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凡

　　毛泽东看《红灯记》

　　1964年11月6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小剧场华灯灿烂。

　　阿甲带领《红灯记》剧组的全体人员,早早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布置好舞台,化好妆,静静地等待着演出时刻的到来。

　　这时,几辆红旗牌轿车开到了大会堂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了小剧场。

　　整个剧场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有人领头高呼:“毛主席万岁!”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听到欢呼声,便举起手来,向剧场里的人们挥手。

　　这时江青突然从后面走上前来,站在前面已经留好的一排座位外面,向前来看戏的中央领导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等人坐下之后,江青却没有坐下,在剧场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叫阿甲过来,一会儿又叫林默涵过来,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时剧场显得很安静。由于有警卫人员在剧场负责安全,通道上也很少有人随意走动,来来去去的江青就显得很突出。

　　毛泽东等人这次观看《红灯记》,完全是慕名而来。

　　1964年10月10日,经过不断“打磨”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北京再次公演。

　　当时主要演员的阵容是:李少春扮演李玉和,刘长瑜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谷春章扮演磨刀人,夏美珍扮演桂兰,曹韵清扮演侯宪补,孙洪勋扮演王连举,孙盛武扮演假皮匠,刘鸣啸扮演小伍长,张盛利扮演特务。

　　《红灯记》在公演的第一场就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接着便轰动京城!

　　北京10月的夜晚,带着寒意的秋风不停地从大街上扫过,可是在剧院的门前人们却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地等待着第二天上午卖出的剧票。

　　到了演出的时候,许多无法买到票的人,都围在剧院门前,专门寻要一张这个戏的说明书。

　　这次,江青与7月观摩演出时的表情完全不同了,她经常会满面笑容地出现在演出的各种场合,不时地接见记者,发表自己对抓这部现代京剧的感想。

　　全国上下突然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股热浪不但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掀起,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通过报纸、电台,了解了这部现代京剧的剧情,同时也迫切地想要看到这部成功的现代京剧。

　　今天除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江青还将请来北京的客人——上海爱华沪剧团《红灯记》剧组的全体演职人员观看这场演出,目的是让他们反过来向京剧现代戏《红灯记》学习。

　　两个不同剧种的《红灯记》剧组,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而台上的又是根据台下的进行改编和加工创作的,江青的精心安排真是绝妙极了。

　　这是江青继“合并”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之后的又一着如意算盘,她要借这次“学习”之机,将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母体——沪剧《红灯记》给否定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给阿甲等剧组人员带来了动力和信心,当晚的演出更是高潮迭起。波澜起伏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情感,一次又一次地打动了毛泽东,他时常情不自禁地鼓掌。

　　据在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回忆,当时他看到毛泽东时而凝神动情,时而双眼噙泪,这位时代伟人完全被这部现代京剧感动了。

　　因为全剧长达三个多小时,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结束后,剧场响起铃声,宣布中间休息。

　　此时的毛泽东还沉浸在剧情中。

　　他将整个身子完全陷在座位里,久久地凝视着已经关幕的舞台。很显然,剧中人物的命运与情感深深地打动了他,引起了他心中强烈的共鸣。

　　这时,邓小平从旁边的座位上走过来,对他说:“主席,休息一下吧。”

　　他挥挥手说:“你们去休息吧,我不去了!”

　　演出结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与演、编、导人员握手,并合影留念,对演出的成功表示祝贺。

　　江青这时十分得意,也跟随着走上舞台,并主动地将演员介绍给毛泽东等领导人。

　　合影结束之后,江青自己竟独自忘情地与主要演员拥抱。

　　可是,当走到阿甲跟前时,她却一下子露出了一张冰冷的面孔,冷冷地说:“阿甲,这个戏改成功了,这是我们之间‘顶牛顶出来的。还有许多话,我现在不讲,将来你会知道的。”

　　听到这话,阿甲顿时觉得有一股寒流从自己的脊梁上流过,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毛泽东被剧组的人员围了起来,大家都显得很激动。

　　毛泽东对这次演出非常满意,并当场表示了祝贺。同时希望这个戏能够演给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一看,让这些代表都来一同体会体会这现代京剧的“味”。由于整个剧演出要三个多小时,毛泽东又一再强调,为了让代表们看好,最好能分成两场来演。

　　1965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毛泽东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红灯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两次观看一部现代京剧,这在他的人生中恐怕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红灯记》,这样一来,《红灯记》无形中增加了一道炫目的光环。

