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

　　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

　　同样的，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秋”。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給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

　　“不是。”

　　“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

　　“没有。”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潇湘妃子摘自《这些人，那些事》（译林出版社）