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宇

　　主席的一次笔误

　　沈世英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新四军四师做机要工作。1945年春天，部队在淮北泗阳县杜巷时，组织上决定调我去陕北延安。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觉也睡不着了。延安，是革命圣地，每个战士都日夜向往的地方。想着很快就能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了，心里特别激动。于是，我便迅速交代了工作，等着与军部及一、二、三师来的几个战友同行。不久。我们便从淮北出发，经长途跋涉，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于7月间到达了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的涉县附近。当时正值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党我军工作非常繁忙。中央军委来电催促我们急速赶赴延安报到。恰巧在离我们驻地不很远的东阳关飞机场，有美军驻解放区观察组的飞机要去延安，经请示总部领导批准，我们遂乘坐飞机顺利到达，受到了叶剑英参谋长的亲切接见。

　　到延安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我们住在杨家岭。离中央首长的住处很近，我很快就见到了主席。毛主席和书报上的画像一样，高太的身材，长长的黑发，慈祥的面容，朴素的军装。但因多是在集会或参加晚会时看见的，我这个小青年，虽然很想按新四军战友的嘱托前去问候主席，可还是没敢上前打扰。因为我们机要人员是有严格的纪律观念的。

　　1945年“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回延安后，对长江战线作了新的战略部署。并亲自起草了电文。我手捧电稿细读，发现有个笔误。主席是连笔草写。把“长江下游”误写为“长江上游”了。时已深夜。必须当即完成此份电文的处理工作。我想。主席是否休息了?打扰他好不好?但又想起平时首长教育我们的话：如果发现工作上有疑问，都要弄个明白，不能马虎。也就鼓起勇气，向杨家岭主席住的窑洞走去。窑洞里的灯光还亮着。我喊了声报告，跨进窑洞门，只见主席正伏案批阅文件。我敬了个礼，连问候的话都忘说了，递上电稿就问：“主席，‘长江上游是不是‘长江下游?”主席和我亲切握手，看着电文连连点头说：“对!对!小鬼，你问得好，是笔误。”说着，他提笔把“上”字改成了“下”字。主席将电文递给我。又以鼓励的语气说：“干工作，就是要动脑，要细心。你这一问，倒引起我起草电文的注意喽。”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连话也答不出来了，走出主席的窑洞，我一溜小跑回去工作。这件事情像扎了根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引起我幸福的回忆。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

　　汪东兴

　　1947年5月14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

　　6月8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面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10公里的平桥地区。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

　　“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周副主席对任弼时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

　　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走到主席身边，对主席说：“你看可不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主席听完任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毛主席大笑着说：“好!给你一个连队兵力够不够?”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就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个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我接受命令后连夜抓紧部署。

　　我从中央警卫团二连挑了二排的30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分配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然后，我与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上午9时，观察哨来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正向我前沿阵地靠近。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一会儿，一架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的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敌机第二次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后，准备继续战斗。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

　　我命令第二梯队进入阵地，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时速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9点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夜里12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通讯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村一二十公里的靖远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了。”

　　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吧!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我把替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

　　武象廷

　　1949年5月间，贺子珍由东北去上海时路过天津。毛主席派阎长林陪娇娇去看望妈妈。毛主席对阎长林说，我也很想见见贺子珍，可是东北局决定不让贺子珍来北平与我见面，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托你带着娇娇去天津看看她。

　　娇娇去了天津，贺怡来了北平。贺怡到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亲自接见贺怡。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是毛主席的小姨子；贺怡又是毛泽覃的夫人，所以贺怡也是毛主席的弟妹。

　　贺怡见了毛主席，就向他提出她要找毛毛。毛毛是贺子珍在江西苏区时生的一个男孩子，说长得很漂亮可爱。1934年10月，当时情况紧急，毛主席和贺子珍要同红军主力从苏区撤退，进行长征，作战略大转移，没法带孩子。毛主席和贺子珍决定把孩子交给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战斗的毛泽覃、贺怡夫妇安排。红军走后，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但是，后来又出了意外的情况，这一家老百姓被敌人发现了，孩子很不安全。毛泽覃又把孩子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位老乡家中收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毛泽覃把孩子转移后，在与敌人战斗中牺牲了，把毛毛托付到什么地方，哪一家老百姓收养，贺怡一概不知道。所以这时她提出要去找毛毛。毛主席说：“毛毛生下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那时的环境非常恶劣，我们没有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才把孩子交给老百姓收养。老百姓在国民党反动派那么残酷、惨无人道的统治、压迫下，要把这孩子养活长大也真不容易。人家老百姓为了毛毛还不知吃了多少苦哩。现在解放了。我们进了城市了，生活条件好了。这时你们要把孩子从人家手里妻回来，这样对得住人家养父、养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吗?人家和孩子有深厚的感情，你好好地想一想，你找到孩子，把孩子要回来了，孩子借我的光上了大学，把人家养父、养母丢了，人家心里又是什么滋味，你想过没有?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人家养活，人家就少生一个。孩子不是人家亲生的，可是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到十几岁，人家对孩子比我们的恩情要大得多。我的意见是，你就不要去找毛毛了。”

　　贺怡坚决要去找毛毛，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且坚持得很厉害，态度很强硬，跟毛主席争辩起来。毛主席很生气，就不理睬她了。后来贺怡还是没有听毛主席的意见。自己作出决定到江西去找毛毛。结果在寻找孩子的路上，汽车出了事故，贺怡不幸身亡，毛毛也未能找到。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尹荆山

　　毛主席练草体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他喜爱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

