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8日上午八点《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震撼了全国。
“四清”分团全体在小学校，在礼堂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员雄浑深沉的声音饱含激情，让听者跟着落泪，以至到最后竟哭出声来。
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篇文章有如此强的感染力、震撼力!
《人民日报》发出社论：
《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焦裕禄复活了!他重新回到他为之拼命奋斗的兰考。走在大街小巷，走向田间地头，走到千家万户，走进每个人的心里。
我心中的焦裕禄来到我的身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如团团烈火燃得人们热血沸腾了!
我沸腾的热血，化成热泪，流入我的笔端；从2月8日到2月11日。我用三天三夜。写出了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和第二部。
我心里一年多积累的焦裕禄形象自己走出来，我觉得对于他有更多生动的故事还没有写出来。三个整夜，我没合眼，在含泪写，写……文思如黄河水浪激汹涌。一泻千里，不可阻挡，这是我一生中写作的第一个高峰，这是我生命的奇迹。我自己都奇怪，这长诗是我写出来的吗?
我只用因激动而颤抖的手改了长诗的错字，县委办公室便抢去打印了。我只拿出来《焦裕禄之歌》的第一部。
这两三天全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各省、地、市都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
广播、报纸——那时还没有最强大的媒体电视……天天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纷纷来到兰考。
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文艺团体的记者、作家、艺术家……都云聚到兰考来，光文艺界来的名人就可以召开全国的文代会了!
兰考在沸腾，兰考人感到骄傲与光荣。
我从兰考县委接到了《人民文学》、《收获》、《文汇报》、《光明日报》、《奔流》等十多家报刊的来电。都是一个内容：通知我要全文发表我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电文一个比一个恳切。
这是咋回事?我问了办公室同志，回答是：凡报刊来向咱们约稿的，我们便把你的诗寄去了。反正是宣传焦裕禄，发表的地方越多越好呀!
我说：不能一稿两投，这是规定，赶快回电吧，我想只答应《人民文学》一家。
我只得给除《人民文学》之外的报刊发了电报表示歉意。
我给《人民文学》回了信，同意他们发表。
我没想到：我给《人民文学》去信刚发出一天，《文汇报》没有理我的回绝电报，竟在1966年2月20日，以两版篇幅把我的诗发表出来。
一切已无可挽回。
这使我的老师、《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同志很为恼火，说把他们刊物搞得很被动，因为作为头条稿，已经三校，马上就要印了，现只得抽下来，再换稿子。李季同志给河南省文联主席于黑丁打电话，要他急速给组织一组诗稿。
《人民日报》发表出大通讯的第三天，我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的电报：立即组织创作《焦裕禄》，摄制组即赴兰考。
看出来厂里的急切。
我拿电报找到秦一飞部长，经他同意，我和在别的点搞“四清”的原创作组人员回县城集合了。但由于兰考来人太多，采访已不像原先那么容易。县委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张钦礼负责，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县委办公室，全力接待参观的人们。
我自然成了接待同行的接待员，向全国各地来采访写剧本的朋友，介绍我心中的焦裕禄形象。他们在深入采访时发现真实情况有与新华社报道不相合之处，向我问是怎么回事，我不好回答。我也并不向外人提及我知道的那些不合实际的地方，而是把这些问题写长信向长影总编室支部书记叶华作了汇报。此时，我不能犯自由主义随意向外人去说，以免给党报造成不好影响。
一天，我在县委办公室见到张钦礼，他穿一身灰色棉制服，十分整洁。他似乎很注意自己的装束，也许是因为他总要接待来宾。而人人又知道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关系吧。他行色匆匆，好像又去开什么会。
我叫住他：“钦礼同志，我有些情况想和你谈谈。”
张钦礼仍是笑脸对我：“有什么情况呀?”