　　全国各大媒体相继对此作了报道,认为“京剧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今天的时代精神,阿甲编导的《红灯记》作了肯定的回答”。

　　许多京剧界的同行和专家也都认为:“《红灯记》是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里程碑。”

　　1965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的剧本,编剧署名为翁偶虹、阿甲。

　　《红灯记》一下子成了“国戏”,那些动人的唱腔立刻风靡全国。

　　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在上海自三月七日到四月六日为止演出三十场,观众七万八千五百多人。演出场所‘人民大舞台,正厅到三楼的二千五百多个座位和一百二十二个加座,全部坐满,场场如此,打破了舞台建台以来的历史纪录。场外寒风中还排着长长的等退票者队伍。同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破例连续多次转播演出实况和举办特别节目,要求增加实况转播的来信、电话仍然不断。有些人等不到退票,就想得到一张说明书。”

　　3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红灯记》是“一个出色的样板”。

　　《红灯记》开始走红的时候,其他几个样板戏还没有“热”起来,在全国也还没有“样板戏”这个提法,《解放日报》首次针对《红灯记》提出“样板”二字,为以后提出“样板戏”可说是打了一个基础。

　　获封“样板”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同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这时,在全国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中,出现了一大批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江青见时机成熟,于是将这些现代京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集中起来,对这些已经基本成功的现代京剧进行“再加工”,并在大小报刊上加以宣传,同时也让全国各地的剧团都来观摩、仿照、学习。

　　《红灯记》剧组的人员更加忙碌起来,被作为“样板”前往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宣布: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这八个演出团体为“样板团”。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样板戏”一词的较早出处。

　　但是,对于将《红灯记》称为“样板”,那是这个剧组1965年到广州演出,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就提出,这个剧,是样板。接着在上海演出时《解放日报》也提出来了,我在前面已经写到了。

　　请注意,陶铸、《解放日报》在这里所说只是“样板”,而不是“样板戏”。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义,首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以官方的名义将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由此可见,《红灯记》获封“样板”远在其他七部“样板戏”之前。但是,关于八个样板戏,除了康生所说的以外,同时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在1995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八个样板戏〈珍藏本〉》一书中,称八个样板戏则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并将《平原游击队》、《杜鹃山》作为“附录”缀于后。

　　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说法,就是将光明日报出版社“附录”的《平原游击队》、《杜鹃山》和钢琴伴唱《红灯记》也算在八个样板戏之列。

　　究竟是哪八个样板戏,江青本人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除了康生的讲话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文字之外,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对此却有一个大体相近的说法,那就是康生所说的那八个是第一批样板戏。1970年阿甲因《红灯记》蒙冤之后出现的《龙江颂》、《杜鹃山》(一开始叫《杜泉山》)、《红色娘子军》、《平原游击队》、《红嫂》、《磐石湾》和《红灯记》,被称为第二批“样板戏”。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红灯记》都是排在这些“样板戏”的头一位的。

　　为什么一谈到样板戏就离不开《红灯记》,连所谓的第二批样板戏中也还包括了一个《红灯记》呢?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过程,那就是江青在1970年又搞了一个所谓的《红灯记》新版,这个过程充满着一场残酷而血腥的争夺。

　　于是,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便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人,它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自《红灯记》被江青选入全国“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行列,并列为这个行列的“排头兵”之后,全国各地的京剧团纷纷排演,《红灯记》连同其他几部现代京剧的唱腔一起,成了当时最为普及的“流行歌曲”。

　　《红灯记》是这场京剧革命中行驶在前沿的破冰船,最早地高举红灯,犁开坚冰,开辟航道,留下了名垂青史的功勋。

　　1970年5月,北京电视台将《红灯记》拍摄成黑白画面的电视屏幕复制片。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1年1月,由成荫执导拍成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

　　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其中选出李玉和的唱腔《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腔《仇恨入心要发芽》、李奶奶唱腔《血债要用血来偿》等,与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之《黄河船夫曲》一起,合成一部独特的艺术影片。

　　1975年,由八一厂拍摄,成荫担任导演的以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为素材移植的《红灯记》,再次搬上银幕,成为继故事片、现代京剧影片、钢琴伴唱影片之后的第四种同一主题的艺术作品。

