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捷

　　在周恩来领导下阎宝航

　　开展秘密情报工作

　　1939年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由于惧怕日本配合希特勒德国在东方向他們发动进攻，阴谋制造了“远东慕尼黑”，逼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日本同他们妥协。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之下，蒋介石更加动摇，投降危险急剧上升。一天夜里，在李克农相约之下，阎宝航来到了曾家岩50号。

　　这儿是中共南方局机关，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特约阎宝航来，向他下达新的任务。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克农。周恩来嘱咐他要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为党搜集情报，包括国际情报工作。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阎宝航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当时阎宝航交际甚广，同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在南京曾参加宋庆龄主办的新生活运动，任过这个总会的书记兼干事。他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挥其社会才能，广泛交友，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阎宝航入党后，他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与重庆政界、商界、文化界和抗日民众团体各方面人士联络，广交朋友，他以“东总”名义多次请国民党许多上层人物参加各种会议，为团结抗战做出许多努力。他与东北元老级人物莫德惠、万福麟等保持密切关系；和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有密切接触；同国民党CC系、复兴社、军统、黄埔系、政学系的头面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也有特殊关系。他正是利用这些关系，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阎宝航举家迁移重庆后，立即着手建立情报机构和设置无线电台。他在重庆郊区北碚（北温泉）买下一栋古旧幽静的宅第，将党的电报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安排在这里长住。阎宝航还在家里的卧室箱子下面安装了活动地板，将电台隐蔽在地板底下。张志敏则以高坑岩水电站技术员身份作掩护，按时发送情报。在必要时，阎宝航则以洗温泉为名到这一带来安排一切。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阎宝航后来还设立了极为秘密的备用电台。

　　“你的情报第一，

　　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1940年7月，希特勒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为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德国采取了许多欺骗措施。为更有力地打击苏、英、美势力，德、日两国于这年12月在柏林和意大利签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开始拉拢国民党政府，使其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与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政府也认为英、美不行了，向德、日靠拢。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1941年春，希特勒为实施突袭苏联的作战计划，密派“狼团”谍报组到东方活动，企图拉日本人一起进攻苏联。日本则摆出一副动武的架势，明里在苏联东线加紧部队调动，实际上却在暗中加紧做好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准备。而德国在狂妄之际，泄露了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一重要情报被阎宝航得到了。

　　在重庆的日子里，阎宝航身兼数职，经常以各种不同身份被邀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如救亡、文化、商业会议与活动及外交活动。1941年5月间，阎宝航被邀参加一次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是在这次宴会上，他有机会获得了这一情报。

　　曾经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部长的罗青长在其纪念阎宝航的文章中谈到，他和阎宝航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相识的。他说：“阎宝老自‘西安事变之后，即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我当时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分管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机密工作。虽然和阎宝老没有见过面，但早慕其名，早闻其功。”在谈到阎宝航获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时，罗青长说：“正因为阎宝航同志在国民党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他敏锐的观察力。因此，他对于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政治动向，以及各界人士对时局的反应，甚至各国驻重庆使节的外交活动，都能够有所了解，并及时向党反映一些可供决策参考的重要情况。”他认为，“阎宝航了解到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为苏联提早进入战争争取了时间”。然而，鉴于当时国民党猖獗的反苏反共活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甚至担心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驱逐。罗青长说道：

　　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诱降，稳住国民党在两个阵营的动摇，丢掉对美、英的幻想，也积极进行对国民党的拉拢，曾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一星期内突袭苏联。这个情报像一针强力兴奋剂，使重庆国民党内欣喜若狂。蒋介石甚至认为，德攻苏，日军必北进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主力也势必北调抗日，以策应苏联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国民党则可堂而皇之地以“收复失地”的名义坐收渔人之利。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被这种如意算盘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在酒酣耳热之际，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一次社交场合对阎宝航同志和盘托出德国突袭苏联的计划。周恩来同志得到阎宝航同志的报告后，于1941年6月16日紧急电告延安，党中央立即通报苏联。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由于我党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之其他情报的佐证，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早进入战备。苏联朋友对阎宝航同志提供的情报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主席，对中共中央表示感谢。苏联一些知情者也称赞“阎宝航同志是第一个知道德国进攻苏联日期的人”。

　　关于阎宝航获得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情报的另一位知情人是李正文。李正文于1937年在莫斯科受王明、康生陷害而被送到苏联劳改营审查两年，回国后，在阎宝航的帮助下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在正式工作分配之前，被分配在阎宝航领导下担任交通工作。李正文回忆说：

　　阎宝航同志的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苏联使馆罗申联系。当时阎宝航交际甚广，同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从孙科等一些国民党要人那里获得法西斯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这个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我，我当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罗申。不久，苏联塔斯社“辟谣”说，近来英美政客无中生有地挑拔苏德关系，胡说德军将在6月进攻苏联红军。事实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果然在6月22日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阎宝航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苏联立了大功。

