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俏

　　

　　蛇口镇上的“港客”

　　1978年11月22日，袁庚领着香港远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张振声、招商局发展部经理梁鸿坤等人坐车北上来到深圳河，走上架设在河面上的木头桥——罗湖桥。桥面上，用红色油漆画上的一条粗线，便是当年的中英分界线。袁庚越走心情越沉重。张振声、梁鸿坤也面色铁青。在香港这边，山头的岗楼上飘着英国米字旗，英国兵如临大敌般地面朝北边的边陲墟镇深圳。在九龙海关验证进入深圳地界，走到罗湖车站的五星红旗下，他们感到气氛紧张得随时都可能发生爆裂。车站内外，边境线上，深圳河畔，到处都是边防军，一队一队牵着军犬、荷枪实弹的巡逻队伍走来走去。还有众多持枪带棍的民兵、戴红袖章的干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临近年底，逃港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

　　袁庚带领张振声、梁鸿坤等人到达广州，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田夫等人，在省革委小会议室开会商议建立工业区一事。

　　袁庚是前些日子才与刘田夫在电话里联络上的。互道姓名后，一对久违了的老战友开怀大笑，都很开心。这次见面，在经历了“文革”动乱，“十年生死两茫茫”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能完整地活到今天，能继续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真是不容易啊！袁庚百感交集中，直奔主题，当即汇报说，中央批准了交通部关于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招商局致力于发展工业，同时进行多种经营，苦于香港地价奇贵，成本不菲，想在广东沿海选个地方发展与航运相关的工业与后勤服务项目。

　　刘田夫分管全省工业建设工作，立即乐呵呵地表示了赞同：“太好啦！太好啦！”他感到十分振奋，袁庚的点子很有胆识，很有气魄，竟然与广东省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个时候，广东省正在酝酿如何利用毗邻港澳优势发展广东经济，开始计划在宝安县和珠海县树立样板搞试验。听完袁庚的汇报，刘田夫高兴地表态：“你们搞吧，你们搞！我同意就是了。”

　　袁庚问道：“刘主任，你觉得在哪里搞好？”

　　“你还问我？”刘田夫笑指袁庚，“你是两广纵队的啊，搞的就是情报，你清楚就是了！”

　　“在哪里搞？”张振声有点迫不及待。

　　“就在宝安搞嘛！”刘田夫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看法。袁庚心里呵呵地笑了起来，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会上，双方原则上同意在广东省沿海附近选择适当地方作为招商局发展工业用地，为招商局工业区，将由招商局参考香港的做法进行管理。双方商定，在交通部部长叶飞下个月出国考察经香港到广州时，就此事再作进一步商讨和决定。

　　12月下旬，叶飞途经香港，袁庚抓紧时间当面向部长汇报了与广东省商谈的情况。叶飞支持他的构想，表示到广州将会正式建议以交通部的名义与广东省联合上报中央。12月18日，叶飞与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招商局总经理金石与刘田夫等人商谈筹建工业区问题。叶飞建议根据商谈情况，联合向中央写报告。12月21日至23日，袁庚派金石率领张振声、朱士秀和香港友联船厂总经理陈松等人组成考察组，在广东省及宝安县相关领导陪同下，前往蛇口、沙头角、大鹏湾三个公社实地考察。24日，金石一到广州，即向刘田夫等领导汇报在宝安县三个地方实地考察的情况，正式提出选择蛇口公社兴建工业区。刘田夫同意招商局意见：“招商局是交通部驻港机构，不是资本家。对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交通部已有文件，且经中央批准。应放手让招商局干，先干起来再说，然后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招商局干起来了，对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两天后，1978年12月26日上午。云淡风轻。招商局的“海燕八号”交通艇自香港中环码头驶向蛇口公社。袁庚赴港任职不久，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招商局的船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任何手续，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有利于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自由往来于粤港两地的招商局船队，将是编织两地繁华的金梭银梭。

