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亨利·基辛格著慕羽译
1975年3月10日，北越人甚至不再假装遵守巴黎协议了，他们利用近来转移到南方的部队在中央高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两天后，他们攻占了邦美蜀的战略叉口，除了一条屡遭越共游击队持续伏击的可怜小道之外，他们切断了几乎所有从西贡通往中央高地的道路。
就在中央高地摇摇欲坠之际，阮文绍派外长陈文林到华盛顿再次提出追加援助的要求。陈文林向西贡汇报道，已经没有希望从现任的国会获得任何额外的援助。5月12日和1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核心成员(后来成为众议院多数)投票反对进一步对南越的援助，恐惧感已经确定不移了。
阮文绍明白，随着日益紧缩的资金，他不但无法再保卫整个陷入困境的国家领土，而且还得从中央高地进行战略撤离。与此同时，他将北方边境的第一空降师重新部署到了岘港附近——几天后也就是5月16日，这些行动就得展开。阮文绍的意图就是去建造一个可防御的多面堡，或许能坚持到1976年国会选举时博得更多同情心。
如果作为军事学院的一项实例，阮文绍的举动有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但在越南的现实情况下，却导致了大灾难的发生。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从西贡联合总参谋部那里获得任何具体指示，阮文绍就下令从唯一的道路——7B线路——进行“战略撤离”，那里路况很糟而且布有很多地雷。需要开展一项巨大的工程工作，包括重建好几座坍塌的桥梁——这都是装备不足的南越师所要完成的任务。除了作战部队，7B线路将不得不承担起疏散庞大平民的任务，因为越南共和国军的家属总是被安排在毗邻阵地的地方——这一回是在中央高地的首府波莱古。一旦撤离的命令被走漏，恐慌就袭来了，随后就出现了大批撤离的人流。为了制造更大的混乱。当地民兵组成了大部分所谓“山地居民”的本地部落，撤离人群闻讯他们在尾随，骚乱就更加严重了。
撤军的争论
在政府中，总统的演说将争论的焦点从是否要求援助，转移到如何对付越来越有可能发生的南越陷落上。实际上，这减少了对撤离速度的质疑以及对那些为美国人工作的越南人负有什么责任的质疑。
五角大楼想要尽可能快地撤离，就像撤离柬埔寨一样，每天都要发出指示以加速撤离的进程。五角大楼不想再冒人员伤亡、国会质询，或是拖延撤离引起的突发事件的危险。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警告备忘录和电话。每天都有备好了证明文件的空座C-141运输机离开西贡，为的是证明如果有任何美国人出现伤亡，都将是别人的错误——即马丁大使或我的错误。
格拉汉姆·马丁处在困境的另一端，撤离行动的执行由国务院负责，大使只作为战地指挥官。然而，马丁是一位天生的总司令——风格很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把握着非常明确的最适宜的撤离速度，而不会过分依赖于天各一方的华盛顿指令。他不久将被迫放弃对这些人民所赋予的强烈责任，马丁认为他的责任就是将美国人的撤离尽可能拖延得久一些，为的是让美国人见证营救越南人是正当的。马丁深信，从短期看，西贡的恐慌比河内的军事进攻还要麻烦，他采取了一种甚至比福特、斯考克罗夫特或我这些政党上的“鹰派”慢得多的撤离步调，他认为这是恰当的速度。由于五角大楼认为我们的撤离速度过于缓慢了，而马丁又认为我们撤离过快了，国务院陷入两难境地，这就意味着不会有一个理想结果。
我和大使在对南越前景的估计上，发生了分歧——其原因就在于对撤离的时间有不同意见。即便在中央高地失陷后，马丁仍然坚持能在芽庄、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周围建立一个坚实的防守阵地——这一看法遭到菲尔·哈比卜难以抑制的激烈反对，他可是位不爱当众表露看法的人。当西贡陷落的迹象日趋明显，难以维系时，马丁仍坚持我们能通过一个联合政府逐步转移驻西贡的兵力，足以为空运难民留出时间，比我的估计多出了好几周时间。由于这些年来一直都和黎德寿面对面打交道，我很确定他永远不会默认逐步转移政权，或是在西贡存在任何一个自治的非共产党机构，即便是暂时的。河内不会去冒险让铁托主义在南越抬头。
我非常同情马丁的目的，美国的政策不得不考虑到越来越不祥的情报估计，即南越只能再维持几周的时间。
基于这些考虑，总统同意了下面的计划。首先我们决定了直升机每天的运力，事实证明约为1250人左右。在这个基础上，4月18日(也就是总统演说的一周以后)，马丁被命令在4月22日之前把美国的工作人员减少到那个人数。这最后一批美国人将与剩下尽可能多的越南雇员一同从使馆驻地撤离，那时西贡机场(新山一)非常危险。在这期间，要尽最大的努力撤离越南人。优先撤离那些因美国而受到牵连和暴露的人。