我说：“来采访、参观的人有反映，关于宣传焦裕禄报道中的失真问题。”
“有什么失真呀?”他的脸沉下来，显然不愿意听这话。
我这人有个毛病难改，就是不会看人脸色，不管不顾，我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爱听不爱听也就不理会了，我常因此伤人、得罪人而不知晓。此时年轻气盛，更无所顾忌：“失真地方不少。比方最近新华社发的文章照片，说焦裕禄同志到兰考后第二天就到老韩陵访问了老贫农饲养员肖位芬……这就有两处不真实。一是大通讯写的，“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我查县委日志，焦裕禄到县委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他12月5日到兰考，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结束会三天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到的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怎么能这么写呢?……”
我还要说其他问题，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张钦礼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以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哪!你毕竟年轻，没经历过什么事呀!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弄不好，会当做阶级斗争抓你，现在是有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学焦裕禄的。”
我不再说话。
他警告我之后，便匆匆而去。
我望着张钦礼的背影，突然感觉有了变化，他不再是我心目中令人钦佩的高大的形象……
如果他不离我而去，我就想问问他：《人民日报》、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不是要以事实为根据?怎么能让“事实”去反过来服从那不合实际的报道?谁先谁后?实事求是反而成了反对学焦裕禄的“阶级斗争”，那说话不合事实反而成了学焦裕禄了?老焦地下有灵，会同意这样做吗?
从此次分手，我便不想再找张钦礼谈话了。
过了几天，我等来了叶华的来信，她信上说：“你反映的关于报道失真问题，厂里也向文化部反映了，说此事已告知河南省委，你可以和河南省委去的人谈你的意见。”
我当时是多么真诚!我天真得真像孩子。
我便准备做一些核实，把情况如实反映上去。
《河南日报》开封记者站站长，写传记《焦裕禄》的薛庆安和我的谈话，使我更坚定要反映真情的决心。
薛庆安说：“大通讯署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是周原写的初稿，这个周原，傲气得很。党中央对报导的真实问题三令五申，可这个人却不严肃对待，他只听信张钦礼一人的介绍，有许多情况是与实际不相符合。你仔细看看这篇大通讯，和我们原先掌握的真实材料对照一下……就连焦裕禄本人的出身，大
通讯都给改了。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都写‘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好像焦裕禄如果出身中农就不光辉高大似的……”
我认为薛庆安说得有道理。
大通讯里有不少处与事实不合，我认为是作者以“文学的创作想象”代替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记录。这便使认为通讯报道应与事实完全相符合的人们不接受那充满感情想象的描绘，认为是“客里空”了。
我当时就属于这一类人。
今天我和朋友谈此事，也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篇通讯可以视为“报告文学”，因为在《报告文学选》内已选上此篇。既然有“文学”两字，就允许人家有想象。不必完全拘泥于真人真事。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下边这些不实之处，还算不算问题。是不是大通讯的“失误”呢?
我在当时记下的有这些不实之处：
1第一节写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说，应该在思想面前加上“领导”两字。两^谈得很久。
当时了解情况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2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县委委员开会，没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象。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县委会。
焦裕禄开会是按着党委会工作方法，每次开会前都有安民告示，告诉准备研究的问题，先让大家有所考虑，他从不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让大家盲目地“跟我走”!
焦裕禄确实领大家去看过灾民，那是上午十一点，是提前告诉大家去的目的。
我进一步问：晚上焦裕禄去过车站吗?
事实是：半夜去过，是和张保田去车站检查安全工作，了解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带着枪夜半去的。
大通讯里这段描写很具体，对于其中细节，在此稿征求意见的会上，有人提出“挂着尺把长的冰柱……”不合兰考地区的气候，当时周原听了也不修改，看来这是得意之笔。但焦裕禄来到车站，并没做任何工作，只是对委员们讲了一段话而已。
这种想象出来的情节经不起推敲，也损害了焦书记的形象，把焦写成独断专行的教育者了。
3大通讯说，看过灾民之后，焦裕禄带领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是：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今天称为“老三篇”的文章，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要求硬填上的。没有一个常委证明：在一次开会时焦裕禄领学“老三篇”。
4一次专门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5“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
查兰考历史没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
6“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
对此段，反映强烈。了解兰考历史的老同志都知道，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枪交出来，后被敌人抓住处死的。人们说：焦裕禄不可能提马福重，他也不知马的事儿。
这一段肯定是张钦礼介绍的谎话。因为马福重和张钦礼沾亲带故，借记者之笔为马福重竖碑。
7在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一节里，写了焦裕禄批评从“丰收区来的”那个领导干部的事儿。“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而在一篇长篇通讯里不树个矛盾冲突面，也没看头。而在这里写的这事和事实相反。
张钦礼当初曾向上级告状。反映县长程世平和焦裕禄的“装潢县委办公室”，最后经省地检查组检查没有问题。
我从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原委后，对张钦礼的印象变了，你怎么能借记者的笔，尤其是这样有权威性的大笔去发泄你个人胸中的不满?这品德实不叫人佩服!