　　今天，他要到蛇口进行实地考察。

　　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拆下后运过来的旧机器，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

　　逛完老街，郑锦平又领着他们抄近路走到白坭湾，也叫五湾。这是一个周末，修船厂空无一人。对岸新界的群山近在眼前，上白坭一带的房屋历历在目。修船厂两侧沙滩旁，有一条台湾相思林、木麻黄树和蓬草杂生的地带，微风吹拂，发出瑟瑟声响。海滩上到处是垃圾和养蚝人丢弃的蚝房。

　　“郑书记，”袁庚问，“你们公社有多少人？”

　　“这里没人啦！”郑锦平吸了一口烟，轻轻地吁出一口气，“这里是荒滩，只有一条泥巴路通向深圳。后生仔都跑到对面香港去了。”

　　1969年外逃风盛的时候，郑锦平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蛇口养蚝场场长。一个300多人的养殖场，一天偷渡者竟有30余人。1973年，郑锦平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例行巡视海岸线，从后海海岸到赤湾沿线，七八公里的路程，最多时一次曾经发现8具尸体。他原本想告诉袁庚，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类说教只能是自欺欺人。这边劳动一天的工分值只有几角钱，香港那边打零工一个月赚2000多元港币，差距实在太大。

　　“怪不得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了。”袁庚摆摆手，不让郑锦平再说下去。如果这是噩梦的话，就让它赶快过去吧！我们如果用“经济边防”代替“政治边防”，等蛇口的经济搞上去，外流偷渡的人自然就会回来的。他回过头去看着身后的海湾，堤岸上荆棘丛生。他将目光从郑锦平移到朱士秀身上，把话题引开说：“我同意你们几个的观点，这地方不错，容易开发，收效快。”

　　其实，总经理金石在广州向刘田夫汇报选址意见前后，就向袁庚征询了意见。今天，他再次提出同意在蛇口搞建设，实在是害怕郑锦平继续唠叨伤心事。金石向刘田夫汇报蛇口的五个有利条件是：（1）靠近电网，有用电之便；（2）有白坭水库供应饮用水；（3）占用农田不多；（4）靠近蛇口镇，便于生活供应；（5）水陆交通都还方便。朱士秀听袁庚夸蛇口不错，趋前一步说：“袁董，三地比较，工作组初步认定蛇口。盐田水深港宽，宜建深水港，大亚湾海域辽阔，环境也佳，这两处淡水与电力都比较缺乏，交通不便，开发工程艰巨，投资巨大。”他清了清嗓子，略微放开了声音：“这里的白坭湾与虎地（即六湾）两处海滩较易开发，蛇口还计划兴建发电厂，可望就近供电——”

　　“这个海岸边还可以兴建码头，利于船舶通航。”袁庚一踏上这个码头，就看出这里蕴含的商机。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忽然有一种欣慰，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遇上知音般的心灵熨帖。“这里不是有个修船厂吗？我们要让这里活过来。”

　　下午，这帮“港客”在各处看了看，然后沿着海滩走向渔民码头，准备回香港。袁庚挽起裤脚，走向海边，海风轻梳他纷飞的思绪，激情在风中渐渐平复下来，考虑得更细致、更具体了。他在想，他们的报告中央会不会同意？原先叫后勤供应基地，现在改为工业区，字面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致，上马后会不会半途而废？他不是多虑。他当然明白，在中国，改革家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呢？从商鞅变法到康梁维新，都没有好下场。袁庚相信，大战在即，作为挂帅的大将，他更多地考虑负面因素，不是他缺乏自信，而是自己更加成熟起来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日后在蛇口蓬勃展开的一场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工业区实验，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对中国现存的经济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反叛与影响……

　　李先念：

　　“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招商局代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起草的联名向国务院请示的报告，袁庚请朱士秀写了第一稿。1979年新年期间，袁庚把自己关在职工宿舍，在金石修改的基础上，绞尽脑汁修改、补充、推敲这个报告。元月3日，在招商局领导班子会议上，几经讨论通过后，袁庚说要快，要抓紧时间送广东省和交通部修改、审定，越快越好。

