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斌

　　坐在悉尼歌剧院金黄而泛红的暖色调剧场里，听着澳大利亚歌剧院《奥兰多》的男主人公奥兰多将军正在如泣如诉地用优美的嗓音诉说着他爱情上的不得志。这是今年8月下旬我的第二次澳洲之旅中紧张的访问学者生活中的一个小调剂。如今，那张印着我的名字的歌剧门票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一角，然而，那梦幻般的有如帆船形状的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形象却久久不能挥去。常常映入脑海，令人浮想联翩。

　　五十一年前，当澳大利亚歌剧院总指挥古森斯为实现他的梦想欲建一座集音乐厅、歌剧厅、餐馆与艺术画廊于一身的世界一流歌剧院时，来自全世界28个国家的222套方案呈现在评委们面前。当然，美妙无比的，也是备受争议的来自丹麦的建筑师约翰·乌岑的这套帆船方案吸引了最后的眼球。但由于其后接连不断的技术之争、预算之争与政党之争，乌岑的这套设计方案及其后的技术与施工方案饱受磨难，以至于这位有着好莱坞明星般长相的英俊设计师于1966年愤然离开悉尼，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悉尼歌剧院的落成已经使其成为澳大利亚不折不扣的第一标志，而且令可爱的袋鼠与考拉屈尊为澳大利亚的第二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悉尼歌剧院这座造型独特的建筑已经改变了世人对澳大利亚的看法，使得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跃然出现，大有携一屋而令人侧目之势。放眼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超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从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到北京奥运“鸟巢”。从迪拜帆船酒店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从美国加州科学院到上海东滩生态城市，现代设计大师和建筑设计所富有激情与想象的最新创作不断颠覆着人们对建筑概念的认知，以至于在英语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语：starchitect(明星建筑师)。明星建筑师的含义相比其字面意义要丰富得多，比如，这座建筑不仅是优秀的，还要是独特的乃至前卫的，最好是环境友好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等等不一而足。

　　在我们为明星建筑师的超然想象和迥异构思而叹服和打动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了那些明星建筑背后的经济力量支撑和意念驱动。其实，上个世纪末开明星建筑之先河的一座建筑非上文所提及的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所莫属。1997年，当基于弗兰克·盖里神秘、诡异设计风格的古根海姆博物馆竖立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市的时候，建筑设计的一个崭新世纪宣告到来。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至今为止，已经有逾千万游客前来参观，2007年和古根海姆博物馆有关的经济活动总量已达2亿2千万欧元之巨。然而，千万不要忘记这座建筑的背后的策划人和推手：毕尔巴鄂市的市长和其他市政官员们。在毕尔巴鄂市日益衰落的工业面前，市长和他的同仁们一筹莫展，最终决定以文化和旅游重振地方经济。正像他们和盖里所达成的协议一样，这座建筑不能仅仅是一座建筑，它还必须是城市的形象与名片。如今，在建筑学的课本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术语：毕尔巴鄂现象。不难看出，毕尔巴鄂现象其实更是一种经济现象。

　　故事说到这里，列位“茶客”可能不禁暗暗发笑，这么简单的道理谁不知道!但是，让我们回到1997年的西班牙。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代表的几个西南欧国家和英法德诸强国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所幸的是，西班牙于1995年以后从欧盟内部获得了较大的经费支持，从此迎来了借助于一体化的优惠政策和市场机遇所带来的大发展阶段，而且这种发展至今仍在继续。如今，西班牙借助于建筑业、旅游业和汽车制造业，在开放思维和零财政赤字政策的支撑下，并没有过度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疲软的影响，应该说这在欧洲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据我在欧洲留学的一位学生说，几个月之前他刚刚到西班牙旅游了一趟，他发现西班牙的好多地方有点像正在日新月异发展中的国内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的工地。这一信息恰好验证了我的一些揣测和判断。

　　其实，除了西班牙这个例子之外，我们不难找到其他类似的例子。迪拜帆船酒店，建成于1994年，这也是阿联酋依赖石油美元而后逐渐国际化的开始；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建成于1998年，这也代表着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经济腾飞；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黄金海岸88层高的01，落成于2005年。也是这座新兴城市国际化和大发展的一个标志。至于在中国，随着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CCTV新大楼、T3航站楼及上海世博会主场馆的相继问世(有的建筑尚在建设之中)，2008年也注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与众不同的一年。

　　当然，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家巨构建筑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些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最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成了国外著名建筑师的“试验场”，甚至还出现院士们集体上书反对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的事情。其实，当年的悉尼歌剧院的方案也曾受到过比这更为严重的反对和抨击。1957年1月29日，当丹麦建筑师乌岑的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并经过异常繁复的审验程序被宣布为获胜者以后，悉尼公众面对刚刚公布的由10片贝壳所组成的歌剧院方案是何种反应呢?我们不妨从方案被公布两天以后即1月31日的《悉尼先驱晨报》上摘录一些评价作为当时悉尼公众反应的证据。当时悉尼的一位名流评价道：“这些露天广场上帐篷一般的东西不是建筑。”还有一位名流带着很大的不屑评价道：“这套方案会给头脑简单的人带来快乐。”甚至有位读者愤怒地给《悉尼先驱晨报》的主编写信，声称：“这套获奖方案犹如一个已经游荡在这片土地上数百万年的巨大魔鬼!”由此可见。这座200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杰出建筑当年曾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知淳朴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再回味当年那些对悉尼歌剧院的恶评时会作何感想。

　　值得说明的是，现代超级明星建筑的设计，早已超越了传统建筑的概念，更多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后对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定位与思索。国际化条件下的创意经济结合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各国优秀人才的群体合作是超级明星建筑成功的基础。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为例，这个备受诟病的现代建筑的设计者库哈斯并非建筑科班出身，以前是搞新闻和喜剧的，这种外行对建筑的思考，自然眼光独到，能够“跳出建筑看建筑”，其设计常以讽刺的方式，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这是基于建立在社会、经济、人文等大的方面的基础之上去思考建筑的。这样的思维，往往可以设计出有更富深刻含义和独特人文理念的建筑。当然，这种颠覆传统的设计方案真正要付诸实施之时，还要中外著名建筑设计所通力合作，以解决空间、结构、材质、构造与环境的协调等众多现实问题。

　　澳大利亚人对悉尼歌剧院数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转变同时也伴随着一个国家国民心态的日益成熟。上个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已故著名记者唐纳德·霍恩以“幸运国家”来命名他的国家之时，澳大利亚留给世人的还是一个懒散的、只知道从自己国家地下挖东西然后卖给国外，或者同时把大量羊毛输往世界各地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构筑幻想与未来的国家。四十几年过去了。当1973年悉尼歌剧院傲然耸立在悉尼港贝尼朗岬角时，当2000年悉尼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时，当澳大利亚政府自信而不顾非议地把自己的经济融入中国和亚洲的发展之中时。当澳大利亚的建筑设计、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取得骄人成绩时，一个崭新的、自信而不自傲的澳大利亚国民形象已然展现于世人面前。悉尼歌剧院的整个建造史和澳大利亚近几十年的发展史常常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一座建筑改变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锐意进取和充满想象的国家必然会涌现出像悉尼歌剧院那样梦幻般的建筑?

　　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说是一座建筑改变了一个国家，毋宁说一个创新的国家往往体现在一座足以改变国家形象的建筑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一座建筑本身的伟大和荣光毫无疑问属于它的创作者和设计者，但是，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伟大的建筑还属于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更属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个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