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一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杨西光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做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
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二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爆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三
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被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个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
“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连续十一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
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四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地制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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