　　这份《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作用。工业区的建设项目初期有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拆船厂、氧气厂、玻璃纤维厂等；基础工程的建设也由招商局负责投资。报告提出，工业区可作为宝安市区的一部分，但其建设和经营管理体制则由招商局负责。招商局将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进行管理。此外，还提出工业区有关人员的出入边境签证手续应从简，有关建设、生产上使用的物资进口及产品出口应参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免税放行等。

　　在对报告反复斟酌的这几天，袁庚简直有点焦虑不安。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迫不及待，是时不我待。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刚过，春天就要来了。他交代把报告带到省、部去送审的张振声、梁鸿坤必须注意的各种事项，嘱他们马不停蹄，祝他们马到成功。

　　元月4日：张振声、梁鸿坤赶至广州，与广东省革委会副秘书长陆荧及杨青山等领导商谈修改意见，随即飞往北京。

　　元月5日：上午，张、梁向交通部副部长兼招商局董事长曾生汇报，曾生审阅修改后交给二人飞回广州。下午，文件送到省革委会，刘田夫当即审阅签批：“拟同意，请全国同志、定石同志阅示。”

　　元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曾定石先后审阅该文件草稿，签批“同意”。当日，广东省革委会予以签发。

　　元月8日至18日：招商局在香港雇请建筑技术人员赶往蛇口，对陆地的地形、水文、地质状况进行勘测，同时派员对海域的水深、流向、海床地址进行探测，并绘制出工业区布局的草图。

　　元月9日：广东省革委会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打印成文。

　　元月10日：招商局派专人将《报告》送交通部部长叶飞签发后呈送国务院，并报党中央。

　　元月12日：袁庚在招商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即将成立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负责蛇口工业区筹建工作。

　　果真是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果真是急性子，甚至全然不顾“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官场规则，在中央还没有批下报告，也不知道会不会批下来的情况下，袁庚就敲敲打打地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

　　1月26日，叶飞以急切的心情给李先念副主席去信，请他抽空听取袁庚汇报并给予指示。叶飞写道：

　　李副主席：

　　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我访问西欧荷、比、西德三国结束后，在返国时经过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天，看了一下在香港的招商局所属单位，并听取了航委同志汇报，他们的工作正在开展，局面已开始打开，正如您的批示所说的，确实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袁庚同志（招商局副董事长、港澳工委航委书记）现已由香港回京度春节并汇报招商局工作情况，知道您对香港招商局工作很关心，希望您能抽一个空听取袁庚同志汇报并给予指示。我由香港回国经广州时，已与广东省委商妥在广东宝安地区建立一个招商局的工业区，我部已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名写了一个报告呈国务院，请您审阅，如可行，望即批示，就可以动手去干了。顺致敬礼，并贺春节！

　　叶飞

　　1月26日

　　按国务院春节放假通知，1月31日，大年初四，结束春节假期，各机关单位上班。就在这天，袁庚接到通知让他进中南海汇报。

　　1979年1月31日上午，袁庚早早来到交通部大楼，将准备好的资料收进一个两年前从荷兰鹿特丹买来的灰色文件夹里，看了看时间，9时整。他内心有点紧张，却又被渴望所填满。

　　9时30分，一辆交通部的黑色红旗牌小轿车载着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两人，穿过长安街，向中南海方向飞奔。

　　10时整，袁庚和彭德清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穿越走廊时，袁庚留意到，李先念办公室门前的一株腊梅树已含苞吐蕊，空气中漾起一丝清甜的气息。在李先念办公室，李先念正与先到的谷牧谈论着什么，彭、袁二人立即趋前向两位首长拜年。袁庚略显拘谨。

　　李先念首先询问招商局的情况，袁庚的汇报就从招商局的百年沧桑开始。

　　袁庚从灰色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顺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寻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着李先念手中的铅笔，在地图的左上角，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30平方公里！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开发那一大片土地所需要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300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袁庚解释说，《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而提出来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李先念说：剩下的就是要缴税的问题。广东拿了百分之三十，其实就是缴税。

