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活跃的先锋，是市场化进程中的草根力量。拥有二十年来最脍炙人口的财富增长故事。现在的温州中小企业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全球通胀、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等因案的综合作用下，羽翼未丰的中小企业迎来了近几年最严峻的挑战。
曾子墨：一轮宏观调控发生之后，很多人都认为温州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您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吗?
周德文(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应该说感受到了。2007年以来，温州的中小企业因为宏观调控、外部环境的变化，生存遇到一些危机。温州有不少中小企业处于一种停工、半停工的状况，造成了一种生存的压力。
曾子墨：能够计算出数字来吗?大概有多少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周德文：温州大约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的状态。
曾子墨：20％的停工企业大概都集中在哪些行业?
周德文：因为温州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传统的产业上，比如说打火机、制鞋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出现了一些困难。
曾子墨：那就2008年而言，有相关的具体统计数字吗?温州企业整体的利润率下降了多少?销售额下降了多少?
周德文：现在销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但是利润减少了。很多企业处于没有利润，或者是微利状况，比如原来有5％、8％或者10％的利润，现在可能只有1％。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处于求生存的状况。它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少了。
劳动力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利润空间下降，终于使资金问题密集爆发，制约中小企业发展命脉的融资难，将许多企业和企业家逼向绝路。
曾子墨：如果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少，现金流转的速度又变得越来越慢，那么现在温州的企业会不会面临资金链断裂?或者至少说面临紧张的状态?
周德文：现在温州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就是比较紧张。这个原因很多，一个是宏观调控以后国家银根收紧，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相对来讲比较少了。中小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有一定的难度，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困难。但是温州这个城市民间资本非常雄厚，民间金融也非常活跃，所以企业到今天为止倒闭的很少，媒体上没有看到温州什么企业，特别是有名的企业倒闭。而在义乌、金华，在其他的地方，都出现了比较知名的企业，或者比较多的企业倒闭。温州这个城市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经过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民间已经积累了比较巨大的财富，我们有600亿的民间资本，能够支撑温州的民营企业渡过这个困难。民间金融也非常活跃。这些资金都流向广大的制造业、中小企业，使它们在银行资金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有一个合理的补充，有一个从民间取得资金的途径。这一点温州跟外地就有很大的不同。它支持着我们的民营企业能够生存，能够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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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企业倒闭的原因有四
部分中小企业倒闭是不争的事实。在周德文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从国内来讲，宏观调控以来，银根收紧，中小企业从正规银行取得贷款很困难，只得转向民间借贷，增加了融资成本，有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原材料上涨，制造业成本不断攀高；《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务成本增加约30％；人民币升值、汇率调整、利润空间大幅缩水：“节能减排”等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第二，从区域经济条件来讲，温州要素资源——土地、能源(水、电)紧缺，土地价格(工业用地)已达每亩200万元以上，导致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温州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竞争；温州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轻工产品的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外部环境一变化，利润空间即被侵吞。
第三。从国际环境来讲，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造成外贸订单直线下降，平均外贸订单约减少30％；外商违约现象严重，爽约率10％左右；外商“逃账”、“赖账”现象严重，很多企业货款元法收回，约200亿货款被拖欠；国际贸易争端增加，外商转嫁危机。比如俄罗斯以“灰色清关”为名，扣押了十多亿美元的温州货物(主要是鞋类)，造成约七十多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第四，从企业内部来讲，部分企业产品不适销。没有核心产品；部分企业盲目多种经营，盲目扩大规模；部分企业经营不善。
周德文表示，这些原因里面：大部分是客观因素，小部分是主观因素。
(摘自和讯财经)
部分企业倒闭。更多企业正从山腰往下滑。当地企业界人士认为，温州经济是全国经济的风向标。它会先于全国经济崛起，也会早于全国经济回落。这也使得温州必将承受更多的痛苦。
曾子墨：您谈到压力，企业内、外的压力分别是什么?
