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苏轼北迁心态及创作研究

　　王岚

　　(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苏轼是北宋时期，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的领军人物，才气横溢，兼擅众艺。苏轼在仕途数十年，几经入出朝廷，曾经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而被贬的期间往往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本文主要理清他被贬黄、惠、儋缘由，在此基础上探究他北迁以及北归的心态，以及此时期创作的内容。

　　北迁；心态；了悟

1 苏轼北迁缘由

在公元1085年，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年，高太后垂帘听政，担任宰相的司马光重新组阁启用苏轼，回到朝廷后快速晋升为三品大员。而此时的他，在经历了被贬黄州的困顿，为了生存而躬耕东坡之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百姓的困苦。所以，当他重回朝廷，面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甚至连有利于百姓的方面都要废除时，苏东坡又与当权者司马光站到了对立面，提出了“较量厉害，参用所长”的观点，即实事求是。指出有利于百姓的新法就应当使用，不利于的才应该废除。正如朝云所评价他 ：“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后因不愿继续参与党争而请求外任。到杭州为一方长官，潜心为老百姓做实事。比如 ：疏浚西湖、治病救人等等，深受杭州百姓爱戴。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又被中央朝廷起用，官至礼部尚书。可是这一次，苏轼又卷入了政治漩涡，与得势的章惇政见不合，被贬官至岭南之外的瘴疠之地惠州。苏轼贬至惠州时，只有朝云一人陪伴，在两年之后，朝云因病去世。至此，苏轼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黑暗。公元1098年，又被贬官至环境更加恶劣的儋州。这时，苏轼看到了中央王朝的意图，深深地感到自己北还无忘。

2 北迁心态的转变

苏轼在外任和在朝时期，有着不同的生活态度。与李白的浪漫洒脱不同，也与杜甫的忧国忧民不同。他在朝为官优先考虑百姓的利益，他被贬时懂得调适自己，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百姓与国事。尤其是他在被贬之后，他的经历让他的精神境界更加的丰富。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生空漠之感的旷达，这种旷达是建立在丰厚理性精神上的智者的大觉悟。在宋代哲学上自成一派，为“蜀学”之代表。

　　他的文学创作、为官之道、生活之道都让人敬佩。虽然此时他已经年迈，但是当他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归重返中原，士大夫们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苏轼。元祐大臣纷纷起复，唯有苏轼兄弟仍领宫祠闲禄。就才识、资历和声望而言，在幸存的元祐大臣中，苏氏兄弟实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士大夫们都认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度，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郑侠以上古贤相傅说比苏轼，期望他“衣被华夷”、“霖雨苍生”，黄庭坚写诗道 ：“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髯翁”。黄庭坚坚定地认为，朝廷发布新政，苏轼得到重用乃理所应当。面对外界热烈的期盼，苏轼在《次韵郑介夫》中却回答道 ：“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突出表现一个“闲”字，是他经历黄、惠、儋后心态主要由困顿、孤寂像一种通透、了悟逐渐转变。他在惠州时期，写出了《荔枝叹》这篇让人称快的诗篇，通过追思贡荔之害，实际直指时政的腐败现象。在儋州时期，虽然生活困顿，仍在蛮荒之地传播文明，使当地有了朗朗书生，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符确，在大观三年1109年中进士。现在儋州仍有东坡书院，甚至连儋州的渔民出海劳作戴的帽子也叫东坡帽，可以看出他与百姓的亲密联系。在《自题金山画像》 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形容自己形为槁木，心如死灰后，强调的是在去掉“形”后，而获得大自在、大快乐，去妄明心，才能体悟自身的本真。

　　所以，综上所述，苏轼从被归到北归心态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过渡，面对大家希望他再次为官的热切期盼，他以一个“闲”字作答，在笔者看来，他并不是不关心百姓，只是不想再次卷入政治漩涡，但却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百姓，去揭露社会的黑暗，脚踏实地的做实事。

3 北迁与北归创作的内容及风格

纵观苏轼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两千七百多首诗。其中，苏轼的北迁是他创作生涯的丰富期，此时期的作品量丰富，研究者甚多，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生活纪实、情感记录、实事评论等几个主要的方面。本文在此着重分析其北归时期的创作内容及其风格。北归时期是他生命接近终结的时候，诗歌创作大概只有一百余首。也因为是一路北还，每到一处便有喜欢苏轼或老友相迎，所到之处留下一些题跋以及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但这一部分作品虽然量少，却是苏轼经历了大起大落后的成熟作品，是苏轼生命情志的体现，是苏轼人生的总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不知道苏轼过往的经历，没有阅读过他之前的作品，是不可能理解他最后这时期的作品。此前的一部分苏轼研究者，在评价他黄、惠、儋三个被贬时期的作品时，认为他的创作都体现出了一种旷达。笔者赞同此观点的同时，也认为他北归时期的创作风格也同样的体现出了旷达。但是，这一种旷达与以往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至少可以归结为旷达的升华，人生的了悟。王水照先生在考察了苏轼一生的仕途后，归纳他三次贬谪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为黄州—乐、惠州—悲、儋州—旷三部曲。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把北归时期归纳为一个“悟”字，表现为在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对人生价值的彻悟。

　　[1]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 孔凡礼.苏轼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1998

　　[3] 苏轼.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4] 王水照 .苏轼研究[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95

　　[6] 林语堂 .苏东坡传[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王岚(1992.07-)，女，土家族，重庆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名称：苏轼北迁心态及创作研究。项目编号：cx2017S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