　　李先念翻阅着交通部与广东省的《报告》，问谷牧道：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说：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李先念爽快地表态：“好。我批。”说着，他用袁庚原先递给他的铅笔在《报告》上做出批示：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

　　1979年1月31日

　　接着，李先念说：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创收外汇……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向中央领导汇报标志着袁庚进入了一个崭新世界。11时50分，回程的车上，袁庚一直看着李先念划过的那张地图，原先勾勒出南头半岛的铅笔印已经用橡皮擦擦浅了一些，但仍可清晰地看出“圈地”的痕迹。重新在蛇口南部所划的粗短线条，就像决战时的总攻命令，非常激动人心。袁庚的心情既惊喜又愉快。车窗外，冬日的阳光正酽。

　　邓小平支持下，

　　中国经济特区诞生

　　李先念作出批示的48个小时后，2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西皇城根一个大院内，工作雷厉风行的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人员刚到齐，谷牧便开了腔：“香港招商局原来想在香港建厂，受条件限制，他们已经和广东省委商量好，要在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地区开设工厂。在这里建工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待遇，进出自由。他们的分红办法是给广东省三成，给资本家三成，招商局得四成。就是我们合起来占七成。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作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会议的结果要写个报告。”

　　谷牧将目光转向袁庚：“下面由交通部的袁庚同志作个说明。”

　　袁庚向众人简略地介绍了前天向李先念和谷牧汇报的情况，接着说：“我们香港招商局已有107年的历史，对比英国香港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来看，我们已经错过了发展时机。目前，香港地价之贵仅次于日本银座，以中环地区为例，一平方英尺要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500元以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力贵。因此要按中央《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批示来做还有不少困难。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要充分利用我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专利、全套设备，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和香港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这个问题后来经过叶飞部长和广东省委共同商定了方案，即《报告》的内容。进出口免税问题要中央定才行。”

　　谷牧插了一句话：“也就是要‘自由化嘛!”

　　袁庚接着说：“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以企业利润分红来说，我们和广东省合共可以控制70%。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包括职工公共福利等）。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个钱，我们要求财政部10至15年免税，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谷牧说：“袁庚，你把想要办的工厂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袁庚点了点头说：“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设备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袁庚表示：“我们希望各个部委给予我们相应的支持，让我们能够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支持我们尽快搞起来！”

　　袁庚的话音未落，激起一片议论之声。有关负责人从各自分管工作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问题。有些谷牧作了解释，有些袁庚做了回答。会议热烈、活跃，充溢着少见的激情。当然，在这项全新的议题中，有些问题一时无从解答，无法说清。

　　主持会议的谷牧挥了挥手，果断地打断了议论之声：“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了。大家都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照此办理起来。”

　　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会上，谷牧先后三次提到邓小平关于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的意见，这使袁庚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对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创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他在会上所说的解决招商局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棋盘上让招商局先走一步，做一枚过河卒子，探探路子，打一场侦察战。在这以后，一直到他从招商局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前，每每想到这一层，便有责任重于大山的感觉。

　　交通部迅速组建了一个34人的工作组前往蛇口。从2月11日开始，张振声、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许智明陪同工作组在蛇口实地勘察，规划基建项目。同时，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也派出以设计室主任陈金星为首的工程技术小组进驻蛇口，工程勘测、设计工作有条不紊地渐渐展开。

　　让袁庚心情激荡的是，就在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中下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筹建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春潮开始从南海之滨聚集力量，汹涌澎湃地冲击着闭关守旧的中国。

　　1978年底和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袁庚欣喜地获悉，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张勋甫为书记，方苞为副书记。3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万恶的资本主义会如洪水猛兽般涌进来。

　　但是，广东省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即与习仲勋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议题，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定“试办出口特区”方案。1980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