周德文：温州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受许多要素的制约。比如说温州土地资源非常紧缺，解放前我们就人均不到三分地，现在温州的工业用地价格已经非常高，有的地方政府挂牌的土地价格已经到230万元一亩，这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工业用地价格了。土地的价格会转加到生产经营成本中，这个对企业制约很大。另外，温州是个资源依赖型城市，本地没有任何的资源，地底下的资源也非常贫乏。温州也算是制造业的大市，我们有三十几个国家级的制造业基地，这些基地所需的原材料，全部依赖于外面进来。这样包括能源、水、电，相对来讲都比较缺乏。这是内部的一些制约。温州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它的经营方式原来都是低成本、低价格的量的扩张，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些困难，制造成本相对就比较高了：宏观调控以后，特别是2007年下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材料价格不断攀高，铜、钢、铁、铬这些金属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增加了制造业的成本。加上国家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个用意非常好，但是客观上也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劳动力的成本。我们测算了一下，每个工人一年大致要增加8000到9000元的劳务成本，一个企业如果是100个人的话，要增加80万元的劳务成本；如果1000人的话要增加800万元的劳务成本，对企业影响是非常大的。加上这两年人民币升值加上汇率的调整，对温州这样的出口企业比较多的城市，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外面这种种因素的叠加，对温州的制造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一部分企业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
温州市的打火机企业数目已经从2006年、2007年的1000多家锐减到了70多家。来自温州市鞋革
行业协会的消息称，现在还有2600家鞋类企业生存，在2005年相关媒体的报道是温州有鞋类企业近4000家，从业人员40多万。在中国有纽扣、拉链之乡之称的桥头镇，纽扣厂家已经从鼎盛时期的560多家缩减到了现在的50多家。
曾子墨：很多人都猜测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不景气，可能会对温州一些企业的出口需求量造成影响。
周德文；有一定的影响。次贷危机的直接结果就是结汇的信用丧失了，老外本身是很讲信用的。货款按合同该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次贷危机使他们的企业面临生存的压力、生存的危机，在结算货款的时间上就拖掉了，造成双方的不信任。所以温州的一些制造型企业有订单也不敢去做，因为做了以后钱拿不回来，会使企业资金链断裂。我认为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影响。
曾子墨：受出口影响最大的行业都有哪些呢?
周德文：像打火机、眼镜这些行业，都是出口数量比较大的，打火机受到冲击特别大。眼镜特别是太阳镜的行业，因为利润本身非常薄，加上现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温州有不少太阳镜的生产企业，现在都出现或多或少的困难，有的企业干脆就处于停工等待转型的状况。
东莞：部分企业正经历“生死劫”
位于珠三角的东莞市，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近两年来，这里出现了上千家外资企业的倒闭和外迁。现在，仍旧有部分企业正在经历“生死劫”。企业的倒闭导致更多的副业濒临关门。这种倒闭是正常的优胜劣汰，还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曾子墨：这两年，很多从事制造业的中国企业开始面临困境，东莞的情况怎么样呢?
蔡康(东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还有人民币升值，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原油价格上涨，企业的经营确实是比以前困难了。从东莞的情况来看，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关闭的情况。首先从企业关闭的总体情况来看，2008年1到6月份，关闭的企业，外资企业大概是400家，占整个东莞外资企业的数量大概是2.5％，涉及金额大概是4.5亿美元。如果说到实际利用外资，数字就更小了，可能还不到1％。所以我们觉得从总体情况来看，应该属于比较正常的范畴。
蔡康认为，从历年来看。最近十年东莞每年都有七百到八百家企业关闭，所以2008年企业的关闭数字也是正常的。他还强调，2008年1至7月东莞还引进了三百八十多家企业。引入外资比关闭的多很多，所以企业资金的流量还是正增长的。但是企业老板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信服，他们认为，政府统计的企业都是上规模的，众多关闭的小企业没在统计之列。
‘在东莞市几个乡镇的大街上，记者随处都可以看到“厂房招租”的字样，在一些工业区内，记者不时会遇到正在找工作的打工者。他们大多数都曾经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里打工。据记者调查，2008年东莞市招工的企业比往年减少了将近30％。东莞市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降4.02％，出现了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面对这种现状，东莞市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转型和升级。
曾子墨：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蔡康：一方面是尽量地帮助企业降低它们的成本，在这方面市委市政府减免了一些企业的行政性收费，减免了它们的税负。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应对目前这种经营的困境，根本的出路在于推动企业进行转型和升级。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10亿元规模的转型升级的发展基金，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升级。
曾子墨：像您提到的10亿元的资金支持，还有减免一些行政性的税负，这些政策能够对企业起到多大的帮助?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如果不转型，不升级，是不是在现在的经济阶段会面临危险?