参议院对越南问题的压力与日俱增。4月14日，参议院外事委员会请总统到内阁办公室，这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施莱辛格和我在谈到军事局势和西贡前景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激烈的言辞。参议员们认为他们不是来讨论越南悲剧的，而是要加快美国人撤离的速度，以及确保我们不会为了营救越南人而拖延撤离美国人的时间。他们坚持，如果优先营救南越人将使我们再次卷入军事战争的旋涡。福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他们的意图很明确：撤离，还要迅速。纽约的雅各·雅维茨说：“我会提供给你用于撤离的全部金额，但是一分钱也不能用于军事援助。”爱达荷州的弗兰克·丘奇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撤离，所有对我们忠心的南越人将产生严重的问题，即“会把我们卷入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中”。特拉华州的约瑟夫·比登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他说：“在美国人撤离的问题上，我会投票同意任何数额的款项，但我不想其中还混杂着越南人。”
总统的回复很有礼貌，但在撤离的问题上还是相当坚持原则的：
相信我。我们需要去用金钱换取时间，哪怕几天而已。非常感谢你们能同意美国出资。我们的讨论很有成效，但是做出决定是我的责任，而且我将接受因此而带来的所有后果。
撤军
图莱思演说发表几天后，一切还很平静，虽然西贡新山一机场已经在共产党的炮火射程之内了。他们这样集结兵力究竟是为了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呢，还是给我们的撤离留下了一个窗口?
实际上他们是在双管齐下。4月24日下午4点钟，多勃雷宁给我打来电话，还给我念了苏联对于我们4月19日口信的回复。听上去像是对美国人的撤离明确开了绿灯，而且回复中还声称河内会按照巴黎协议寻求一个政治解决的结果。我们怀疑北越人告诉了莫斯科他们“不想破坏美国的威望”，这一承诺使勃列日涅夫放下心来，他企图抑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美国人的冒险行径，他说他希望我们不要
采取任何“使印度支那局势恶化的行动”。
如果苏联人的回复的确就像是表面上说的那样，还真有可能给撤离腾出些喘息的工夫。虽然这个回复只确定撤离美国人，但实际上也有助于撤离越南人，因为我们是两组人员同时撤离的。而且如果河内真的想按照巴黎协议的规定做出些政治改变，可能还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当然，结果会是一样的：共产党将全部接管由四届美国政府奋力抗争了二十年的地界。然而为了能救出更多的越南人，我们准备咬紧牙关再干下去。为抓住最后每一次可能的机会，4月24日晚上8点25分，我们回复了苏联。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希望苏联同河内协调的同时，运送难民的飞机可以继续起飞。这封信提到“(苏联)建设性的回复……美方在条件仍然许可的情况下将继续撤离美国人”，同时还要求得到河内对于如何执行巴黎协议中“关于达成政治解决”之条款的看法。总统请勃列日涅夫放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打消国会干涉撤离的念头。我们的信还说，只要不干涉撤离，美国将“不会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举动”。
四天之后，也就是华盛顿时间4月28日晚上(越南时间4月29日)，随着北越对新山一机场发动火箭弹攻击，西贡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战火不久将停歇，但是难民的恐惧却几乎使他们精神崩溃。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在机场跑道上，实际上却阻碍了空运。4月28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45分，福特极为不情愿地下令进行最后一次撤离。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说过，还没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那种情况只在历史书中才可能出现。对于那些我们将要放弃的不幸的越南人来说，痛苦占据了主导位置：
基辛格：他们有权在今晚的任何时间——华盛顿时间——调拨紧急救援飞机，而且他们必须在今天撤离前提出要求。
福特：那儿的今天还是我们这儿的明天?
基辛格：到我们这儿的明天上午，如果那时C-130飞机没能将他们撤离，就用直升机撤离。
福特：那实在是耻辱1 24小时以上还是12小时以上?
