946年7月15日下午5时许。
四
7月28日重庆各界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闻追悼会。弟弟作为死者家属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弟弟那年才15岁，小小年龄讲话却催人泪下，非常感人。他说：“记得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时，也有这么多的挽联，这么多的花圈，这样多的人。爸爸那天对我说，他们死得好惨啊!现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惨啊!”讲着讲着哽咽不能成声，台下也是一片抽泣声，许多人拿出手帕擦拭眼泪。少顷，他接着讲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这么多朋友。突然，他提高了嗓音：“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i~-ig是共产党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把我爸爸杀死的!”台下掌声雷动，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最后他说爸爸死了半个月了，现在还没有捉住凶手，呼吁大家援助我们。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严惩凶手!全场怒火高涨，“取消特务组织”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次大会开得非常好，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到了8月中旬，我们在重庆可以做的事基本上都做了，新学年快要开始了，父亲牺牲了，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继续斗争，母亲决定我们全家还是要回到北平去。15日我和弟弟告别重庆飞回北平，离开重庆之前，我们致函感谢各界人士给我们的精神和物质援助。并希望继续支持我们缉拿凶手、严惩凶手。
父亲被刺逝世，举世震惊，全国人民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驰电吊唁慰问，电文云：“惊悉闻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周恩来等中共和谈代表也打电报给母亲，痛呼“捶心泣血，悲愤莫名”，强烈谴责反动派杀害李、闻是“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坚信“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时又赞扬了父亲，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后来在阅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又第三次赞扬父亲的伟大精神。在批语中说：“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以伟乎?”
我们一家在美丽的云南生活了8年，和这里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此，母亲坚持要在西南联大校园内“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墓地建一个衣冠冢，让父亲能够与四烈士一起共同长眠于彩云之南这个美好的地方。1946年10月清华辛酉级同学集资在清华荷花池畔建立了“闻亭”，亭内悬挂着一口大钟，当钟声“当当当”响起时，人们不由得就会想起斯人犹在!郭沫若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曾经说：“中国人民是有翻身的一天的，到那时候李公朴和闻一多的铜像要满布天下。”果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青岛海洋大学、云南蒙自及父亲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湖北省的浠水县、青岛市、上海市等地都竖起了父亲的雕像。
1946年7月18日父亲遗体火化，骨灰一部分撒在了滇池，大部分带回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0月。母亲和哥哥基本康复，带着两个妹妹和保姆赵妈回到北平，父亲殉难后我们一家终于重聚了。父亲生前非常向往延安，多次想到解放区去，就在牺牲前1至2天还对赵讽同志说，准备回北平时偷偷顺道进北方解放区去看看。父亲殉难后。母亲继承父亲的遗志，毅然于1947年至1948年率领我们全家分批进入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回到了我们衷心渴望、昼夜期盼的自己的“家”。记得过了封锁线进人解放区时，全家人都为终于到了民主自由的解放区而高兴得纵情欢笑。
五
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举国震惊，激起了全国人民广泛的声讨怒潮，纷纷强烈要求查清案情。严惩凶手和主谋。蒋介石历来对共产党及“左派”进步人士是极端仇恨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云南霍揆彰刺杀了李、闻，干了他想干而又不便干的事，他本应深感称心如意，拍手称快，但是刺杀的时机对他极为不利。他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已经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霍揆彰恰恰又在这个时候刺杀了李、闻，等于是火上浇油，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使他处于众矢之的极端被动的地位。因此，他很不满，在日记中说“昆明暗杀案件万目睽睽，中外注视”，“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造成的“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可说近年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说这是“本月内政治上最烦恼之一事”，还说这件事刚好让共产党“集中攻讦诬蔑”他是法西斯。称霍揆彰“愚拙粗暴可痛可愤”，气得把霍招来“面加斥责”，“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并且指示“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将二凶犯枪决”。
蒋介石本想对霍处分重一些，但又考虑到霍毕竟刺杀的是对政府不满的人士，“不能不为之恕谅”，判了一个革职就算了。据沈醉说，后来霍曾对他讲，他杀李、闻杀早了，要是晚点杀，他还会是个功臣哩。
国民党为处理李、闻案曾经派了多批人物到昆明“调查、严惩凶手”，经过幕后操作之后，演出了一场“审判”闹剧。拉出两个小喽罗做替死鬼(有说执行时换了人)，闻案就算告一段落，李案则不了了之了。
新中国成立后直接参与杀害李、闻的凶手先后落入人民法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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