　　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当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周恩来说，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就是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表示感谢。这就是无法估量的援助。但周恩来记不起来是谁把这情报给他的。他记得，当时得到情报后，他马上发电给中央，中央转告了苏联。周恩来说这番话时阎宝航在场，会后阎宝航把自己1954年写的一份密件交给周恩来。这封信详细谈到了他当年根据周恩来指示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亲笔作了批示，对阎宝航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阎宝航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1941年1月，国民党配合纳粹德国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之后，反苏反共的形势极为紧张。就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这个任务，由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同志（1949年出任苏联驻华大使）直接领导。罗申同志对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和具体要求，并商订完一切技术问题，对我说，鉴于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暴行形势日趋恶化，我们苏联大使馆随时可能撤退，你必须作好和我们直接通讯联系的准备，为此你必须掌握一部电台，必须准备一批技术交通人员。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掌握了一部电台，并找到了发电技术人员（我的小同事）。张志敏同志曾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交通人员有张志敏的爱人纪华同志、高维升同志及沈慧（女）同志等3人。密码则由我的大女儿阎明诗（党员）学习掌握（由延安回重庆养病，好以后开始工作）。工作范围很广泛，凡有关国民党军人及匪帮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均在搜集研究报告之内，而且要求作到迅速详实。因此工作有时很急迫紧张，可以说绝大部分都经过努力，完成了任务。最感困难和危险的是电台的安置隐蔽和使用，四年多时间中曾转移两次，周密布置煞费苦心。

　　阎宝航在信中提到了他搜集到的两个重要情报，其中之一就是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阎宝航在信中说：

　　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6月20日前后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国民党首要分子于右任、孙科两人均喜形于色地透露于我这个消息。我立即简单作了报道。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当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道约在一个半月以前。报道事实证明不久以后，罗申特别请我吃饭一次，当席对我伸出大拇指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我笑说：“真的吗？”他说我敢随便说谎话吗？又说：将来你要到苏联去，你的儿女们将来都可去学习，我可负责供给一切，云云。

　　获全套关东军绝密材料，

　　阎宝航举重若轻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前夕，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这位学数学专业，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分析，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这一情报上报上级特务机关的过程中，被阎宝航获知，阎宝航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在苏联将阎宝航提供的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傲慢的美国海军将军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但是，12月8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为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应该说，这是阎宝航从事秘密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为他的一生增添了一笔精彩的亮色。

　　为了搜集情报，阎宝航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条件和场合，开展活动。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西装革履地出现在美军俱乐部；有时则打着“V”字手势去搭乘美军汽车；有时又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约会在赌场。有一次，地下组织的情报送迟了，误了接头时间，阎宝航利用警方拦住郊线客车进行“检查”，亲自把情报交给车上的地下交通员。他结识了美军部战略情报处中校处长贝德，并成为朋友。当时，大明实业老板萧振瀛为了售给美军酒精以牟大利，对美军极尽拉拢之能事，曾先后宴请美军司令赫尔利、魏德迈及其总部高级军官，阎宝航以经理身份出席宴会并作翻译，从此与贝德交谊甚厚。贝德曾与其机要秘书奸宿于萧振瀛之乡间别墅，以阎知密，对阎表示特别好感，他先告之阎宝航，美军在云南开远地方训练一批人员，准备送到山东沿海一带日军占领区作情报工作。训练内容为跳伞、电报密码及射击等。并请阎介绍可靠青年参加训练。阎宝航以“借水养鱼”，也无不可，遂经请示组织同意。1945年夏，达光、李藩、董佩霖、张世泽、丛林等6人，由阎宝航带去介绍给贝德转送昆明接受训练。这些人受训期满时，日本已宣布投降。组织上把这6人送到西安，接受阎宝航的派遣，遂分别潜赴华北及东北各地活动。

　　自侵占我东北之后，日本就把东北作为其侵略全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据地，苦心经营。经济上，日本各大财团迅速到东北设厂，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军事上，以重兵驻守，关东军是日本侵略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日本侵略军的总预备队。在侵略中国的各大战役需增援时，宁肯从日本国内调动兵力，也从未动过关东军．即使在太平洋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兵源枯竭，日本国内不得不把应征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的情况下，驻守东北的一百万关东军也未调出一兵一卒。与此同时，日本还把入侵东南亚立下战功、被称为“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中将调任北满驻军司令官，以增强防备。日本军部甚至准备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仍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足见其对关东军的倚重。就是这个令美、英望而生畏的关东军，其在我东北地区详细部署的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花名册等全部机密材料，都被阎宝航拿到了。

　　阎宝航在1962年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也提到了他当年得到日军情报的情况，他写道：

　　约在1944年夏季，我从蒋匪军委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手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一全套内部机密材料，交给罗申，迅速照相，三日内交还。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是有帮助的。

　　此外，我曾介紹李正文同志（现任高教部政治司副司长）给罗申，到上海担任京沪一带的情报工作，并给他布置了掩护关系，李正文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当年的知情人罗青长对阎宝航获得这个情报的叙述和评价，应该是最有权威的见证了。他说，这是一份无一不备的书面材料，阎宝航同志却从“友人”处借阅三天。周恩来同志看到后即令我党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如按图索骥一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把日本这个王牌军彻底摧毁了，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由于苏联进军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保证解放之后能够很快恢复生产，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

　　关于阎宝航如何得到这方面情报的说法很多，但最权威的说法应该是他自己。他在给周恩来关于他担任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的信中，明确地说明过这个问题。原来，他是从国民党军委第三厅钮先铭那里得到的。钮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曾留学日本。阎宝航对钮说，他一直注意日本关东军的情况，想借日本关东军的详细资料研究一下。就这样，他轻松地把这份材料借到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