　　《红灯记》登上神坛

　　这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有事让他去一趟。

　　徐平羽赶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了。

　　周恩来向徐平羽下达了一项任务,鉴于现在的《红灯记》已经比较成功了,让他找几个人翻译一下,到时请各国使馆的外交官们都来看一看这个戏。

　　徐平羽认为让外国大使看中国的现代京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满口地答应下来。

　　周恩来说:“演出时就将翻译的文字打在字幕上,让这些外国大使边听中国京剧,边看字幕。”

　　徐平羽回来后就立刻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很快便翻译完了。

　　徐平羽将工作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于是便确定了具体的演出时间。

　　徐平羽以文化部名义通知京剧院,可是剧院相关领导却有些为难,认为这事还得向江青请示一下才能最后定下来。

　　徐平羽对此感到很不理解。

　　对方为难地说:“徐部长,江青同志有指示,《红灯记》剧组外出演出一定要给她打招呼。”

　　江青早已瞄准了《红灯记》,她决定从此要独揽这部现代京剧的大权。

　　这时的江青,再不像以前一样扔了一个沪剧剧本后就甩手不管,而是时刻都抓住这个剧不肯放手。随着这部现代京剧在全国上下的反响越来越大,江青便想方设法地要垄断这个剧组的一切权力,以至于后来这个剧组的演出都得向她汇报,得到她的允许。

　　1967年5月,为了纪念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全国八个“样板戏”进京演出。

　　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各个样板戏的剧组立刻准备,于4月初全部赶赴北京。

　　这次演出,是一次全国性的“样板戏”大会演,规模和宣传都远远地超过了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这次会演中,《红灯记》再次向全国各剧组创立了“样板”。

　　当大幕徐徐拉开,只见剧组的主要演员(绝不要反面演员)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高唱《东方红》。

　　唱毕,大幕才缓缓拉上。

　　演出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声音在剧院里回旋,唱了一遍又一遍,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

　　这成了以后全国各剧种、各艺术团体演出时剧目之外的“样板”。就连后来所有的“样板戏”剧组和全国各地学习演出“样板戏”的艺术团体,在开幕和谢幕时,都采用了《红灯记》剧组的这个统一的模式。

　　由此不难看出,通过这次全国“样板戏”的大会演,江青已将《红灯记》推向了“样板戏”中的“样板”位子。

　　在此期间,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发表了江青三年前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

　　为了配合这次演出,推进现代京剧的革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六期上,发表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于是,其他的文艺形式统统都被说成是“封、资、修”给以否定了,而剩下的就只有几个“样板戏”,“八亿人民八个戏”,《红灯记》等“样板戏”一下子成了“一花独放”。

　　动用如此强大的新闻舆论手段,为几部现代戏吹号呐喊,使得这些“样板戏”早已超出了它们自身的范畴,被无辜地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现代京戏《智取威虎山》,并接见了剧组的演员(不包括演反面人物的演员)。

　　6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再次对以《红灯记》为首的“样板戏”给以肯定,并提出了“把样板戏推向全国”的号召。

　　这次会演中,许多单位都是组织人员,当作“政治任务”前来观看的,回去之后还要写心得谈体会。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形成了:全民普及“样板戏”!

　　江青一改过去只能有一个剧本,一个剧团演《红灯记》,任何剧种、任何剧团都不准演同名的《红灯记》的禁令,要求各地剧种都必须严格照“样板戏”的《红灯记》来“移植”。

　　江青同时强调说:“‘移植样板戏是一场革命,样板戏的一个字都不准改。”

　　接着,沪剧《红灯记》多次向京剧《红灯记》学习,并将自己成功的剧本按照样板戏的要求,重新进行了完全违背沪剧规律的修改。

　　上海越剧院在准备改编时,觉得京剧的一些唱法不太适合越剧,但又不敢任意改动,于是就向文化部请示。

　　此时文化部早已“改朝换代”,接电话的是已经窃取了文化部大权的江青死党于会泳,他听了之后说:“这件事情不能任意动的。”

　　上海越剧院方面觉得为难地说:“那就没有办法演了。”

　　于会泳肯定地说:“江青同志有指示,《红灯记》任何剧种改编时都是不能随意改动。”

　　上海方面没有办法,只得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越剧,观众看了之后都跑了。更惨的还有广东的粤剧,经过这么一改,粤剧就变成了一个“怪胎”,广东人说自己的粤剧在“样板戏”的压迫下,面临着“变种”的危险。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将《红灯记》等“样板戏”的移植推向了又一个“政治”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