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

　　假若政府说要给大家加薪，反对者大概不会多。记得七年前，前任政府总理朱基曾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承诺任期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一言既出，台下顿时掌声雷动。那天听讲的除了中央党校的教员，再就是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学员。掌声热烈，说明加薪是普遍要求，众盼所归。

　　是的，希望加工资，人之常情。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然而人们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过去搞计划经济，缺吃少穿，不承想市场化改革没几年，当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内需不足。温总理讲，当前扩需的重点在消费，我赞成。可要拉动消费，必须提高人们的收入。收入不增，扩需无疑是画饼充饥。正是从这个角度，所以中央强调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举措。

　　政府有意加薪，大家也欢迎，可为何一直雷大雨小，迟迟不见有大的动作？北京市几年前就已加薪，而国家机关却至今按兵不动。有人说，是因国家财政没有钱。我的看法，问题不在钱。这些年，财政收入以30％的速度递增，去年达50000亿元，怎会没有钱？依我看，政府的担心是给公务员加薪后，企业职工的工资加不了会引发矛盾，导致社会不和谐。

　　加薪的困难的确在于此。公务员加工资是财政拿钱，政府可以拍板；可职工工资是由企业发，加不加薪政府说了不算，要由企业视效益定。若如此，干部要是加了薪，职工没加，收入差距拉大，群众怎会没意见？《羊城晚报》记者曾采访我，问我是否赞成公务员加薪，我回答“赞成”，并细说了理由。不料专访刊出后，回声四起，每天都有读者来信质问我为何心里只有官员而没有百姓。

　　天地良心，我一介平民，怎会心中无百姓？问题是，那天记者只问公务员该不该加工资，至于职工和农民，记者没问，我就没说。其实我的观点，最该增收的，是农民和职工。倘若政府有钱，应先替农民建社保和给职工加工资，然后再给教师加工资。若还有钱，最后给公务员加。公务员工资是应该加的，不过在次序上不该先于工人和农民。我想这也是政府的考虑，不然，公务员加薪断不会久拖不决了。

　　细读“十七大”报告，不难印证我的揣测。比如关于农民，中央说，要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而对城镇职工，中央则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为农民建社保，只要财政愿拿钱，此事不难办。难处理的是城镇职工，职工工资不由财政发，即便财政肯出钱也未必能加到职工头上去。

　　举例说吧。一家企业，初次分配会将收入分成三块：职工工资、企业利润与国家税金。收入总量一定，内部结构的变动则此长彼消。比如按中央的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工资）的比重，那么利润或税金就得降。减少利润，必将抑制投资，增加失业，因此，利润不能减。若利润不减，工资要提高，剩下的办法只有政府减税。难题在于，政府减税后，企业不给职工加工资怎么办？谁敢保证，企业会把政府减税变成职工工资而不是利润呢？

　　近来我前思后想，夜不成寐，而最终想到的是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为何要如此？说起来其实简单，最低工资有杠杆效应。若将最低工资提高，所有职工的工资都得提高。比如张三是普通职工，月薪800元；李四是技工，月薪1000元。假定把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元，那么张三的月薪则从800元涨至1000元，而李四的工资就得高过1000元。否则，李四有技术而工资不加，必会辞工走人。技术工人留不住，会影响企业竞争力。两害相权，雇主当然要选择加工资。

　　值得注意的是，对提高最低工资，目前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本人也曾说过，提高最低工资会挤占企业利润，排斥就业。当时我那样看，是基于政府不减税。若政府减税，情形则另当别论。试想一下，提高工资的增量若不是来自利润而是来自政府减税，企业毫发不损，雇主怎会不肯加工资呢？政府让利给职工，顺水人情企业为何不送？相信雇主不会那么蠢吧？

　　由此可见，提高最低工资能否带动全面加薪，关键在政府是否减税。党的“十七大”报告说，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我体会，言下之意就是要让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中央一言九鼎，而且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现在就看政府如何去落实。从数据看，去年财政收入增长30.3％，而居民收入增长不及9％，扣除通胀后会更低。因此适度减税为职工加薪，让群众分享发展成果是人心所向，政府绝不可无动于衷。

　　最后，让我总结本文要点：第一，当下政府扩需的重点在消费，经济学说，收入决定消费，因此要拉动消费，必须全面加薪。第二，公务员加薪是由财政拿钱，故加薪的困难不在公务员，而在企业职工。给职工加薪，政府虽不能直接办，但可通过提高法定最低工资，让企业给职工加。第三，为确保加薪不挤占企业利润，政府应适度减税。兹事体大，而且刻不容缓，请政府尽快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