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云

　　

　　1946年9月1日，《观察》出版，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出了储安平的预料。

　　关于《观察》的读者，储安平当初的定位是高级知识分子，《观察》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高级刊物。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1948年8月，储安平在为《观察》第四卷所写的报告书中，对刊物的读者构成照例进行了说明：“本刊的主要读者约可分为三类：即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务员（包括军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这向来有的三种主要读者以外，这个刊物的影响已向多方面放射出去。政府高级官员的阅读本刊，已极普遍。我们并不是说，政府高级官员阅读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讲到后来，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军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广大职业群众，这些群众平时甚至可说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现亦接受本刊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储安平当初曾明确指出，在《观察》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它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但是，1947年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刊物》一题，试卷上反映绝大多数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过《观察》。可见，这份刊物确实已经打进了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抗战时期跟储安平在湘西一起办过报的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综合发行量、发行区域分布、读者结构、社会影响力等因素，《观察》岂止是“比较成功”？说它办得“非常成功”也不虚妄。

　　《观察》的成功还体现在它的经营业绩上。储安平他们原定《观察》的试办期为一年，一千万元的本钱赔完，就关门大吉，因为办刊物照例是赔本的。谁知半年后周刊社的账面已超过两千万元，刊物可以自给；到1947年9月，周刊社盈余两亿三千三百万元，一年间竟赚了二十倍！要知道，《观察》的收入主要来自发行，广告所占份额微不足道。在没有任何党派、财团支持的情况下，《观察》这样的纯粹民营刊物，仅仅出版一年竟达到如此好的经营状况，让储安平始料不及，也大大增强了他坚持刊物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的信心：“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观察》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倡行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之自由主义思想，赢得了众多自由知识分子撰稿人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当然，作为刊物的主编，储安平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任事敬业、严于律己的精神品质，于《观察》的成功也大有助益。

　　《观察》每年出版两卷，每卷二十四期。在每卷的最后一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撰写一篇“报告书”，向大家报告半年来《观察》的发行、财务、编辑等情况。储安平一共为《观察》写了四篇“报告书”。第五卷出至第十八期被国民党查封，没有出满，自然就没有总结报告；第六卷为复刊后的《观察》，基本方针已变，他也就没有像前四卷那样为其撰写“报告书”。储安平所写的“报告书”，内容非常丰富、详细，诸如《观察》的每期发行量，订户地域分布及职业分类，纸价、刊物定价、邮资、排印费用、稿酬的变化，甚至还有编者的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观察》、研究储安平心路历程的最重要的材料。可以想见，储安平当时撰写“报告书”肯定花费了不少心血，因为其中包含的大量数据、图表，绝非一时可以完成。储安平对《观察》及其读者、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实让我们肃然起敬。

　　储安平本来是《观察》的主编，主要任务为选编稿件。但是初期周刊社人员少，事务工作无人承担，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事务方面，实际上等于是在主办这个刊物：调度款项、核对账目、管理人事、购买纸张、兜拉广告、设计版面、校阅大样，以及对外一切交涉，都由他负责并具体操持。自从《观察》创刊后，储安平每天工作的时间，平均在十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多至十三个小时。除了办《观察》，他还在复旦大学政治系、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等课程——复旦大学教授是他这一时期的正式身份。第一卷出完后，昔日一块儿在重庆编《客观》的吴世昌复员东下，协助他编辑《观察》并分担一些事务性工作，储安平的工作强度才有所减缓。可以说，在当时纸价激涨等诸多因素均不利于民营报刊的情况下，《观察》能够不脱期出版，这与储安平任事坚毅、勤劳敬业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的律己之严，也值得我们敬佩。在经济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干净”，在良心和人格上绝无弊端。在筹备刊物时期，他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甚至刊物开办的时候，也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为节省支出，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所有比较大的支出，比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他亲自办理。储安平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一是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業，信用和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二是要践行言行一致的基本思想：“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思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得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

　　身为《观察》的主编，储安平完全有机会借助这份广有影响的刊物，为自己谋取私利。但储安平没有这样做，为保持刊物的超然地位，避免刊物成为个人活动的工具，他从不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和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能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私人利欲的目的”。

　　尤为令人钦佩的是，储安平能够在困境重重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沉着的办刊心态，这与他作为独立的撰稿人，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对当局的愤激之情颇为不同。

　　《观察》是一份“要对国事发表意见”、“评论时事”的刊物，这种性质注定了它无法逃避也不会逃避现实。因此，时局愈艰危，刊物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就愈大。然而，《观察》创刊后，当局措置乖戾，国事糜烂窳败，它所生存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在1947年5月学潮的一段动荡环境中，《观察》“几乎每一期都是处身于死亡的边缘”。同年10月下旬出版的第三卷第九期，刊载的《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引起国民党上海领导人的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遂于11月初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刊物虽然没有被查封，但是储安平的个人安全因此而受到威胁，被迫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

　　除了政治危机外，还有不断增大的经济压力。虽然《观察》创刊一年后即实现了盈利，但是各种开支的激增还是让储安平“最透不过气”。在各种开支中，纸张是最大的一笔支出。第一卷结束时，纸价还没有超过五万元一令，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印时已涨到十五万元左右，短短半月内上涨三倍以上；第二卷结束时涨至三十二万元，第三卷时曾冲至二百三十万元，第四卷第二十四期时则飙至四千二百万元一令。《观察》的用纸都是向市场零购，纸价的激涨对于它实在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打击。另外，排印费、装订费、稿酬、同人薪金等支出，在物价飞涨之下，都无一例外地“水涨船高”。

　　但是，日益严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压力，并没有使储安平懊丧、躁动、退缩，甚至放弃；他一如既往地“以单纯应付复杂，以沉着克服困难”。在《观察》“报告书”中，我们始终能够读出他那种宁静平和的心态：“这半年是一段风暴的日子。无论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都使我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是我们虽然精殚力竭，然而心情却极宁静。”“这半年真是一段熬炼人们灵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机，一面是经济性的压迫——后者尤较前者使我们疲惫吃力。但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风险，经费如何艰难，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掌住舵、沉住气、向前撑。我们相信，这还仅仅是遭遇困难的一个开始，更大的困难也许还在后面。”1947年11月11日晚，储安平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决定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到外面寻觅一宿。深夜11点钟，踽踽独行的储安平经过外滩，“想到这地方白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何等热闹，而这时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构成了一幅凄凉的人生画图时，我心中亦宁静雍容，既不悲伤，亦无忧虑”。

　　那么，储安平何以有如此宁静平和的办刊心态？他在《观察》第三卷“报告书”中的告白，应该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一个风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终照常工作；编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纵有波折，我们的心境始终宁静。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

　　储安平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无私者无畏，无畏者坦然。也许，正是由于储安平的这份坦然，《观察》周刊才能够持续出版两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