基辛格：12小时以上，而且我们本该多救出8000人。
福特：亨利，我们已经尽力了。
基辛格：总统先生，你这是太坚持己见了，而我们现在要尽力改变一下。
福特：我只是希望[霍门将军]史密斯(美国西贡国防官员)和[格拉汉姆]马丁能明白我们现在的处境，并能毫不犹豫地展开行动。
基辛格：我们和马丁沟通过，15分钟前还和他说过话。我不能说他很愿意这样做，但他会这样做的。他想和另外两个人留到最后，以便能照顾可能穿过丛林的美国人。但是我认为还不能说此事做对了。
福特：亨利，我也不这样认为。
晚上11点，我给格拉汉姆·马丁打了电话，还让他赶紧撤离：在无法避免实行最后一天空中撤离的情况下，撤离所有美国人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多地用直升机撤离越南人。马丁同意撤离，但是提出和两名志愿者坚守到最后，以监督军人的撤离秩序。这证实了我的猜疑，他计划像查理·乔治·戈登一样——他是位著名的英国军官，1885年，他担任苏丹总督期间，因拒绝撤离，在喀土穆的一次战役中遇难。在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的最后一天，我们决不能让我们驻西贡的大使成为北越人的人质。所以我下令要马丁撤离：“我们需要我们的英雄回到华盛顿，这里缺这样的人。”
那时，我相信在福特发表图莱恩演说时已经加速了河内的行动进程，因为实际上，这消除了美国再次发动武装干涉的最后的危险——虽然事实上北越人的偏执达到了相当程度；它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威胁。(北越)指挥官文进勇将军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像对美国国内争辩中几乎每一次别的重要事件的反应一样。提到福特总统的演说。然而，据文进勇的回忆录，似乎加速河内做出决定的是“美国及其傀儡”的“狡猾的外交方案”：
美国及其傀儡的狡猾的外交方案一个接一个出台，对我们构成了威胁，他们的目的在于给我们的军队对西贡的总攻制造障碍。很明显，我们必须加紧战斗，加快发动攻击，还要利用好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从而取得全面胜利。
河内所谓“狡猾的外交方案”指的是西贡尽力执行的美国十年来一直要求的行动步骤：撤换阮文绍和扩大政府。
4月24日，阮文绍的继任者陈文香聘请杨文明将军出任总理，扩大了政府。“大明”——正如他的外号一样，自1967年以来他一直被反越的抗议者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在和阮文绍的力量对决中一度出局。杨文明是所谓的中立主义者，必定能被共产党所接受，虽然黎德寿曾给过我相反的印象。
杨文明不愿在最后的斗争中去驾驭一艘沉船，拒绝出任总理职务，因为他说这个委任来自现在已被推翻的旧的政权机构。不过，他反而要求国民大会任命他为总统，负责结束战争，并组建过渡政府。他花了两天的时间达到了目的，4月27日大明终于当上了总统。大明就职总统的时间不超过72小时，只够有时间做两档子有意义的事情：他要求河内停火并进行政治谈判，但均遭到拒绝；4月29日，他要求所有的美国人在24小时之内全部撤离。由于这正好是我们撤离的时间表，所以实际上也帮助了我们的撤离，避免了那些对美国抛弃盟友的指责。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还尝试在共产党驻巴黎的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外交官之间进行外交接触——据说是因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外交使节也急于寻求这种接触。
但是，河内的领袖在斗争了三十年后，绝对不会忍受在西贡存在过渡政府。更不用说一个独立政府了，尤其是在共产党的国家中。颇为荒谬的是，杨文明当上总统后却加速了河内的行动步伐。如果阮文绍还没有离任，他本可以比那些可怜的继任者们多给南越宽限些日子。阮文绍的政权正在崩塌，而且再有几天也到头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国际认可的政府出现在西贡，能谈判停火并和美国打交道，它可能会导向南越的独立——虽然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对此，河内并不同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河内在西贡的最后战斗目标针对的是南越共产党，早些年前正是他们的游击运动引发了全部悲剧。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同驻巴黎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协议从未实现过。
最后一日
4月29日(华盛顿时间)上午，就在美国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乘直升机撤离的时候，福特、施莱辛格和我正向国会的领导介绍着情况。立法者们继续头一天的舌战，依然喋喋不休地主张“政治”解决，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所谓的撤离已经终结了美国对于取得政治结果的影响力。
此后，所有人都默不作声。我独自坐在白宫西侧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里，被一种重大事件临头的不安的孤独感包围着。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是撤离行动的华盛顿指挥中心，虽然实际空运是由五角大楼所指挥。五角大楼再三提
出迅速撤离的要求被记录在案，确认了如果在最后关头有问题发生，福特和我将负有责任。另一方面，福特和我对事态结果不再有任何影响力，我们已经成为了旁观者。因此，我们两人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对正在发生的悲剧也无能为力。我们的心悬在无法平息的痛苦和我们无法把握的未来之间。