8“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焦裕禄确实说过这话，但不是针对“程世平的装潢做家具”，而是对“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讲的，当时“除三害”办公室缺椅子，卓兴隆向焦书记诉苦，焦书记说了这句话。
9本篇最动人的情节：焦裕禄逝世前和张钦礼的谈话及最后的嘱托，与事实不符。张钦礼去看焦裕禄，焦的妻子徐俊雅就在身边。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张钦礼便走了。焦裕禄的这段话是对地委领导讲的。大通讯却安在张钦礼头上，制造成了“最亲密的阶级战友”的印象。这一段当事人反映最为强烈。
10焦裕禄送给张钦礼照片的情节属于子虚乌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他从哪儿拿照片送给张钦礼呢?
据当事人谈，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时，焦裕禄不爱照相，家里没有存着照片，急得没法儿，便去省委组织部，从焦裕禄的档案里找出他填表时贴的照片，取下来了。
我们从《人民日报》上见到的焦裕禄多么年轻呵!因为那是他二十多岁时的照片，不是他在兰考当书记时的近照。
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11大通讯写道：“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得不对。”
焦守凤说得十分干脆、肯定。
亲人都没有发现，这“人们”又是谁?
这是执笔者头脑中的想象，想以此证明焦裕禄确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好学生。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凭空加的一笔，为记者自己造成了难以说清的灾难。
12大通讯的最后一节。是为了写出“精神变物质”，勾画出了兰考的现实图景。只要是到过兰考参观的人们都能感到当年兰考的现实。很显然，记者以激情之笔写下的是他们的幻觉：“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把“已经”换成“正在”，则实事求是。
后面的数字也表现出张钦礼介绍的浮夸，这和他在1965年6月在地区征购会上虚报数字以求上级表扬是一条路。他不会想到：经记者一写，便在全国造成影响；而亲来兰考参观的人们心里在说：“这篇大通讯有点夸张了!”
13大通讯作者在下一段的抒
情中，显然用了夸张的描绘：“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按：根据1965年7月兰考县委办公室印制的“兰考县基本情况统计表”。全县人口已升到369236人，近37万人)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里应该把完成时改为正在进行时，方为实事求是。
应该说，焦裕禄生前没写完的那篇文章，闪耀着他气壮山河的革命理想，他十分清楚地写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设想不是现实》。我们又怎能把理想当成“现实”去描绘?
一个对兰考人民负责任的县委书记，在大年三十晚第一次听到这样描绘兰考现实时，只谨慎地提了意见：最后，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现实写得这样好。因为“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同志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
应该更真实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兰考人民实行了“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才真正扔掉了要饭棍啊!
我准备好十多条意见，等待河南省委来人找我，想如实向组织报告我知道的真情。
然而，并没有见河南省委来人找我。
我于是想把这些反映写个材料上报党中央宣传部。我想，作为将成为共产党员的我，见到有损害党的声誉的现象不向党报告，不是犯了“自由主义”吗?
我提笔要给中宣部写信，开了个头：“有关《焦裕禄》宣传报告失真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
我的笔却停了下来，是我突然想到1959年8月我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多么危险的一封信，那正赶上在庐山开会批彭德怀……我因此受到北大同学的批判。
我这封信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和我的愿望相反，真的如张钦礼所告诫我的那样，成为“阶级斗争”，说我代表了“反对学焦裕禄”的反动势力?就像1959年写信成了代表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
让历史去说话、去纠正吧!
我决定不惹是生非，不再写信。虽然，另一种声音对我说：“你这种患得患失，不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吗?你应该为党的事业无所畏惧，赴汤蹈火……你还不够党员资格!”
可又想：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为什么都不说?我向周化民书记、刘呈明副书记、李林鹤部长都说过此情况，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向党反映?
我于是又原谅了自己。
就是我向中宣部反映了情况又会如何?这只有今天读者去猜测、判断、估计了。
就因为这些失真要留做历史去纠正，就引发出后面兰考的大悲剧来!这莫非也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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