蔡康：我想优胜劣汰是一种经济的规律。面对这种规律，作为政府要做的是帮助企业创造一些好的环境，好的条件。让企业生存发展下去。应该说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措施，包括减免一些费用，设立转型升级的专项基金，目的就是为了稳定企业，使这个企业先在东莞稳定下来，然后进行转型和升级。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
曾子墨：假如不进行转型，不进行升级。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未来会怎样?
蔡康：我想随着国内原材料，包括国际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它不进行转型和升级的话，它们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少。这是显而易见的。
曾子墨：政府所倡导的转型和升级的方向是什么?
蔡康：应该说我们关于转型升级的方向，对外资企业来说，一个是帮助现有的企业开拓内销的市场，帮助它们创造品牌，使原来那些以贴牌加工为主的企业转向品牌制造的发展模式，这是转型升级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帮助企业提高它们的自动化水平，提高它们的制造效率、生产效率，鼓励它们引进先进设备来替代更多的工人。第三个方向，就是鼓励它们把研发的环节从海外搬到东莞来。大家都知道海外的研发人才非常昂贵，设备也可能很昂贵，如果企业能够把研发的这一部分搬到东莞来，搬到企业里边来，我相信企业会降低一部分的费用。
曾子墨：但是在东莞有大量的此类人才来支持吗?
蔡康：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近年来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人事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对于一些高端的人才，它们也会给予一些优惠的措施。比如说在落户的政策方面，在住房或者子女教育方面，相应的措施已经在落实了。
曾子墨：即便是发展了自主品牌，即便是提高了生产效率，引进了设备，东莞市政府有没有考虑一些新的产业政策，支持发展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行业?
蔡康：有的。我们2007年提出了东莞外援型经济转型升级的三大核心工程，这个概念会更清晰一些，从更大的范围来理解这个问题。这三大核心工程，一个就是现有这些外资企业的转型升级工程。第二个工程叫作关键项目的引进工程，比如说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在产业链里面处于关键位置的，或者是一些龙头项目，在产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项目，从而改善我们整个产业结构里面这一部分缺失的情况。第三个工程，我们把它叫作监管模式的再造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我们目前以人手为主的对外资企业的一种监管，把它电子化、网络化，通过这种现代电子的手段来提高监管的效率，为外资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8年7月3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自2008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华宝鞋业董事长张华荣告诉记者，这将会减轻他们在转型升级中的困难。
事实上，华宝鞋业是东莞地区一家非常典型的制造企业，它不仅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属于出口外向型。最近两年，随着外围经济的恶化，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以及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华宝鞋业的经营状况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利润率从原有的8％下降到了如今的2％。2008年的7月19日，国家总理温家宝也亲自来到了华宝，就东莞制造业的情况进行调查。
曾子墨：前一段时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华宝视察，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张华荣：总理到我们企业考察，第一句就问，企业这两年经营得比较困难吧?我说是比较困难，我说我们可以顶过去。当我介绍我们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时候，他很高兴，拿过话筒说了六字真经；“发展是硬道理。”“升级是核心”“转型是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碰到压力要“把压力化成动力”，要靠这六个字。总理充分肯定我们，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曾子墨：对于发展、转型、升级这类问题，您怎么看?
张华荣：对于产业升级，我们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制造这边进行了全面改善，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第二个是自创品牌。这块我们已经投入很多了，但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第三个，也是东莞、广东鞋业所需要的，我们企业投资了一个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这个总部基地就为整个行业的提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升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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