　　黄炎培先生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主席听说后非常高兴，便决定向他借来一阅。主席知道这是世间珍稀之物，价值连城。但自己向他借，黄先生肯定不好意思拒绝，可是如果时间过长。又怕黄先生有苦衷。于是主席和他约定：就借一个月。

　　真迹送来之后，主席就爱不释手，只要一有空，便翻阅研究、琢磨，对着真迹，反复练习比照，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从借来那天起，黄老先生的心就一直悬着。才过一个星期，就不断打来电话，询问主席是否看完。有一天，正赶上我值班，黄老先生又打来电话，还是那本真迹的事。说心里话，我都有点烦了：主席借书你也敢催，又不是不还，又弄不丢。但人家既然来催，我还得向主席汇报。趁着给主席送水的机会，我把黄老先生催要书的事说给主席。

　　“怎么，他也来催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主席的目光里透着问号，看着我。我连忙解释，不是催，只是问问。

　　当时苏联在逼着我国还债，所以主席就黄老先生要书的事，如此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是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主席这样讲，而且每天也在计算着借书的天数。

　　但黄老先生终于忍不住，又打来电话，这回把电话直接打到主席那里。他先是说了一大堆别的，最后又绕到那本真迹上。主席听后，不慌不忙地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我觉得黄老先生有些小家子气，在场的李银桥也认为向主席讨债似的，没个深浅。毛主席却认为：黄先生够英雄，不够朋友。到满一个月的那一天，主席仔细地把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夹好，交代给我：必须在零点前送到黄炎培家。

　　我告诉主席，黄老那边又来电话说，只要主席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主席摆摆手又对我讲：“说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主席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以他的身份、地位，随便找个理由，耽搁几日再送去。想他黄老先生也说不出什么，但主席却做到了重承诺，守信誉。

　　今天的饭谁做的呀

　　程汝明

　　1960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上海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主席谈得很高兴，还设午宴招待了蒙哥马利元帅。元帅对午宴特别满意，餐后对主席说：“我今天吃得太多了，菜太好吃了，谢谢主席。”客人走后，主席笑着和护士长吴旭君说：“今天的饭不是咱们师傅做的。”吴旭君感到很奇怪，下来就问我说：“程师傅，今天的饭谁做的呀?主席说不是咱们师傅做的。”我笑了笑说：“是我们两个人做的呀。”主席平时吃饭十分节俭，不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可是今天有客人，我们两个从早上5点多就忙开了。从选料到加工都非常精致，无论是冷菜、热菜、汤，还是点心，全都变了样，都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事后，吴旭君告诉主席宴请蒙哥马利元帅的午餐是咱们的师傅做的，主席听后高兴地笑了。

　　主席平时最喜欢的饮食是：长征系列、腊味系列、盐煎肉、小鱼、鱼杂、葱油饼、萝卜丝饼、中西起酥、中西浑酥、点心冻、西餐克司德、中餐酪酢。西餐克司德主席经常吃，是用牛奶、鸡蛋、糖、玉米粉制成的。中餐酪酢是用鸡汤、鸡蛋、盐、玉米粉、广东糊炸制成的。

　　1959年在庐山，主席工作到深夜两点时，提出要吃酪酢。因为主席已经吃过安眠药了，所以要在半小时之内做好吃完。中餐酪酢是做熟后必须晾凉才能炸制而成的，可是当时根本没有冰箱，酪酢做熟后凉不了，也就根本没法炸制。这时我只有想办法。到厨房后。找到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用大盆接水冷却。另外我还动脑筋想办法，在做酪酢时多放了点鸡蛋、玉米粉，使酪酢尽快凝固。通过努力，我创造了“奇迹”，半个小时内顺利完成任务，使主席在深夜里吃上了中餐酪酢。

　　我在毛主席家工作了二十多年，工作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肯定，主席对我的工作满意，组织上也满意，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为毛主席设计新发型

　　钱水桃

　　我是在1958年下半年正式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当专职理发员。一天，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伍一突然通知我，马上整理行装到武汉。武汉当时正在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的具体任务就是给所有到会的中央首长理发。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马上把我接到主席下榻的武汉东湖宾馆，这时我正式成为毛主席的专职理发师。

　　第二天我去给主席理发，我的心情突然有点紧张，我深知自己手中的刀剪的分量。这毕竟是在给主席理发啊。如果理不好，将会影响主席的光辉形象。主席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和蔼地说：“小钱，你先坐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的头发有不少时间没理了……到我这里来工作习惯不习惯?”主席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着，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说心里话，我曾仔细地研究过主席的发型，主席当时的头发比较长，两鬓的头发一直把耳朵盖住，就像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早期毛泽东的那种发型。我觉得根据主席的形象、地位和威望，应当创造一种既庄重又独特，更能体现伟人精神气质的发型。

　　记得在1959年9月30日晚上，我又去给主席理发。我想，明天是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大幅照片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我大着胆子向主席建议说：“主席，我想给您的发型改一改，您看怎么样?”主席有个习惯，理发时喜欢看书看报。他当时正在看书，听到我的话。就放下书，看着我，很随和地说：“那好吧，你看着办吧。”说着又捧起书。边看书，还不时地和我聊几句。我根据自己脑海中的预想方案，拿出看家本领，为主席理发，把毛主席鬓角的头发剪短了些。

　　过了一会儿，我对主席讲：“主席，好了。您看喜欢不喜欢?”看到主席面貌一新，我内心很高兴。我的这句问话，难免有点讨表扬之嫌，可当时年轻，只觉得心里得意，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主席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对着镜子仔细照了照说：“哟，年轻了起码10岁，蛮好的，蛮好的!”接着主席高兴地照了相。从此以后，主席一直保持着这个发型。这个发型很快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熟悉。这也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的发型。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高兴、最有意义、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