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师范大学 安徽 安庆 246011)

　　重压下的“分裂” ：论小说《人到中年》的女性书写

　　许加林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安庆246011)

　　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大多倾向于被叙述对象的年轻化，年轻女性的被关注度持高不退。小说《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则把目光倾注到“中年女性”的身上。女主人公陆文婷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织中展现着新时期女性的生存姿态。谌容在张扬女性自主精神的同时，也引导读者关注转型期女性身份的艰难处境及其异化现象。

　　陆文婷；中年危机；生命关怀；女性；分裂

　　“人身依附、逆来顺受，一直是传统女性最顽固的精神痼疾。这种病态人格和悲剧性格的形成，是男权中心社会千百年来长期性别歧视和性别压抑的最直接的恶果。”[1]87受长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女性对自我地位的失落感似乎总是附着于他者之上而在新时期，女性逐渐摆脱了禁锢，在现代觉醒的呼声中更新了对自我的认知，社会角色有了全新的定位。小说《人到中年》中，作为眼科医生的陆文婷，被生活和心理的诸多重负压得几近崩溃。女性刚在男女平等的呼唤声中得到了可喜的回应，如今又要鼓起勇气开始再次寻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新定位。

1 事业与家庭上的两难

褪去性别秩序和性别文化的外衣，作家谌容重塑了中年女性对于生命意识的关注。小说《人到中年》中，身为医生的陆文婷遭遇了多重的危机。

　　“中年人工作上担子重，生活负担也最重，身体素质一年不如一年。”[2]6陆文婷对于工作的投入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她对于家庭的投入力度。好友姜亚芬的一句“文婷，你小孩的肺炎好了吗?”[2]更是令人心酸。医生的工作属性使得她无暇顾及家庭，连孩子生病也无法抽身照顾。陆文婷的身心分裂后陷入一种难以为继的困窘，“在遭遇中年危机的同时，事业与家庭的失衡状态也让新女性并不能真正独立潇洒起来。在社会多重角色的切换中，陆文婷的重负令人心疼。”女性的尊严这一次不是被男性异化，而是遭遇了新时期的思想转型问题，在一地鸡毛的生活背后，其尊严和人格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被无情异化，中年女性的精神世界被压缩成了一张白纸。

2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家乡是地理和文化的，故乡是心灵和精神的。家乡存在于土地，故乡隐藏在心灵……文学写作，就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过程。”[3]传统知识女性在社会转型期间的重负加深了女性的自我分裂痕迹。《人到中年》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两性情感，这种“反身体”的叙述模式使得陆文婷的形象充满了个体的典型特征。女性不再是只会浪漫不求实际的感性集合体，她们也会产生理性的焦虑意识。作者在日常叙事的琐碎中凝结了更多对于女性和人生的思考。“由于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使他们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时也带来了性别意识的萎缩与消解。”[4]278一方面陆文婷身上的女性自我觉醒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她是现实生活中的“拼命三娘”，这种独立的本体意识在陆文婷身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另一方面，她的独立性里面包含着病态的思想蜕变。家庭和工作并不应该成为相互对立的矛盾体，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也使得她的中年情感危机四伏。转型时期女性对于自我的重新定位应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社会对于女性是苛刻的，尤其是青春不在的中年妇女，中年女性的孤独感和对于庸常无味的生命的恐惧感被现实挤压在侧。”陆文婷在生命垂危时候，首先唤醒她的是爱情的力量。新的社会时期女性的累厥也在无时无刻不表达着女性成长的艰难。如果退回到家庭主妇的位置，父权话语中心的历史仍不能够被打破，女性自我独立的愿望遥不可及；若是迎合转型时期时代对于女性提出的新要求成为职业女性，家庭生活又难以维系，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被搁置。小说结尾处，“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2] 46女性的艰难不仅是对于转型时期角色转换的艰难，更多的是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艰难。处在传统和现代的两难境地中，女性主体情绪被召回，但她们依旧心灵负担过重，任重道远；陆文婷那句“歇下来多好”也表达了无数职业女性的心声。

　　谌容抛弃了对于两性中情爱叙事的可能，摆脱了性别压抑和性别歧视等惯常叙事，将焦点更多的集中于社会赋予女性身上的多重责任，而非仅仅局限于两性生活中。这一点无疑是进步的。作者抛弃了对传统的贞操、女性玩偶身份等因素的关注，将中年女性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用她的视角将女性隐痛一一揭开。新时期的女性自我思想与时代产生了分裂，生活与理想发生了冲突。“这种分裂与冲突，也就是美学现代性和现代性历史始终构成的紧张关系，这是美学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也是现代性的自我逆反式的反思。”[1]16

3 先进性别文化与“陆文婷现象”

传统女性在程式化的母性与妻性中挣扎，但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悄然移位，女性自我主体性得到了肯定，女性与历史性的撕扯背后，折射出女性的社会承担正变得清晰。虽然性别文化的机制仍存在些许弊端，但是职业女性群体的出现也昭示着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在现代女作家笔下，尤其在现代女性的小说文本世界里，我们发现了女性自我性别主体意识的苏醒和回归，看到了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现代新女性的清晰身影。”[4]31当下涌现出的“陆文婷现象”也为性别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同时也在唤醒着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

　　在现实性叙事的背后，“陆文婷们”正向世界证明着她们并不是别人口中的“次性”，被遮蔽的女性意识最终会冲破压力，在生活“赐予”的重重困境中，女性会收回她们的主体情绪，坚强地完成对自我的确证。

4 结语

作者抛弃了男权叙事，通过对性别文化的书写来建构女性独特的审美情境。处在转型期的女性大多面临和陆文婷类似的生命困惑，虽不再普遍地被囚禁于男权话语控制之下，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女性争取到了话语权，该如何“发声”又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赋予女性的身心重负，对于建构当下有秩序的性别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女性在新时期的命运走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1] 金文野.中国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论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 谌容，人到中年[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9.

　　[3]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上)[M].杨莉馨,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9-10.

　　[4] 陈晓明.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14.

　　许加林(1991-)，女，汉族，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