在几乎神秘的静寂中。我感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分析各种各样的导致最后希望完全破灭的决定。但是，当我重新审视它们时，我开始反问转折点在哪里呢?是肯尼迪政府推翻了吴庭艳吗?是约翰逊政府所做出的和美国公众所坚持的看法背道而驰的消耗战略吗?抑或是尼克松在国内的政治意见动乱中对越南化的选择?这一策略将撤军、战争和谈判全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曾进行系统的思考，我有可能已经找出了导致悲剧发生的症结，尼克松就职以来，没有承袭下来别的选择。我们的继任者们已经放弃了胜利的可能性——由于我们所提出的体面的概念，避免了单纯的放弃。单边迅速撤离——这一由许多批评家们在1970年后提出的观点——会带来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梦魇更令人备受煎熬的局面。最近几周以来，撤离6000人的难度给我们施加的压力使我们仿佛置身于这个梦魇中，即在几百万武装的越南人包围下，美国要尽力撤离几十万人。
但是，这几个小时最折磨我的是一个更接近战术性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事态中，我自己将扮演怎样的角色：1972年10月8日黎德寿提出一个突破性的建议以来，我还在继续加速谈判的进程。让我颇为痛心疾首的是，最终于1975年陷落的西贡政治机构，其士气的消沉是否开始于我们在1972年曾促成的谈判呢?谈判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有利条件呢?1972年10月8日，当黎德寿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接近了体面的结束战争和国内和解的时候，我的谈判小组和我当时真的有兴高采烈的理由吗?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抓住机会履行职责比最后辞职强。毫无疑问，如果我拖延时间，北越人甚至早就将事态公之于众了。无论怎样阮文绍本会固守自己的立场。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途径的话)肯定没有结果，国会本来也会切断经费迫使达成一个结果。
我们中没有人能想到紧随总统连任选举彻底胜利的就是总统权力的丧失。我们深信我们正致力于一个能让南越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反对全面入侵的协议。抗议者会说越南现在处于极为异常的社会条件下，但是当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到越南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很多充满着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军人和驻外事务处官员等——他们在那里为我们的越南盟友浴血奋战。不惧艰难，却要被宣告将面对一个并不确定但注定痛苦的命运。这些美国人自豪地相信，他们正在为保卫自由的事业而与残忍的敌人在密林和稻田中激战。在新闻媒体的辱骂声中，在国会的质问下，在抗议运动的奚落中，他们坚持着美国理想主义的传统，把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献给了这场战争。这是一场由几任美国领导人发起，然后又放弃，到最后还备受诘难的战争。当我坐下来思考越南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他们，而并非几个坏家伙。我也想到他们的目的，而不是他们最后的失败；我还想到了美国对自由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而并非受挫的过程。
我的沉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这个电话和直升机撤离人员的事情并不相关。打电话来的人是我的一位的朋友卢·沃瑟曼，后来此人成为好莱坞的一位巨人——环球电影公司的总裁。他说：“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你在越南问题上遭遇的所有麻烦，有许多为你着想的朋友想为你分担。”他很快就挂断了电话，我还未来得及回答。卢·沃瑟曼是一位诚恳的民主党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越南政策的批评者，而且我想不出我对他的事业来说有什么用处。这是真诚的关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后来，当最痛苦的时刻到来时，越南又让我感受到了挫败和可悲。到现在，我仍记得，那是华盛顿的午后，西贡的凌晨，尽管最初决定在越南时间的黄昏前结束运送。福特还是下令整晚继续行动，以便营救出尽可能多的越南人——特别是那些还滞留在使馆内的人。下午2点左右，我得知仍然还有760人滞留在那里，由于某种原因，在前两个小时内只有一架直升机降落。我让施莱辛格去讨论我们如何在最后期限之前营救出这些人，最后期限一过，所有的撤离都将停止。因为事实很清楚，北越人将在拂晓前占领西贡。施莱辛格和我合作得非常融洽，我们计算过13架直升机就能完成任务，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同意用19架直升机。马丁将搭上最后一架直升机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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